秦汉时期蜀的经济发展及重要产品

常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又说：“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可见此时的巴蜀还是畜牧和耕稼并行的社会。《蜀王本纪》说：“蜀王从万人东猎褒谷。”常志说：秦昭王时，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作白竹弩于高楼射虎。所以明峥《越南史略》也说：“蜀部族（指蜀王子泮，即安阳王）的材料不多，从旧史知道蜀部族善于狩猎，可以推测蜀部族是以畜牧和狩猎为生的。”秦灭蜀后六十年，安阳王就在越南建国，它和常志说的畜牧狩猎生活情形是一致的。从杜宇时已知务农，又作杜宇城因名杜宇（《艺文类聚》引《蜀王本纪》）。常志说：“开明九世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也是有农业的证明，又有城郭宫室。常志又说：周赧王七年（此误，应为秦昭王二十七年，赧王三十五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可知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昭王三十年乃是张若守蜀取楚巫、黔中，知李冰守蜀必在昭王三十年后。常志说：“周灭后，秦……以李冰为蜀守。”据《秦本纪》周亡在秦昭王五十二年，李冰守蜀至早也不过此年，显然已在司马错浮江伐楚之后二十五年了。但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

《水经·江水注》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成都平原可能在李冰前已有水利灌溉。从近年来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知战国时蜀已有铁器和纺织品。常志载司马错说：“其国（指蜀）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所以《秦策》说：“蜀既属秦，（秦）益富厚轻诸侯。”从此可以窥见在秦灭巴蜀之前，蜀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方面是有高度成就的，它并不落后于七国，这才为汉代蜀刀、蜀布驰名全国准备了条件。

常志说开明九世，“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秦惠王时，蜀“遣五丁迎石牛”。从开明九世到十二世应该有百年，前后服劳役的都是五丁。显然十二世三百余年间，都有五丁服沉重的劳役，可见五丁就不是偶然天降的五个大力士了。《春秋繁露·王道》说：“梁内役其民……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蜀的五丁，想来和梁一样，是一种劳役组织形式，可能是一种奴隶制度。司马错说：蜀“有桀、纣之乱。……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秦策》）。可见蜀当时的剥削统治是残酷的，秦灭巴蜀倒是拯救了巴蜀的人民。明峥《越南史略》说：“蜀战胜了文郎之后，文郎的人民就变成了奴隶。”可见这一个长时期蜀还是奴隶制度，两种材料是很符合的。

秦灭巴蜀，使巴蜀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灭巴蜀是秦惠王，但《汉书·地理志》却说：“秦昭王开巴蜀。”作辕田、开阡陌是秦孝公、商鞅的事，在《秦始皇本纪》中却说：“昭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这只能认为是把商鞅的辕田制度在此时推行于巴蜀。应该是在杀蜀侯恽、司马错再次定蜀以后，秦对巴蜀的改革才能积极进行。商君变法的一切有效设施，秦是可能推行于巴蜀的（秦灭六国，到汉时还有东田存在，可见秦的田制并未在山东全面推行）。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是在秦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实现的。昭王在蜀开阡陌，显然也需要蜀具有相当的条件才能推行。这就不难想见蜀在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已和商君时秦国的情况大致相近。蔡泽说：范雎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蔡泽列传》），这是整治交通。范雎相秦也是在昭王时。《水经注》引《风俗通》说：“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史记·河渠书》正义引《风俗通》亦正相同。常志说“秦孝文以李冰为蜀守”，前面讨论过，孝文王在君位仅三日，不可能有重大的措施，认为巴蜀的开发始于昭王是比较合理的。李斯说：“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使秦成帝业。”说明范雎是法家，是商君政策的继承者，可惜太史公只把他认为是一个游士，那就错了。

