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古史论述：蜀王的后裔在汉时只残留五千里之地

褚少孙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在元、成间为博士，可见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之前，西汉时代早有蜀为黄帝子孙之说。常志说：“黄帝为其子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水经注》作颛顼，与《大戴记》《史记》皆合，但别书亦有作帝喾者，兹不径改。《淮南子·天文》‘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原道》又说：‘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是高辛、高阳互异，古籍多此类。）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这可和褚说相印证。蜀王后代既是在元、成间还常朝献于汉，这说明是汉代所谓西南夷中的邑君。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从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己称述得来。在汉西南五千里之说，其地所在，也可推求。《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中，把各郡去洛阳若干里都明白注出。它说蜀郡“在洛阳西南三千一百里”，可见褚说蜀王的后代是不在汉的蜀郡。它说牂牁郡“在洛阳西五千七百里”，越嶲郡是“四千八百里”，益州郡是“五千六百里”。又说京兆（长安）“在洛阳西九百五十里”，除去洛阳、长安之间的里数，就看出只有在越嶲之南，益州、永昌之北的地带恰好是在长安西南五千里。《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蜀之先……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这里用唐的姚州、嶲州来说蜀王后代所在，正和五千里之说相当，也证明了《谱记》亦有蜀王为黄帝子孙之说。《西南夷列传》正义又说：“昆州、郎州等本滇国，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又说：“靡非在姚州北（‘靡非’为‘靡州’之误，《史记会注考证》删‘非’字亦误。唐靡州在云南永北县。《旧唐书·地理志》靡州在京师西南四千九百四十五里，南接姚州），去京师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可见所谓“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其间当有蜀王子孙。靡莫在云南的姚州，正合五千里之数。《蜀王本纪》说，蜀“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这是古代蜀人的标识。《西南夷列传》说夜郎与滇和邛都“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正是牂牁、益州、越嶲三郡也是椎结，和蜀人同，这就是《汉志》说的与巴蜀同俗。从椎结来看，蜀王子孙在益州、越嶲也是对的。《西南夷列传》又说：“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编发和椎髻显不同，蜀王的子孙可决定不在这里了。也可见与巴蜀同俗的地区，其间有许多邑君，是早期巴蜀统治者的子孙所建的国。他们和竹王、庄豪各系的子孙相杂处，也证实早期的蜀人原有南迁的事实，由民族移住而形成了文化的传播。蜀封苴侯，也就是这种事例。不过蜀王的后代，在汉时只残留住在距长安西南五千里之地的孑遗了。

褚少孙所称述“蜀王，黄帝后世也”之说，证明巴蜀古代史料在西汉时早已存在。这应该是西南邑君所传，和《史记》说“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是一致的，可说是同一来源。《三代世表》索隐引《世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世本》和《帝系姓》都有汉儒增加的材料，也就是黄帝后世西南邑君所传的材料。因为他们还常来朝献于汉。一般说来，在汉代如竹王的材料、九隆的材料，当然是夜郎和哀牢所传。就是盘瓠、康君的材料，也一定是他们本族所传。夜郎、哀牢有历史，蜀不应该没有历史。《蜀王本纪》一类数据，就是西南邑君靡莫之属家传的资料。蜀王子孙在汉时依然存在，别人就不能找些“无稽之谈”来妄称蜀的历史。尤其是蚕丛、柏濩，鱼凫、蒲泽这些名称，也不是谁能凭空杜撰的。这和班固说齐国在“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萴，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蒲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汉志》）是同样的，毫无足奇。认《蜀王本纪》是扬雄作，可能是错误，但一个著蜀古代史的人，他不能不向当时存在的蜀王后代探访，是无可怀疑的。