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区域及影响范围简介

巴蜀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有它不同的范围：有先秦巴国、蜀国的区域，有秦灭巴蜀后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初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武帝以后巴郡、蜀郡的区域，这些都显然各不相同。更应注意的是与巴蜀同俗的区域，那就更为广阔。《汉书·地理志》（以下省称《汉志》或班志）于秦地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于楚地说：“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武都是在汉时从广汉分出，而却又俗颇同秦。所以说凡与巴蜀同俗的，就是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地区。《山海经·海内东经》说：“白水出蜀而东南流注江。”郭璞注：“从临洮之西西倾山来，经沓中东流。”据《汉志》，临洮属陇西郡，是武都和陇西的东部也是蜀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莋（诸书或作筰、笮、苲，本文统作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汉武帝开西南夷，以夜郎、且兰为牂牁郡，以邛都为越嶲郡，以徙、莋都为沈黎郡，以冉駹为汶山郡，以白马为武都郡，以滇为益州郡。这在《西南夷列传》有明确记载，惟《地理志》不言益州郡风俗，但亦有故。《华阳国志》（以下省称常志）说：“晋宁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牁、越嶲。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既说过越嶲、牂牁的风俗，就不必再说益州了。汶山、沈黎二郡后又并入蜀郡，自然包括在蜀郡内。这些郡每郡的君长都以十数，《西南夷列传》就说过“西南夷君长以百数”。汉虽开为郡县，这些君长被封为邑君、邑长的依然存在，也有封为王、封为侯的。从民俗来看，汉所谓西南夷，可以说都是巴蜀文化所及的区域。

常志说：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这对蜀的疆域说出了个大概。又说杜宇“以褒斜为前门”，也就是北与秦分（后还要详说）。又说“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也见出“西奄峨嶓”是武都、汶山两郡。武都正连接嶓冢山。《史记·秦本纪》说“丹犁臣蜀”，应即是汉的沈黎郡（从冘之字酖、耽都读丹）。秦开百越，置桂林、象郡，象郡就是越。汉昭帝废象郡，分其地属牂牁、郁林二郡，知牂牁南境即是越地，益州南境、武陵西南境也应该是越地。这是“南接于越”。汉武帝割越嶲、牂牁各数县开益州郡，明帝又割益州六县及哀牢二县为永昌郡，可见越嶲、永昌及益州、牂牁各郡，都是蜀的南中。这就说明除武都一郡与秦同俗而外，凡汶山、越嶲、沈黎三郡和益州西部的土地都是蜀的疆域，也都是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邛、莋、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同传又说：“司马长卿便（《汉书》作使）略定西（《汉书》下有南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莋）。”这可见秦时蜀郡比汉初大得多。

《秦本纪》惠文王更元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次年，“武王元年……诛蜀相壮。……伐丹犁”。《水经·江水注》：“（氐道）县（扬守敬《疏》说应为湔氐道）本秦始皇置，后为升迁县也。”秦于邛、莋、冉駹置郡县，当是事实。常志说：“赧王三十年，疑蜀侯绾反，（昭）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莋及其江南地。”这就是秦昭王二十二年。《秦本纪》昭王三十年（周赧王三十八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先后相去八年，一是莋及江南地，一是巫郡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地既东西悬隔，时亦先后迥殊，可见张若为秦拓地颇广，这显然是两事。常志说：“蜀曰邛，汉嘉、越嶲曰莋，皆夷种也。”汉时越嶲郡有定莋、大莋、莋秦诸县，这是汉嘉（即西汉沈黎郡）、越嶲都称莋的明证。司马相如说的“邛、莋、冉駹近蜀，秦时尝通为郡县”，应该就是张若取莋及江南地那时的事。汉分牂牁、越嶲置益州郡，益州一部分原是越嶲郡。汉又分益州郡西部六县置永昌郡，可见永昌郡一部分原是益州郡，也即是越嶲郡。这就是所谓莋的江南地。秦于汶山、汉嘉、越嶲各地皆未别置郡，应该即是蜀郡。常志又说：“以冉駹为汶山郡，邛、莋为沈黎郡。”《水经·江水注》：“沈黎郡，汉武帝元封四年以蜀郡（旧误都）西部邛、莋置（旧误邛）。”知沈黎、越嶲二郡皆有邛人、莋人。《水经注》正是用常志原文。戴东原校《水经注》说：“越嶲郡治邛都，沈黎郡治莋都，不得兼言邛莋明矣。”《汉志》蜀郡严道：“邛崃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严道，原属沈黎郡，沈黎罢，属蜀郡。严道有邛山、邛水，正不必分邛人为越嶲、莋人为沈黎，那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戴东原又说：沈黎郡，“汉武帝元鼎六年以蜀郡西部莋都置，《汉书·武帝本纪》可证，不得系之元封四年也”。但《水经注》说汶山郡为元封四年置，常志也正是说汶山郡元封四（原误六）年置，都正证《水经注》当是依据常志，本和《汉志》不同。顾广圻校常志、戴校《水经注》，都依据《汉书》来改正，这是不必要的。《水经注》于西南区域大量用常志原文，是很明显的。两书相同，就是道元所见常志原来即是如此。既是原书本误，校者要它不误，这就不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庄蹻“王滇……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滇是汉的益州郡，在秦时滇不别置郡，这也应该是属于秦的蜀郡。可见秦的蜀郡在滇池方面就比汉时境土要大些。但在汉中方面，秦的蜀郡就比蜀国时又要小些。汉兴弃滇国而关蜀故徼，邛、莋、冉駹在秦时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汉高祖又分巴、蜀置广汉郡，就说明汉初的蜀郡和秦的蜀郡是大不相同了。汉武帝置犍为郡以后的蜀郡、巴郡就又小得多。武帝初通邛、莋置越嶲郡，《司马相如列传》说南至牂牁为徼，到开益州郡时越嶲又缩小得多了。到汉罢汶山、沈黎以后，蜀郡的区域又大不相同。从蜀王时蜀的区域，到《汉书·地理志》的蜀郡区域，是有多次变动的，有很大的不同。常志所说蜀的疆域，事实上也只能说是秦灭蜀时的疆域。

