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巴黔中：秦时巴蜀接壤区从楚人手中夺得

《史记·秦本纪》说：“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张守节正义说：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这是分巴渝、黔中为二，自古未闻渝州为楚所有。常志说：张仪“取巴，执王以归。……仪城江州”。可见巴到灭亡之时犹有江州，自然楚不得有渝州之地。顾观光疑“巴黔中”一语，因之毫无根据地就改巴为巫，而为“巫黔中”，也是因为孝公时巴国尚存，楚自不能有巴，所以才发生这些异义。杜佑《通典》说：唐“黔中郡（治今彭水）……春秋、战国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地易之，即此是也。通谓之五溪，秦属黔中郡”。又说：“宁夷郡（今酉阳等地）……历代土地与黔中郡同。”彭水、酉阳都在四川，汉属巴郡，可见巴的境内原有黔中。颜师古注《西南夷列传》“巴黔中”一语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这说明在川境之黔中，原为巴人之黔中。《秦本纪》说楚“南有巴黔中”，正是楚夺了巴人黔中地，所以称巴黔中。常志说：“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括地志》说：“阳关，今涪州永安县治阳关城也。江关，今夔州鱼腹县南二十里江州南岸对白帝城是。扞关，今峡州巴山县界。”（《通鉴地理通释》卷10、《战国策地名考》卷6）唐时永安在今长寿县、鱼腹在今奉节县。可见长寿以东、大江之南，在秦孝公时已皆为楚地，这原来是巴的黔中之地。

自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图志》始为异义，他说：“黔州本汉涪陵县。……晋永嘉后地没蛮夷。经二百五十六年，至宇文周保定四年，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其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与秦、汉黔中郡犬牙难辨。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汉改黔中为武陵郡。……今辰、锦、叙、奖、溪、澧、朗、施等州，实秦、汉黔中郡之地，而今（谓唐）黔中及夷、费、思、播，隔越峻岭，东有沅江水及诸溪并合东注洞庭湖，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牁北历播、费、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与黔中故地炳然分矣。”自是以后，宋白、胡三省及清之顾景范、全祖望等，尽皆祖述其说，只以汉之武陵在今湖南者为秦黔中，汉之涪陵在今四川者不得为古黔中。一似北周名涪陵为黔中，是毫无历史根据。但常志说：巴国“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涪陵有黔名，东晋人还这样说，就不能认为周、隋都没有根据。况《通典》说：“黔中郡，黔州。……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地易之，即此是也。”唐黔中郡治今彭水县，只能用汉的涪陵来解释，而决不能用汉的武陵来解释（详辨见下）。杜佑、颜师古而外，张守节在《秦本纪》释黔中云：“今黔府也。”释“及江南为黔中郡”引《括地志》说：“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是把辰州和涪陵都认为古黔中，这本是不错的。因为司马错先已拔楚黔中，后来张若又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所以他就以辰州和黔府两处并举。《御览》卷171引《十道志》也说：“黔州黔中郡……战国为楚黔中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其地又属焉。”可见唐人都说涪陵为楚黔中地，这即是巴黔中。李吉甫以后，才认涪陵不得为黔中。唐时于黔州置都督府，故诸家又称黔府。司马错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当时郡治可能在枳，即今涪陵。张若取江南地为黔中郡，在后为辰州，因汉武陵郡在辰州就说秦黔中在此，似为后来之误。

《汉书·西南夷传》说：“楚威王时（今本常志也说威王，颜注《汉书》和《史记正义》引《常氏》和范氏《后汉书》、《水经注》都作顷襄王），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这里两次说巴黔中，和《秦本纪》是相合的。颜师古注《西南夷传》“巴黔中”一语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唐的黔州治今彭水，也就是汉的涪陵。颜和张守节、杜佑诸家的解释是一致的。从这一水道更可看清司马错取楚黔中那回事了。常氏《巴志》说：“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又说：“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溯舟（旧作‘析丹’，今从《水经·江水注》校改，但刘昭注《郡国志》引常志仍作‘析丹’）涪水，本与楚商于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商于地为黔中郡也。”《蜀志》又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合三处的文字来看，这里的浮江伐楚，是溯舟涪水，是从黔江去的。可知巴涪水正是说巴的涪水，也就是今之乌江。涪水的上游遵义一带都是黔中，就说明楚黔中一地不仅限于汉之武陵，而是包括了今遵义一带一大片地区。明是汉的武陵郡小于秦楚的黔中郡。秦时“诸此国颇置吏焉”，当是秦的兵力早已及于滇境，应该就是司马错取楚巴黔中的事。秦已有滇池地区，所以《刀剑录》把滇说为黔中。