常志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栏）。”张若“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与咸阳同制，在当时可算是了不起的规模。也正显示出当时蜀的经济水平。常志说：李冰“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于是蜀沃野千里”。冰“又识察（旧误作齐，依《水经注》校改）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这都是有关经济文化极重大的措施。常志说：“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即工商业者）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项羽本纪》说：“秦之迁人皆居蜀。”《货殖列传》载的蜀卓氏、程郑，都是六国灭亡后来的，他们都是以冶铸致富。到汉时，《贡禹传》说：“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岁费五千万。”颜注：“三工官，少府之属官。”如淳说：“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可见蜀的手工业情形，它的岁用比之长安三工官的岁用要占五分之一。《汉书·酷吏传》载武帝责杨仆说：“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武库日出兵而阴不知，挟伪干君。”可见汉代武库最重蜀刀。《后汉书·公孙述传》载李熊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可见其产量之多。《西南夷传》载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可见蜀布营销之远。近世于朝鲜乐浪郡出土汉广汉工官漆器，更可见当时手工业和商业之发达是如此之盛。《事类赋注》引《丹阳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取市于蜀，而吴亦资西蜀。”这不是偶然的。长安八万八百户，二十四万六千口。成都是七万六千二百户，是当时全国第二大城市。可见在秦时和咸阳同制，不是偶然的。最奇特的是长安为当时中央政府所在，统治者和他们的附从必定很多，但比成都只多四千户，这更可见成都的重要。蜀的盐铁手工业都是秦时展开的，所以成都有盐铁官。盐铁在秦汉间占经济最重要的地位，蜀刀、蜀布在汉代也是名产，可见蜀的经济从秦时起是迈进了一大步。(www.xing528.com)

四川从古至今因为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变动很大，所以从形势方面来看，有许多区域在古代很重要，但后来却不为人所注意，也有许多地方在宋明以后渐次重要起来，但在古代就不那么重要。这种转变，前后是很大的。从有文献可考的时候来说，临邛和成都，几乎有同等的地位。常志说：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与张若筑成都城、郫城、临邛城。《文选·蜀都赋》注谓惠王二十七年使张若、张仪筑成都城，是《蜀王本纪》文。从《古文苑注》可证《水经注》也作二十七年，可说即是根据常志。清人顾广圻校常志，认为二十七年错了，是宋人改窜的。他不知道《文选注》早已如此，不是宋人妄改。现仍依常志文。惠王十三年合初更十四年适得二十七年，《蜀王本纪》是并惠王前后计之。初更十四年相壮杀蜀侯。常志：“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这正是二十七年。秦复定蜀，遂城成都、临邛、郫城。《史记·樗里子列传》说：“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案之《秦本纪》为惠王初更十二年。《六国年表》与《本纪》同。以初更十二年通前十三年计之，适得二十五年，知《文选注》引《蜀王本纪》二十七年之说不足疑。《御览》九百三十一引《华阳国志》“秦惠王十二年（《事类赋注》引作十三年），张仪、司马错破蜀，克之。仪因筑城，城终颓坏。后有一大龟从硎而出，周旋行走，因依龟所行筑之，乃成。”《六国年表》：“惠王初更十二年公子繇通封蜀，十四年蜀相壮杀蜀侯。”疑常志原文稍详，故记年不同。这三个城是高五丈、六丈、七丈，正如商君在秦“大筑冀阙，营如鲁、卫”，这不是一般的工程。据常志说：郫是杜宇的旧都，成都是开明的旧都，要不是临邛有和成都、郫城同等的价值，就不会在这次同筑三个城之中。常志又说：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这和秦惠王灭蜀，“以张若为蜀国守。……移秦民万家实之”，显然是同样的道理。

《水经注》说：南安县“治青衣江会，矜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舆地纪胜》卷146载：“秦水在峨眉县西南。”又引《旧经》云：“秦惠王伐蜀克之，徙秦人万家以实焉。秦人思秦之泾水，于其水侧置戍，谓之泾口戍，天宝六年改名秦水。”《寰宇记》亦有这样的记载，而系之罗目县，这又可见青衣一道在当时的重要，故有移民。《舆地纪胜》卷147载：芦山县有“开明王城”，又引《旧经》云“开明王所筑”，开明故治在南安，又由广都迁成都，这四处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地带。常志说：望帝“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熊耳、灵关正是青衣水的首尾，这里也有移民，可见秦开西蜀的措施是多样的，不仅是穿二江灌溉工程而已。

