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组织策略

从以上西方女性学学科发展来看，进入学院体制，实行学科化和制度化已作为一种适合于女性学长期发展的策略得到普遍承认。美国女性学学者玛丽莲·J.鲍克塞通过对美国女性学创建之路的分析，深刻感悟到，“过去，女权主义由于未能进入高等院校才以失败告终，甚至被人们彻底遗忘，而现在妇女学在学术界里几乎无处不在”^[58]。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女性学在高等教育中制度化的实现。

韩国学者张必和在研究中把女性学制度化的过程与途径大致分为两类，她认为：第一，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女性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部门使女性学在大学内安家落户，这种模式也称为从下面开始的革命，强调学生和教授们的要求成为进行制度化的第一步；第二，参照已经制度化的学校和国家的经验，并进行补充和发展这一模式，可以说是从上面开始的模式，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可视为这种模式的代表^[59]。从女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制度化的形式来看，这两种模式兼有，同时它还具有一些本土的特质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

（一）中国女性学制度化的历史

中国女性学在高等教育中正式建制始于1987年，当时，中国女性学的先导者李小江在郑州大学创办了中国高校中第一个妇女学研究中心。到1993年，中国高校共成立了四家妇女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杭州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1993年中国正式承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信息传开，当时的国家教委和全国妇联非常关注妇女研究的状况，高等院校一度掀起了女性学建制的热潮，从1993年至1995年的两年间，有18家高校相继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截至1999年12月底，在全国一千多所高校中有34家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60]。这些兴建起来的“研究中心”基本上都只是虚体建制，“三无”（无编制、无经费、无场地）是其尴尬处境的形象描述。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学界支持以及机制保障，许多研究中心迅速萎缩了。

笔者以为，这一时期妇女研究中心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的存在与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建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初，这些机构的建制基本上源于对中国社会妇女问题的现实关注，这些机构虽然在学术研究和促进社会发展层面有颇多进展，但研究者鲜有把女性学与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等相联系的，也就是说，许多妇女研究中心并未真正成为女性学的载体，当时国内的妇女研究者基本上都还没有意识到女性学与高等教育体制之间寓意深远的关系。他们在当时追求建制，一方面是在政治号召下受到社会责任导向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一般研究机构模式的影响，从经验和最朴素的感觉出发——就是“做事”（如开会或做项目等）需要一个合法的平台^[61]。再者，这一时期妇女研究中心的建立也与当时学术界“建学潮流”和“组织热潮”的裹挟极为相关，女性学学者少有学科建设的自觉，对女性学的学理认识也并不清晰、成熟。

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内女性学界对“gender”这一概念理解的逐渐深入，对女性学的学术理念、思维方法和教学方法才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也只有在这时，中国的女性学才与教学、课程、人才培养有了更多的关联，并与西方的女性学有了相似的含义和对话的共同语境。应该说，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妇联强有力的推动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62]，特别是在2000年，福特基金会首开了在中国高校资助女性学研究的先例。这个开放性的课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女性学的发展，促进了女性学制度化的思考。同时，这一时期，在基本概念的使用上，女性学与女性研究、妇女活动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明朗，对此，杜芳琴教授曾以中国语境为背景，有一个清晰的说明，她认为，女性学（妇女学）与妇女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妇女研究主要是针对现实妇女状况和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妇女学主要是由学界发起，从学术领域和知识改造入手，解构、分析男权中心的知识体系如何建构、如何传承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等级表现，在批判、解构的过程中创立自己新学术的同时，还需要通过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薪火相传这门学术并影响社会——这些都需要通过学校的场所和教育的途径完成^[63]。至此，女性学与高等教育体制之间密切的关联性已开始受到关注。

（二）中国女性学制度化的几种模式

经过30余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高校建立女性学机构的有60多家，这些女性学机构大都在“妇女研究”、“女性研究”、“性别研究”、“社会性别研究”等称谓下，以“中心”、“所”或“基地”命名，在组织上绝大多数都是虚体建制。目前只有四家妇女研究中心有专门的活动场所和专业编制（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延边大学）。近年来，关于推动妇女性别研究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学术领域主流的呼吁越来越高，如何寻求中国女性学与高等教育体制接轨的合适方式，拓展女性学的发展空间，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从现状来看，有几种制度化形式值得关注。