相如《难蜀父老》说：“因朝冉从駹，定莋存邛，略斯榆，举苞蒲。”又说：“故乃关沬、若，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这里邛莋和冉駹都分开说。《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刘昭引常志汶江有駹水，《魏略》又有蚺氐，或以冉駹原是两部。伹《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明以莋都、冉駹、白马为三国，冉駹肯定当为一国。文人造语常析辞为文，如《古文苑》载班固《泗水亭碑铭》有“诛项讨羽”之句，决不能据此说项羽是二人。斯榆又称徙都，《汉志》有徙县（治今天全）。苞蒲，服虔说“夷种也”，不知即谯周“苴读若苞”之“苴”否？总之，劳深、靡莫之类，种落很多，已不能详考了。所谓“关沫若”，沫水即《汉志》的大渡水，后称青衣水。所谓若水，即今雅砻江，下流名打冲河。这是汶山、沈黎、越嶲三郡的西界。常志说：庄蹻留王滇池，“因名且兰为牂牁国”。“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可见滇池即牂牁地，越嶲南境即与滇池接壤，这就是所说的“徼牂牁”。《汉志》越嶲郡有灵关道。《水经·沫水》：“沫水出广柔徼外，东南过旄牛县北，又东至越嶲灵道县。”此沫水即《司马相如传》之沫水，是青衣水的上源；《汉志》的渽水、《水经·江水注》的涐水才是大渡河。沫水不应该东至越嶲。沫水经过的灵关在后来的芦山县，《水经》说“越嶲灵道县”，是由于没分清两个灵关而致误。《太平寰宇记》（以下省称《寰宇记》）卷77载：“灵关山在（雅州芦山）县北二十里，峰岭嵯峨。”“灵关镇在县北八十二里，四面险峻，控带蕃蛮。”唐贞元时，韦皋攻吐蕃，分兵出西山灵关即此。《通典·州郡典》也说：“雅州芦山有灵山关。”这才是“镂灵山”的灵山。《汉志》越嶲郡台登县（治今冕宁县泸沽）：“孙水南至会无入若。”《水经·若水注》：孙“水出台高县，即台登县也，孙水一名白沙水”。《元和郡县志》（以下省称《元和志》）谓之“长江水”，今名安宁河，这是所谓“梁孙原”的“孙原”。这是通沈黎、越嶲的两条交通线。

常志说：“晋宁县，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牁、越嶲，汉武帝元封二年……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司马相如所谓“徼牂牁”，就是说越嶲原和牂牁接境，分牂牁、越嶲置益州郡，因之越嶲、牂牁才不相接。《汉志》说犍为、牂牁、越嶲“民俗略与巴蜀同”，不言益州，是因为益州原来就是越嶲、牂牁的缘故，可知益州民俗亦与巴蜀略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庄蹻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牁、越嶲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这里比之常志对益州郡的建置说得更清楚。东汉又割益州西部六县入永昌郡，可见越嶲、牂牁和益州，先后也有些变动。犍为一郡的变动，先后就很繁复。常志：“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时治鄨县。”“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广。”“孝昭元年，郡治僰道，后遂徙武阳。”《水经注》亦略同此说，王先谦疑治鄨县是郦道元的错误，是不对的。正因为夜郎听唐蒙约才置犍为郡，所以就治鄨县。元鼎六年因斩且兰王置牂牁郡，治且兰。常志说分犍为置牂牁郡，足补《汉志》所略。鄨和且兰接近，既置牂牁郡，鄨县划属牂牁，自然犍为就要移治南广。唯常志说在元光五年，则疑有误。元封二年分牂牁置益州，可能是此时犍为移治僰道。常志说：“朱提郡，本犍为南部（都尉），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属县四。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似西汉曾设过朱提郡，疑未必然。《续汉书·郡国志》犍为属国，注云：“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为犍为属国都尉。”汉既置犍为南部都尉，然后犍为郡徙治武阳，这也许是孝昭元年的事。班志犍为郡，应劭注曰：“故夜郎国。”夜郎内附，汉始置犍为郡治鄨县，可说犍为是夜郎国。但分牂牁以后的犍为，就不能说是夜郎国了。《水经》：江水“东南过犍为武阳县”，郦道元注说：“县故大夜郎国。”因犍为郡最后治武阳，道元不察，以为夜郎故国就在武阳（今彭山县），就更错了。常志说：元鼎“六年分广汉置犍为郡”。犍为东北部分原属广汉，虽无其他记载可考，却于事理亦合，但不能说犍为全境都从广汉分出。可见每增设新郡，各郡都不免有些变动。广汉郡初治广汉县乘乡（今射洪县境），正足见其南境尚远。既置犍为郡以后，广汉的郡治也就要向北移动了。(www.xing528.com)

