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高等教育的性别符码

在高等教育中，学科与专业的性别分化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从全球总的情况看，随着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所占百分比的增加，学科与专业的性别分化也日趋严重，虽然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女生在自然科学、工程和农业学科中的比率低于在各领域的总比率。相反的是人文学科，法律和社会科学则与总比率持平。教育和医学中女生人数高于各领域总比率。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区，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相同的^[20]。事实上，高等教育中已形成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男性学科”和“女性学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男性学科”和“女性学科”并不是两个学理性概念，而只是人们经验上的称谓而已。“男性学科”指社会普遍认为适合男性和男性相对大量集中的学科领域。“女性学科”指社会普遍认为适合女性和女性相对大量集中的学科领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高等教育接纳女性之初，专门为女性所设置的学科和专业；二是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女性相对集中于某些学科与专业，从而形成了经验意义上的“女性学科”。对于这种现象的理论解释，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基于男女两性生理差异和心理差异的生物本质主义阐释，二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文化建构论阐释。

生物本质主义主要以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和心理差异为认识基础来阐释学科与专业中的性别差异。从生理因素而言，研究者最为关注男女不同的荷尔蒙系统和左右脑的专门化。一些研究者指出，雄性荷尔蒙对性别差异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刚学会走路的幼儿还未形成性别认同，即在不清楚自己性别的情况下，就已经在选择（我们所认为的）与性别相适宜的玩具了。由于不同的活动所要求发展的技能及练习频率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的能力和行为由于参加活动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发展，使得男女儿童分别在某些方面发展得比较好，而在某些方面发展得较差。当他们进入高等教育阶段，这种“本质性”的差异不可避免地表现在学科与专业的选择上。脑科学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性别差异的“本质性”。许多研究认为，男女在语言、空间能力和数学成绩方面的差异主要归于大脑在一定年龄阶段的左右脑分工。有大量研究表明，男女大脑半球存在着差异，女性大脑的专门化比男性要早，所以女性的语言功能得到了早期开发。但由于空间能力和高水平数学能力的发展要晚于语言技能，女性早期大脑半球的专门化由于出现得太早而影响了其他能力的充分发展。所以，进入高等教育后，女性由于其“先天”能力的不足，“自动”放弃了某些涉及空间能力和高水平数学能力的硬性学科的学习。

从心理因素而言，心理学早期对两性心理差异的研究基本上受生物学的影响，也主要从生理特征上去寻找依据。首先，以脑的形状和脑的不同区域的发展来解释成就和个性特征上的性别差异；其次，提出了“母性本能”的概念，这为高等教育中专门为女性设置一些与“母性”和“抚育”相关的学科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再次，提出了偏离性假设去解释男女差异，即认为男性在智力等某些特征上比女性更多地偏离常态。就智力而言，这个假设认为，女性处于中等状态（常态）的比男性要多，而男性在高和底两端（偏离常态）的比女性多，这一假设为解释高等教育中无论是“男性学科”还是“女性学科”，男性在最有成就者中占据极高比例的现象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大量的关于性别差异的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的研究成果问世，并被教育学界广泛地引用。“但是可以说，在性别差异的生物因素方面，我们仍然是无知的。虽然已有的研究发现，生物因素使男女的某些行为倾向性有所不同，但都未能通过研究来确定生物因素引起差异的程度和范围，也未能发现这些生物因素所影响的行为倾向中哪些更顽固，或更难以进行后天的改变。”^[21]所以，“我们的观点是，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不应该只是生物性的反映……它取决于我们人类社会的选择，我们应该去选择对人类生活方式最有价值的社会实践”^[2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女性主义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对高等教育中学科与专业的性别隔离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女性主义认为，所谓“男性学科”和“女性学科”的出现与划分并不是男女本性差异使然，也不是学科理性沉思的结果，而是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系统和利益基础在学科领域表现的结果，它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www.xing528.com)

对于男性和女性适合学习什么学科完全是一个人为的过程，由于人类社会文化在早期就通过完备的观念系统、知识系统和制度系统将女性划归于低于男性的类别，所以女性在接受教育之初就被置于与男性不同的知识领域，接受与男性不同的教育。关于这一思想，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其名著《大教学论》中有专门的论述，在书中，夸美纽斯把男性和女性分成接受教育的不同类别，明确指出，“我们不主张这样教育女人，使她们的好奇倾向得到发展，而是要使她们的诚挚与知足能够增进，主要的是，一个女人应该知道和应该做的事情，能够增进丈夫和家庭福利的事情”^[23]。所以，在早期的大学教育中，女性被认为应该学习的是，“食品和营养、纺织品和衣着、健康和保育、住房设计和室内装饰、花园设计和应用植物学，以及儿童教育”等专门为女性设计的科目^[24]。女性主义学者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曾对这种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提出过嘲讽，她认为，“教育家们几乎不受下述论点的影响，这个论点是：大学课程不应该被诸如烹调或手工劳动这样的学科污染或扩大”，这是不可思议的^[25]。所以，早期高等教育专门为女性设置的“女性学科”并不是由于女性天生适合学习什么学科，而在于传统的社会文化希望通过学科把女性教育（或塑造）成什么。

在学科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女性学科”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其族类还在不断增加和变化。历史地看，“男性学科”和“女性学科”的划分并非从来如此，除了早期专门为女性设置的学科外，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学科”都是在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后，逐渐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中形成的，它与权力、利益基础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高等教育的早期历史中，由于女性受到排斥，无论什么学科都是男性的学科，而且人文学科比科学和技术有着更加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中西方都是如此。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西方的知识系统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人文学科的地位不断下降，与科学相关的学科成了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知识。女性主义认为，由于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科学观念与男性气质就有了“神秘的”结盟，从而造就了高等教育中所谓“男性学科”的现实。

在培根关于“新哲学”的讨论中，首次将科学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充满了男性科学家与女性化自然之间性的结合的比喻，确立了科学对自然控制和支配的目的，并通过性隐喻的表达将它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征服相对应。在女性主义看来，培根著作中的性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构成了培根机械哲学的本质，近代科学的诞生正是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上的，即以理性的男性形象对被描述为女性的自然激情的征服为特征^[26]。基于此，女性主义赋予科学知识一种社会文化属性，这样科学就不仅是一种社会建制，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知识，理解科学就必须理解科学与社会文化及其政治权力的关系，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中，性别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通过与权力的关系而相互作用、相互建构，它们可视为文化中这种权力关系的结果和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与科学相关的学科成了事实上的“男性学科”，并在学科家族中占据绝对优势，不是因为男性天生就适合学习科学，而是因为男性掌握和控制着社会权力，科学学科在建制之初就已沦为一种权力的工具。对于厕身于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系统中由于处于弱势地位，那些在现代社会中已处于非重要位置的人文学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她们主要的栖身之所，变成了习以为常的“女性学科”。

所以，在女性主义看来，从学科上划分为“男性学科”和“女性学科”并不是先验的真理和不可变更的天条，而是一种与性别隐喻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其中包含着男尊女卑的价值等级观念，有着深刻的文化基础，它实际上是一种男性中心（优越）文化在高等教育和学术领域的体现。研究者如果不考虑到学科划分和不同性别在学科选择中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仅将关注点放在男女生理差异或男女基于生理差异而“自主”选择的认识基础上，就会陷入本质主义的泥坑，重弹“男女天生有别”的老调，使高等教育中学科与专业的性别隔离成为性别平等道路上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