第一，以传统学科的院、系为组织依托，通过向成熟学科渗透来传播女性学知识，培养人才。

通常的做法是，在本科教育中开设女性学的选修课程，在研究生教育中开辟与女性学相关的研究方向，主要以开课和指导论文的方式向传统学科渗透。这种形式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最为普遍，许多成立了妇女性别研究中心的高校大都采取这种方式来进行教学与研究，其中以北京大学最具有代表性。199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目录下已将女性学确认为硕士专业方向，2006年设立了硕士培养点，目前，已培养了数十名女性学方向的硕士。事实上，在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文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或领域）也开辟了与性别相关的研究方向，在培养模式上，通常采取的是特定学科角度研究训练与女性学基本知识两部分相结合，它要求学生在所选定研究学科角度的训练方面与该学科学术性硕士（博士）生达到同等水平，这当然也是女性学作为跨学科学术的要求。

在这种模式中，女性学虽不谋求在教育领域（高等教育中）的单独建制，但是在向不同学科渗透的过程中，女性学依然没有放弃在学术领域对其专业组织建制化的关注和学术合法身份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社会学目前已在中国社会学专业学术委员会中取得了一席之地，2006年，中国正式成立了女性社会学专业学术委员会，这是女性学在专业组织建制方面的一次成功运作，也是女性学谋求建制化过程中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认为，这种不僭越传统高等教育组织结构、较为温和的建制方式对女性学研究较深入的学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值得借鉴。因为在中国目前的学科、专业制度下，这种学术上的专业组织建制方式获得也相对容易些。但是，这种在传统学科体制内，进行二级甚至三级专业组织建制方式是否有可能被学术界坚固的学科特性所挫败呢？女性学领域是否会越来越支离破碎，会不会出现像西方学者所忧虑的那样：只是在隔离的状态中创立了“关于妇女的亚领域，同时保持原先学科文化中存在的雄性中心的特点”^[64]呢？关于这一点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

第二，成立独立建制的女性学系。

在中国，女性学形式上采取自治并以“系”为建制的仅有中华女子学院一家。2006年，该学院本科招生目录列入“女性学”，2006年秋季首招本科生30人。中华女子学院是一所隶属于全国妇联的高校，长期以来，它一直以培养妇女干部为己任，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较为特殊的地位。1998年，该校虽然已转变为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但是由于它独特的定位以及与全国妇联的特殊关系，使它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依然与众不同，在这样一所较为特殊的高校中建立独立的女性学系与其学校的特点是分不开的，正如曾任该学院院长的张李玺教授所言，女子学院的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65]。目前，它在女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学位设置、课程设计逻辑、评价标准等方面正进行着尝试性的工作，现在给予评论也许还为时过早。具有意味的是，目前国内一些综合性大学也试图尝试申报女性学专业本科，这不知是女性学之幸还是不幸。(www.xing528.com)

第三，在建制上采取“虚”的形式，在工作中采取“实”的行动，以大学校区为基础，进行科研和教学、教师和学生、校园和社区合作互动的尝试。

大连大学在探索妇女性别研究与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一探索也颇具特色，值得关注。大连大学于2000年7月以中国资深的女性学学者李小江领衔正式成立了性别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坚持“渗透”与“互动”的理念，宣称“在组织上走出单一的女性主义性别路线，在学科建设上要走出独立设科的‘分离主义’这个老路子、窄路子”^[66]。所以，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定位上从学理层面就否定了女性学单独建制的必要性，在这几年的发展中，研究中心选择了虚体建制，它明确说明自己的任务：不是让这个“中心”后续有人，长生不死，而是要让中心倡导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有效进入校园，在制度化的教学轨道上寻到它合法、合理、持久的生长空间^[67]。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该中心在师资培训、课程建设、社区合作互动等方面开展了一些活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种虚体建制方式虽在学理上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但是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依旧有许多棘手问题需要面对。特别是这种建制策略早期由于“名人效应”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在女性学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以及学术研究、社会影响力、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等进入主流化进程方面的作为还需继续观察。

第四，回避女性学的建制问题，采取国际合作办学的形式，传授女性学知识，培养人才。

2002年至2004年间，美国路斯基金会支持美国密西根大学与中华女子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合办女性学学士后研究班。尔后，自2005年始，美国路斯基金会和美国福特基金会联合支持复旦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合办女性学博士班。探索者希望这种方式能够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但是，目前在很多因素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很难预测这种合作办学方式的前景。这种办学方式对传播女性学理念和中国高校女性学师资的培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种模式在资金上过于倚赖“体制外”（国外基金会）的支持，在理论与方法上（包括话语和语言）过于趋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学界，而在本土、本地资源的利用、投入和机制保障上都还缺乏深入思考与研究，所以这种运作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仍然需要面对和解决，同时它还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来自如何本土化的质询。