常氏《巴志》说：“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这里所说巴国的疆域，只能说是巴为楚所侵后为秦所灭时的情况。《燕策》载苏代说燕王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这说明汉水流域是有巴的国土。《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也。”《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可见金州、房州都是古时卢国的地方，后来为巴国的领土，再后为楚所有，终为秦所吞并。《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上庸，今房州竹山县及金州是也。”《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这片庸国土地，在公元前611年秦、楚、巴三国灭庸后，又才为巴所有。《楚世家》说：怀王“十八年，秦使使约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而靳尚说：“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正说明上庸也是秦、楚的汉中地域。可知汉水以西，南至竹山县还是巴境，不仅汉水经过的地方才是巴境。《楚世家》说：“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也。”这看出同是楚之故地，但析、郦是不属于汉中的。《水经》湍水出郦县，均水出析县，二水都自北而南，恰好是汉中的东界，也可说是巴国的东界。《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三年，（秦）分巴、蜀置汉中郡”。可见汉中郡的西面部分是蜀地，东面部分是巴地。在春秋鲁桓公的时候，巴和楚伐邓南鄙鄾人，又与楚伐申。申、邓都在巴的北境，自然是巴的北境到达汉中，才能伐申伐邓，巴的疆域已与秦的南阳郡接境。从《秦本纪》看出南阳原就有上庸部分地方。《路史·国名记戊》引《吕氏春秋》说：“晋文公西伐巴蜀。”河南内乡县以北及卢氏县，是春秋所谓晋阴地，晋有阴地之命大夫。明了了巴和晋的国境，对晋文公伐巴蜀就可理解了。

《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这是楚原有巫郡，后来秦把巫郡并入了黔中，汉又把黔中郡改为武陵郡。清代学者考证巫郡，仅说湖北之恩施、建始和宜昌的巴东三县是楚的巫郡。《御览》卷171引《十道志》说：“施州清江郡……春秋时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地。”这说巫郡原也是巴国的境土。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又都是在边境国防线上，仅仅以施州说巫郡就太小了，决不足以当战国一个郡的境土。施州北至房州，凡楚和巴接壤的地区是不能不置郡的。《水经注》说：“江水又东径巫县故城南，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通典》以为即归州巴东县地，这证明了巫郡一部分是并入于南郡的。《盐铁论·险固》说：“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这里说的方城，是庸的方城，在湖北竹山县，即是唐的房州。可知从竹山县起即称巫山，直到巫、黔中都设扞关以拒秦，应该和施州原是一郡。《楚策》说：襄王时“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这里的蔡是高蔡，在楚的西境，正是《荀子·强国》说的“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巫上、鄢、郢并举，知其必然境地相接，应当是在上庸之南，因为地居长江之北，故称巫上。《晋书·地理志》上庸郡有北巫县，在竹山，北巫正是巫上的意思，可以说从施州北至房州都是楚的巫郡。房州、施州，从唐人说都是巴地，自然巫郡全部也都是巴地。《楚世家》说：“蜀伐楚，取兹方。”正义说是荆州松滋县。《左传》庄公十八年，“巴人叛楚而伐那处……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在今宜都。可知松滋、宜都原是楚的西境。《左传》文公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在今枝江。可知枝江不是楚地，这里应该是巴的东境。巴楚接壤，正在松滋、枝江之间。《吕氏春秋·简选》说：“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柏举之战，正是阖庐的事，吴师入郢在江陵，西伐到枝江地区，显然是可能的。

李斯《谏逐客书》说：“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秦策》谓“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可见秦并巴蜀以后，秦有九夷。楚的鄢、郢，已在危迫之中。也就是巴、楚之间，原有九夷，是很显然的。既说“又方千里”，面积就应该很广大。巴之东，楚之西，古有群蛮、有百濮、有麇、有罗、有鄀、有高蔡、有、有卢，其南又有盘瓠之族，种类甚多，在古籍中都可考。知巴、楚间有九夷所居，其属楚属巴，先后不一。巴、楚在这里是否有明确的疆界，是不易论断的。秦惠王有巴中，巴蛮世尚秦女，知九夷和秦、楚的关系，只不过是略为羁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