正如杨升庵搞的《白古通记》《年运志》，是从南诏的后代找得了南诏的历史。今天从凉山彝族就可访得彝族的历史，也是一样的。从《蜀王本纪》佚文和常氏《蜀志》对读，可见常志大部是依据《本纪》。今所见《本纪》佚文，最晚的事是汉宣帝时穿盐井。常志也是在这一条后，接着便总论两汉人物。常氏叙事也止于此，可见《本纪》所记实止于此。足证这是西汉时书，可能还在扬雄稍前一点。朱逷先先生据《华阳国志·序志》以为作《蜀王本纪》有多家，今群书所引佚文未必皆扬书；又常有异说参差，必非一书。按《隋书·经籍志》仅扬雄一家书存，征引《蜀王本纪》者皆唐宋人书，当只能根据扬雄一家。虽刘逵、裴松之、刘昭亦有所征引，但皆与唐宋人所引文同。其间所存异说，自是本书兼存异闻，常志亦是如此，不足为异。惟此非扬雄之作，后人误以为雄，斯不足据。常志首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但他先就说这是出于《洛书》。合《本纪》常志来看，它纪事都有年数，这就不是民间传说所能记叙。但纪年多与《史》《汉》不合，如惠王二十七年城成都，赧王七年司马错取楚黔中（昭王十年还要楚割黔中，昭王元年是赧王九年），秦孝文以李冰为蜀守，和他又杀蜀侯恽，此等错误不少，但其他年岁也大体能和《史》《汉》相合。从不合处看，若是通人考订所加，就不应错误；从其相合处看，若是出于不学者之手，绝不能杜撰得和《史》《汉》相仿佛，就可能出自蜀王的家史。正和《六国年表》和各《世家》的互有参差一样，各国之史本来就不相同。春秋各国年代相合，反是后人改的。所以它能纪年，却又不免错误，即便是扬雄、常璩，也是不能擅改的。从褚氏的话来看，既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大概他们依然还称蜀王。因《正义》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他自有他的家谱，也就是《本纪》。《路史·国名记》说：“蜀山（依《全蜀艺文志》引补‘山’字），今成都，见扬子云《蜀纪》等。然蜀山氏女乃在茂，详后《妃后国》。”同书《上世妃后之国》载：“蜀山，昌意娶蜀山氏，益土也。”这应该是常志等所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封其支庶于蜀”的说法所从出。可证蜀王为黄帝后世之说已见于《蜀王本纪》，只是清代洪、严诸家辑本遗漏了这一条。更可见《史记》《帝系姓》“昌意娶蜀山氏女”之说，和《蜀王本纪》之说是同源的。《初学记》和《史记·夏本纪》正义都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夏本纪》依《世本》说：“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可见《蜀王本纪》序禹生广柔，正是序夏朝和蜀王都是昌意后代，又同在蜀。《世本》《史记》皆说“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是后来的雅砻江。这一系列的说法，觉得都是自为一个系统，又都已为《史记》所采用。青阳降居江水，禹生于西羌，也是为《史记》所采用。这些说法，都是后来所怀疑的。但这些所疑之处，正是另成一个系统而和正统说法相抵牾之处。《世本》《帝系姓》采取这部分材料，与北方所传材料合在一起，自然不免矛盾可疑。但因为它是自为一系的历史，所以就更觉可贵。这里可见蜀和中原的史料分合同异之间，有共同的传说，而又有个别的传说，这就不可忽视了。它和南方材料《山海经》有些相似，却又不尽同，是更可注意的。关于蜀古代史的材料如《先蜀记》《蜀论》之类还多，却都是这一系统，是应该与《蜀王本纪》合并研究的。这批材料中，自有很多神怪妄诞之说。其实，真正古旧史料总多妄诞，不妄诞者反而难于相信其为真正古旧史料。常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从它所称述《蜀传》的内容来研究，可以断定它就是指的《蜀王本纪》。常氏既采取了《蜀传》许多材料入他的书中，也批驳了一些材料斥而不用。其说都见于本书《序志》一篇。从这些材料中，是可看出一些史迹，其中一部分不合理的，是应当加以否定。不过常氏所承认的未必是，常氏所否定的未必非，这是有待于今天重新研究。晚周时期，秦在献公、孝公以前，还是个不很大的落后国家，它已有自己的历史。《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秦纪》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吴、越很小，也很落后，从《吴地记》《会稽录》来看，也是有自己的历史记载的。蜀也同样如此，把《蜀传》等当作《山海经》和《天问》一类的材料，当作哀牢、夜郎的材料同等来看待，或不会大错。西南少数民族中旧日很多土司都有家谱，蜀王也可能有自己的家谱。藏文的吐蕃史，蒙文的蒙古史，和汉文记载有时也出入很大，但是谁也必须重视这些史料。研讨古代巴蜀历史也不能例外，这些原是珍贵的史料，是不能废弃的。