第五，成立跨学科的实体组织机构，进行女性学制度建设的尝试。

在中国，目前实行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实体建制的只有四家，即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延边大学。这里将这四家研究中心同视为实体的机构主要是从是否有正式编制这个并不完全的标准来判断的，事实上，它们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具体区分：中国传媒大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在该校设立教席，可以认为是直接从顶层（国际组织与中国教育部门联合）开始模式的典型；东北师范大学的建制与该校女性领导担任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延边大学女性学研究者专职研究身份的获得与其地域和民族特色（与韩国、朝鲜比邻，语言相通）密切相关。这三所院校除了有专职研究人员和办公地点外，其他有关行政建制的条件（如经费支持、财政独立、人事权利等）尚未具备。

天津师范大学在女性学的建制方面则与前面三所院校有所不同，它应该是中国女性学跨学科建制模式最典型的代表。从天津师范大学女性学建制的实践来看，它的发展前期与国内许多妇女研究中心的状况非常相似，近20年来，该研究中心也一直是虚体建制，并未获得体制内系统的编制保障和经费支持，从2004年开始才有两名正式编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10月，该校正式批准将原来虚体的妇女研究中心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这一实体的跨学科研究机构^[68]。该中心明确确立为独立建制的校管科研机构，下设四个二级研究机构，成为国内第一家有正式编制，由国家财政拨款，设施配置、办公用房齐全的女性学正式建制机构，目前有7名在编人员，兼职20人左右，真正实现了实体化、专业化和专职化。虽然它和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的“院”、“系”等学术组织单位在行政待遇上还有一些差异，但是这一机构的建立确实是实现中国女性学与高等教育体制接轨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体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一种新尝试。这种跨科际、校际，甚至国际合作建立的女性学实体机构，是参照国外女性学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女性学发展需求进行的新探索。这也是在中国制度环境下，由独特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学术组织通过获得国际基金会支持，开展课题研究，扩大影响，抓住机遇，实行女性学建制的一种新思路，应该受到关注。如何在取得制度上的合法地位后，在传统的知识框架和范式下坚守女性学领域在认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是这种建制方式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如今，天津师范大学女性学的制度化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虽然进入主流是女性学落地生根的必然归宿，但主流化和机制化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唯一结果。面对新机构内部建制立章以及与传统“院”、“系”、“学科”的整合嫁接，新的矛盾和困难将横亘于前，依然需要重视，不断创新、合作，逐一解决。天津师范大学女性学制度化的重要促进者杜芳琴也清醒地认识到，“机制化和主流化只是妇女学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漫长的革命还在后面”^[69]。

（三）分析与思考

中国女性学目前几种制度化方式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我们可以持续地关注它们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走向，现在评价它们的优劣或许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中国女性学的建制绝不会按照同一种模式进行，各个学校、各个地区、各门学科都会依据自己的实际发展情况来谋取合适的生长空间，多种建制形式并存的态势可能是中国女性学长期的现实。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以为，在中国女性学诸多建制模式中，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这种模式的建制，确实标志着中国女性学在组织机制上的新突破。从女性学的长远发展来看，这种跨学科的建制可能是最接近女性学跨学科的学术和社会使命的建制方式。因为在“以学科为中心”的结构环境中，如果没有一个在体制上有保障的跨学科教学和科研单位，女性学的发展依然会步履维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不断扩张，教师负重如牛，无暇系统学习和培训，这些已成为制约女性学发展的“瓶颈”，天津师范大学在学科建制工作方面为突破这一“瓶颈”进行了有效探索，解决了女性学虚体、兼职、业余等许多长期困扰女性学发展的体制问题，也为女性学的学理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但是，这种没有学科归属和学科依托的跨学科建制机构在未来的发展中，又可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因为以学科建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是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大学存在的逻辑起点就是“知识”、“学科”，只要高等教育存在的哲学基础没有动摇，它的制度设计在本质上也不会改变。虽然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开始不断“否思”社会科学，重新思考学科的“迷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跨科际学科制度”的设想，希望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学科范式来直接面对学科边界出现的现实问题，但是目前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在高等教育体制中肯定会遭遇许多尴尬。也正因为如此，在以学科建制为基础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实施女性学的跨学科建制才需要审慎地对待。中国有各类高等院校两千多所，如何拓展女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影响，推动女性学建制的实现，仍是漫漫长途，特别是在现代教育制度占主导的情况下。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新一阶段女性学发展所必然要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