《秦本纪》惠文王初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时为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史记·张仪列传》载：“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怀王说：“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楚世家》作秦约“分汉中之半以和楚”。）《秦本纪》昭王十年（《六国年表》在八年，即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楚世家》说，秦“要以割巫黔中之郡”。秦已得巴蜀，就希望得到黔中。这自然是指在西的巴黔中，和巴蜀是接境的。《秦本纪》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这是在秦灭巴蜀以后三十六年的事。因两次要求楚割让黔中不可得，遂以兵侵略取之，这是司马错的事。这是在西面的黔中，就是汉的涪陵。到昭王三十年，“蜀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这是在东面的黔中，就是汉的武陵，这是张若的事。地方是两部分，前后用兵是两次，攻取是两人，显然是有分别的。再看这一段时间，秦人在东面对楚用兵的进展，是次第自北而南。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今南阳）。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邓、西陵。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亡走陈。三十年，张若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白起从内乡、南阳攻取楚地到宜昌、江陵以后，自然才有攻取武陵的可能。《白起列传》说他“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显然是白起、张若同时进兵。就可见秦人在东面的兵力没有攻到江陵、宜昌以前，是无法取得江南黔中（武陵）的。就更可看出《张仪列传》和《楚世家》两次所说秦要楚割黔中，是西面涪陵的黔中，而不是东面武陵的黔中。常志“南极黔涪”一语，在这里更可证明。司马错取的是西部黔中，是涪陵；张若取的是东部黔中，是武陵；本是先后两事也清楚了。《楚世家》在顷襄王二十二年（即秦昭王三十年）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六国年表》只说“秦拔我巫黔中”，无“复”字。这是后来校书的人只看见秦两次取黔中，不知本来是两部分地方，却在《楚世家》妄加了个“复”字。《年表》无复字是正确的。司马错用十万之众，溯舟涪水，这样的大兵是向西而不是向东。秦在滇置吏，就是这次大军远征的结果。《十道志》说：“施州清江郡……春秋时巴国，七国时楚巫郡。”湖北的施南都是巴国的土地，施南以西的巴黔中，更显然是巴国了。颜师古的注是不错的。《水经·沅水注》说：“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可见武陵郡是黔中的一部分。汉的涪陵、武陵，在六国时俱名黔中，涪陵这部分黔中原是巴子国地。所以常志说“涪陵本巴之南鄙”，颜师古说“黔中其地本巴人也”。因为原是巴人之地，后为楚有，就称之为巴黔中，以别于武陵之楚黔中。巴黔中又为秦所夺，就称之为楚巴黔中。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前后分得极为清楚。牂牁其俗与巴蜀同，可以说明这就是巴的境土，就是巴黔中。汉中上庸是巴地，施州及其以北直到房州，凡枝江以西皆楚的巫郡，也是巴地。施州以西，汉的牂牁，也是巴地。这就说明巴、蜀两国的土地，都不限于今天的川境。(www.xing528.com)

秦时的巴郡，比之六国时的巴国，就小了很多。北面的汉中郡，大部分是巴地。把楚的巫郡并入黔中（汉时才并入南郡）的部分，也是巴地。把巴黔中也并入了黔中郡。到汉高帝又分巴、蜀置广汉郡，汉武帝又分巴、蜀置犍为郡，汉的巴郡比之秦的巴郡就又小了一些。《西南夷列传》说：“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可见汉初对滇和夜郎诸国都放弃了，到汉武帝又才恢复。秦分巴、蜀置汉中郡，未置汉中郡之前，汉中就是巴蜀。汉分巴、蜀置广汉郡，又分广汉置武都郡；未置武都之前，武都即广汉地，广汉也即是巴蜀。分巴、蜀置犍为，又分犍为置牂牁；未置牂牁之前，牂牁即犍为地，犍为即是巴蜀。大体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汉的牂牁、益州南境都很远，巴、蜀的国境是不能这样远的。汉先置的牂牁是在元鼎六年，地方并不甚大。到昭帝元凤五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然后牂牁郡就大得多了。《山海经·海内东经》说：“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东注江。”郭璞注：“镡城县今属武陵。”郝懿行《笺疏》说：“《水经》沅水出牂牁故且兰东北入江。”“此经言象郡镡城，则知秦时镡域属象郡矣。”《海内东经》又说：“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笺疏》说：“即豚水也，《地理志》云牂牁郡夜郎豚水东至广郁。……《水经注》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毕沅《山海经校注》亦大略相同，以此知秦时象郡属地所至，并且说：“此（《山海经》）秦人书也。”《汉书·高帝纪》臣瓒注引《茂陵书》说：“象郡治临尘县，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两《汉志》郁林郡都有临尘县，这是象郡治所。《续汉书·郡国志》注说郁林在“洛阳南六千五百里”，就显然看出《茂陵书》“万七千五百里”的“万”字是衍文。可见汉在元凤五年后把象郡一部分划入郁林，一部分划入武陵，一部分划入牂牁，原来沅水、郁水流域都不属于牂牁郡而是属于象郡。原来的牂牁，只是乌江流域贵阳以北地区。巴人的南境应该限于这一地带，即是秦的黔中郡。可能是西至威宁南至贵阳就是巴黔中。秦开百越置南海、象郡、桂林，象郡是越地。蜀国南接于越，足见北盘江以南和嶲、昆明都不在蜀国境内。汉罢象郡，也可能划一部分入益州郡，和划一部分入武陵郡一样，只是《昭帝纪》都略而未言。蜀的西南境也可大略看出一个界至，而不是整个《汉书·地理志》的益州郡。从《汉志》看，益州郡二十四县，牂牁郡十七县，这四十一县不是很均匀地分布在两郡广大地区，而是约略可分为五组，若干县密集在一块为一组，其余都是虚旷之地，并未置县。五组之间是隔绝分离的。