刘渊林注《蜀都赋》引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古文苑》章樵注引扬雄《蜀本纪》亦有“蒲泽”。其他诸书所引，脱此“蒲泽”二字。常志说：“望帝更名蒲卑。”古“睪”字往往作“臯”，“太皥”《潜夫论》作“太曎”可证。可能卑即是郫字，卑误为“臯”，又误为“澤”字。《初学记》《类聚》《御览》引《蜀王本纪》皆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濩，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常志作“柏灌”，“濩”是字误。从这里可见蚕丛等都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犹之开明氏十二世都称开明，蒲泽也是一代之号，杜宇才是一人之名。章樵又引《蜀纪》：“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这正是说蚕丛、鱼凫三代各数百岁，望帝、开明就传世短促。所以扬雄《蜀都赋》说，“昔天地降生杜（宇）密促之君。”刘逵注引《本纪》云“三万四千岁”，《御览》引作“四千岁”，显然抵牾。常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这正是驳斥《蜀王本纪》之文。常氏一再说“三千岁”，应该是他所见的《蜀王本纪》只是三千岁。《御览》作“四千岁”，古书三、四字原多互误。《文选注》三万四千岁，应是后来附益上去的。从刘歆《三统历》起，才有三万六千岁之说。这是历法家之言，而不是史文，可决其为后人所改。至纬书所说二百七十万年，这些更是与史无关。《韩非子·显学》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张寿王说黄帝到西汉元凤三年是六千余岁，安陵桮育说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这些不同的说法在西汉都是存在的。世俗间《蜀本纪》之类从而有三千岁的说法不足为奇，倒是很可表示它是南方一系的说法。常氏又说：“周失纪纲，而蜀先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常氏不信三千岁之说，而他却说：“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由帝喾历夏、商、周三代，即依一般用三统历之说（《世经》），也将近三千岁了，这就不免自相矛盾。常志既说“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六国年表》秦惠王四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又九年，为惠文王初更元年，初更九年秦灭蜀，从七国相王到蜀之灭亡，仅十八年。杜宇又在开明之前，很像十八年间蜀已经十三代，在秦却只是惠文王一代。常氏对这一问题，真是太不思考了。《路史·余论》说开明传三百五十年，若以二十五年一世计算，十二世也应该三百年。《蜀王本纪》说：“望帝积百余岁。”假定杜宇的蒲卑氏为五世、六世来计算，应该是一百二十五年到一百五十年。蒲卑、开明这两代就共有五百年内外。秦灭蜀在周慎靓王五年，为公元前316年，上推五百年为公元前816年，是周宣王十二年。这是杜宇称帝的开始，也是周失纪纲的时期。蚕丛、柏灌、鱼凫自然更在其前了。《蜀王本纪》说“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那就可能相当于夏、殷、西周了。把蚕丛称王、杜宇称帝，都说为是周之叔世，是毫无是处的。《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汉志》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可证在江水以西，才是汉人说的岷山。湔氐道为今松潘，江水以东，湔水所出，古称湔山，又称玉垒山。《史记正义》引《谱记》云：“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又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唐嶲州是四川的西昌，姚州是云南的大姚，可惜未说明蚕丛为谁所破，但可见各代之间还是有战争的。帝喾子孙历虞、夏、商，和常志的说法相同，还可见三千岁之说并非无稽。《三代世表》索隐又引《蜀王本纪》说：“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朱提在云南昭通，自然和蚕丛、鱼凫都不是一个部落。《舆地纪胜》卷164引《华阳国志》云：“荆（原误经）州有一人从井出，自号鳖灵。灵死，其尸溯流而上，至汶山忽复生，杜宇神之，立为相。会巫山壅江，蜀地潴水，鳖灵遂凿巫山，开广汉金堂江，民得安居，宇遂禅以位。灵嗣位，自号丛帝。”（这段材料仍然是根据《蜀王本纪》又小有异同，因今本《华阳国志》佚此文，故引于此。）《水经·江水注》说：“南安县，治青衣江会，即蜀王开明故治也。”也许开明溯江而上，先在南安（今乐山），又北上至广都（今双流），后移成都。这显然是从南安北上，与此前杜宇的部族相代替。《蜀王本纪》说：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时蜀民稀少”。又说：“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这一资料，可理解为鱼凫是一个部族，为杜宇别部族所侵，遂退入西山，它的部民也随之而去，这就是“民亦随王化去”。后来这些部民又从山中出来归附了杜宇，这就是“化民往往复出”。后开明又侵逐望帝。似可认为鱼凫、杜宇、开明的相代禅，是不同部族的代禅。鱼凫田于湔山仙去，望帝升西山隐焉，秦灭开明时，“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他们在失掉成都平原后，都入西山。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是又西南下而建国去了。