李冰在蜀对水陆交通的工程做得更多，又都是在岷江和它的西岸，这都是很可注意的。（一）《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二）常志说：“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这是青衣江。（三）常志又说：僰道有“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这是岷江。（四）常志又说：“青衣江会，汉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悬溉有滩曰雷坻，亦曰盐溉，李冰所平也（原本有夺误，据《水经·江水注》补正）。”这是岷江和大渡河。（五）常志又说：“冰又通莋道文井江，与濛溪分水，径临邛与布濮水会，至武阳天社山下合江（旧文错倒，今依《江水注》校正。布濮水旧作白木水，唐宋人引亦作白木水，但《江水注》作布濮水，与常志临邛县有布濮水合文井江符）。”这是文井江。（六）又说：“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郫别江，会新都大渡。”（七）又说：“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通资中，会江阳（今泸县）。”（八）又说：“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除洛水外，李冰所治全在岷江和岷江西岸，这些都属于水道交通。“通莋道文井江”，又正是通莋都的陆路交通。这也反映出临邛在古代的重要。

《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蔡山、蒙山在雅安、名山县境，也正是汉的徙、莋都，青衣江发源于此，有灵关，下流到乐山合岷江，有熊耳峡。常志说：“高后六年，城僰道，开青衣。”从《禹贡》蔡、蒙的提出，直到秦汉，都见出这一地带的重要。公孙述先为王莽的导江卒正，治临邛，后来才到成都，岂不是反映了临邛的重要。开明三世保子帝攻青衣，《水经注》说：“青衣县，故青衣羌国也。”又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足以证明青衣的古老。蜀伐楚，取兹方，是蜀最强的一段时间。从取兹方到惠成王十年是十六年，蜀请别国的工程师治水，也是国家强盛的表现。《蜀王本纪》说：“蜀王本治广都樊乡（今双流），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常志也说：“开明王……乃徙治成都。”开明原治青衣江会，在乐山，又治广都，后移成都，这也看出开明是从南面沿着岷江北上，最后才到成都的。成都、临邛、青衣（下游），秦都移民往实之，这是一个三角形地带，就反映当时地理形势，表示蜀的经济繁荣是在什么地区了。凡常志所记七桥以外的桥和七津都在岷江一道，也正与这一形势符合。《汉书·货殖列传》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卓氏曰：……吾闻岷山之下沃野，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这说明临邛早已发现铁矿，所以专搞冶铁的卓氏求远迁临邛。他说“民工作布”，汉时蜀刀、蜀布是最有名的。可见早在秦时，临邛作布、作刀的手工业就有相当的基础。常志说：“临邛县有火井，井有盐（旧误作二，依《水经注》改正）水，取井火煮之。”汉时临邛有盐、铁官，临邛的火井是否秦时所穿，《志》无明文，但广都的井就是李冰凿的，也可能秦时临邛已有盐井。常志说：“宣帝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盐、铁在西汉前期占经济上很重要的地位。盐、铁、布三者都是临邛的产物，那就无怪张仪在成都、临邛筑城，秦在成都、临邛移民了。公孙述在开始就是要控制这一经济富裕地区的。从《汉书·地理志》看，有盐官的地方仅二十八郡，蜀郡的临邛、犍为的南安（治今乐山）都有盐官。有铁官的地方是四十郡，但蜀郡临邛、犍为的南安、武阳二县都有铁官。卓氏，程郑是用冶铁致富，成都罗褒“往来巴蜀间，擅盐井之利”（亦见《货殖传》，盐井仅蜀才有），这是以盐致富。从以上可以看出临邛、南安、武阳在长时期经济地位颇高，李冰的设施和秦的移民都在这一地区，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