（一）益州的邪龙、叶榆、不韦、云南、嶲唐、比苏这六县是一组，这是汉代把编发随畜移徙的嶲、昆明并入益州郡而设置的，是西部都尉所领。后汉别置永昌郡了。（二）滇池、双柏、连然、俞元、谷昌、秦臧、昆泽、律高、贲古、毋棳、胜休、建伶十二县和牂牁的同并、漏江、毋单三县，它们又密集在一块。这应该是滇王的区域。（三）牂牁的夜郎、谈稿、宛温和益州的同劳、铜濑、收靡、味共七县密集在一块。这应该是夜郎王的区域，夜郎县设有都尉。（四）牂牁的故且兰、平夷、鄨、谈指四县密集在一块，这应该是且兰王的区域。《元和志》说播州是且兰，是合理的。这一组就是现今遵义一带。清人驳斥《元和志》，是不可信据的。平夷在仁怀（《读史方舆纪要》说），各家又把唐以后的平夷县去解释汉的平夷县，这也没有根据。从常志、《晋志》看，平夷郡都有鄨县，它就不能去鄨水很远。其他如毋敛、镡封、漏卧距以上各组都比较远，而接近于郁林郡界，这显然是象郡区域了。（五）至于牂牁的钩町、都梦、西随、进桑各县和益州的来唯县，也是和上列各组隔绝孤悬得更远，可说是第五组。都是处于益州、牂牁的南边，是和郁林郡接壤的地带，而去原来象郡的郡治临尘要近些，更显然是象郡的区域了。这就可说今贵州的黄平、独山、安顺、兴义一线，和云南的罗平、蒙自、元江一线，在它以南大体是属于象郡。这一线以北才是巴蜀区域的南疆。沅水、豚水的上游还是巴蜀境，不可能把整个两水流域都列为象郡。益州郡守治滇池，它的西部都尉后别为永昌郡。牂牁郡守治且兰，别有都尉治夜郎，又有南部都尉治进桑，这也正是把两郡分为五组。漏卧钩町等接邻郁林各县，可以认为是象郡，是越人。他们和夜郎、滇人是不一致的。《汉书·西南夷传》载：“昭帝始元元年……牂牁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吕辟胡、王平、田广民等）大破益州。……钩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立亡波为钩町王。”“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这是越人和与巴蜀同俗的牂牁、益州人之间原有矛盾，也就有些冲突。后来蜀汉时的牂牁、益州、越嶲三郡孟获、高定反蜀降吴，于是有诸葛亮南征。独永昌郡的吕凯是反吴附蜀、是和三郡对抗的。这就是因为他是编发之民，和三郡椎结之民本有差别。先后的事是同样的（别有详论），所以钩町侯为汉击反者。王先谦说：“钩町县当在宝宁、百色、泗城、镇安之间。”（见《汉志·补注》）顾祖禹说“漏卧在罗平州南”，和钩町近，和夜郎远。可知进桑的南部都尉，就是专来处理越人的。益州的来唯和西随、进桑近，应该同是象郡越人之地。常志说蜀“南接于越”，显然就在这些地带。但汉代益州、牂牁各郡四十余县确在今云贵两省何处，清人考论各不相同，这应该结合汉、晋、宋、齐的郡县来考，结合兄弟民族分布地区来考，不能专依《水经注》来作结论，才可能更合理些。这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巴蜀的区域前后变更很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他们对巴蜀两国的关系如何，都还应深入探讨。总的说来，犍为是因为夜郎的内附，武都是因为白马的内附，自然比之汉初是有所开拓。但比之于秦，只能是恢复了。汉武帝对瓯闽、两粤、燕代边境的开拓，都不过是恢复秦的土宇，也是同样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