常志说：“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汉志》严道：“邛来山，邛水所出。”这是邛民的区域。在越嶲郡又有邛都县，有邛池泽，应劭说：“故邛都国也。”常志：“邛崃山，本名邛莋山（原脱‘山’字，据《西南夷列传》正义补），故邛人、莋人界也。”（刘昭注《郡国志》引）由《西南夷列传》看来，邛是越嶲郡，莋在沈黎郡（即汉嘉郡），可能是临邛的邛民南徙越嶲去了。越嶲也有定莋、大莋、莋秦各县，也可能是莋人由沈黎南迁去的。《汉志》蜀郡有旄牛县，但《后汉书》说：“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这是旄牛也由沈黎南徙越嶲。在三国时重开旄牛道招降旄牛王的，也是越嶲太守张嶷而不是另一个汉嘉太守，都可见在北边的小部落有继续南徙的情形。常志说：“僰道县，本有僰人，汉民多，渐斥徙之。”常志又说：“阐县，故邛人邑。”“会无县……故濮人邑也。”濮原在巴境，但后来也到越嶲，这和“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是先后一致的。这和很大的地区都与巴蜀同俗，是有关联的。(www.xing528.com)

蜀在梁州，梁州以外还别有个蜀。《逸周书·世俘》说：“庚子……新荒命伐蜀；乙巳，新荒蜀磨至，告禽。”从庚子到乙巳，不过五天，往伐蜀的将领就已经回来了。这显然不是梁州的蜀，而是距离牧野不远的蜀；也就不是从武王伐纣的蜀，而是与纣同党的蜀。这必然别是一个蜀。决无刚刚败殷于牧野的几天之后，就来伐自己伙伴的道理。梁州以外既别有个蜀，还有一些有关巴蜀的远古材料，也只好存而不论。《天问》“桀伐蒙山”的材料也只能付之阙疑。“肇于人皇”之说也就更不必谈。常氏《巴志》所引《洛书》人皇兄弟九人之说就更是荒谬，常氏反信之不疑，倒很奇怪。

蜀是个古国，“历夏、商、周”，是常道将所承认的。他却又反对三千岁的说法，真使人不解。四川最早就见于《禹贡》，在这篇书里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郑康成注说：“《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汉阳西。”又说：“沱、潜二水亦谓自江、汉出者。《地理志》在今郫县。……潜盖汉，西出嶓冢；……东南至巴郡江州入江。……即为西汉水也。”“蔡、蒙在汉嘉县。”“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曰桓。《地理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凡郑所称《地理志》多非班书，而与司马彪《郡国志》同，应当是东汉的《地理志》，在《东观汉记》内，司马与郑同用此书。）西汉水就是嘉陵江，桓水也可以说是白龙江。从这一些地名，可以看出《禹贡》的梁州，偏在今四川的西北，这是最早开拓的地方。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都未提及，那是未开拓的。也可见这个开拓区是很小。如《禹贡》说：“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这可说对西南地区知道的实在不多，而又显然有错误。《禹贡》又说：“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可见作《禹贡》的人对东西汉水之间的大巴山区是全不知道的，所以对荆州的西部也一字不提。这说明㟭、嶓以南的蔡、蒙（在雅安名山）地区和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一小块地方，才是最先开拓区域，这正是蜀的范围。后来的学者往往以为《周官》没有梁州，说秦灭巴蜀，四川和中原才有交通，因之定《禹贡》为秦后所作。其实武王伐纣，《牧誓》就说有庸、蜀、羌、髳，《左传》也载詹桓伯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逸周书·王会》说成王时“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来朝贡，这不能说周时没有巴、蜀。孙诒让就说过周把梁州一部分划入雍州、一部分划入荆州（见《周礼正义·职方》），这是正确的。秦人灭了巴、蜀，《吕览》的九州反没有梁州。汉从汉中、巴、蜀统一全国，《淮南子》书中也没有梁州。我们不能据《吕览》《淮南》序九州没有梁州，就说秦、汉都没有巴、蜀。从《禹贡》以后，梁州的确和中原的接触不多。这是因为四川偏在西南，和中原容易脱节，这是很正常的。正如汉代开拓西南，牂牁、益州（建宁）、越嶲、永昌都置郡县，有好几百年，但在晋以后把这些地方都隔绝了。直到元代灭大理又才在云南设置州县。假若只据明清的云南省来看，因之说两汉、三国时不曾有过益州、永昌诸郡，这是讲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