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生活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时期，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当时是激进的，也是革命的。欧洲启蒙运动对人主体性的高扬把人从神的奴婢身份中解放出来，卢梭置身其中对此有深刻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其颇具代表性的政治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与《社会契约论》同《爱弥尔》一样在思想界、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倡导社会契约论，主张人生是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剥夺，人民就应该革命，最好的政体应是民主共和国。但他在此所指的人民和公民的资格与权利都是不包括女性的。这一点可以从卢梭所憧憬的伟大的罗马城的情况中得到证实，“最后一次的户口统计数字表明，罗马有武装的公民四十万人，而全帝国的最后数字则有公民四百万人以上，还有不算属民、外邦人、妇女、儿童和奴隶在内”[59]。也就是说，卢梭并没有把自己社会契约论中所主张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力给女性，而是在一曲回归人性、回归自然的咏叹调中把女性永远置于从属男性的地位。
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二元划分中，有着男和女、主体和客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理性和情感等广为人知的范畴，卢梭在《爱弥尔》中承继着这种思维模式并设计了爱弥尔和苏菲两个理想形象。爱弥尔被赋予男性气质，而苏菲被赋予女性气质。在肯定男性公民地位的同时，卢梭给女性以男性“伙伴”关系的地位。“上帝使女性长得那样机灵，从而就极其不公平地补偿了她在体力上的不足；没有这样机灵，女人就不是男人的伴侣，而是他的奴隶。”[60]然而正是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卢梭不仅继续否定女性的公民权，而且彻底地将男性和女性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划分开来，女性被置于家庭的私人领域中，成为“理想的”依附者和被统治者。
这种认识来源于何处呢？卢梭认为，女性的角色、女性对男性的服从不是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而是她们天生应当如此，这是一种大自然的馈赠。“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导，所有一切男女两性的特征，都应看作自然的安排而加以尊重。因为，每一种性别的人在按照他或她特有的方向奔赴大自然的目的时，要是同另一种性别的人再相像一点的话，那反而不像现在这样完善了。”[61]
就这样，在“自然性”的规约之下，卢梭在教育理论中予以爱弥尔与苏菲不同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追求。
（一）爱弥尔是主体，苏菲是客体
卢梭在《爱弥尔》中所指称的受教育主体明确指向男性化身的代表——爱弥尔，在著作的前四部分，卢梭以深邃的、富有洞察力的视界对爱弥尔的教育予以极大的热情与关注，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教育理论和新教育方案，即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发展人的天性，为社会培养适应新时代的新人。只是到了第五章，当爱弥尔进入了青年时期，作为“一个成年人单独一个人生活，那是不好的”[62]，他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伴侣时，这样苏菲才姗姗出场。那么当“爱弥尔们”在接受自然化的新教育时，“苏菲们”又在哪儿呢？她们默默地在为作为男子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而做准备，而这个准备的漫长历程在历史的叙述中基本上是隐而不见的，是沉于历史的地表之下的（历史向来不屑去关注日常琐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女性主义对此却甚为关注，在西方高等教育中“妇女史”是最为发达的也是研究最深入的领域）。直到有一天，当男性的生活舞台需要一个陪衬的时候，她们才以“语焉不详”的面目出场。至于她们的教育，那是和男人都有关系的，“使男人感到喜悦，对他们有所帮助，得到他们的爱和尊重，在幼年时期抚养他们，在壮年时期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谏忠言和给予安慰，使他们的生活很有乐趣，所有这些，在任何时候都是妇女们的天职，我们应当从她们小时候教育她们”[63]。(www.xing528.com)
此番男女两性定位，在认识论上是颇具深意的，那就是从自然和天性的角度来讲，男性总是处于永远的主体地位，而女性则处于永远的客体位置。女性的生活、生存乃至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男性才会变得有意义、有价值。用波伏娃的观点说，那就是，男人是“自我”，女人是“他者”，谁也不能忤逆“自然”与“天性”。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卢梭已比前代的思想家们走得稍远一些，如他已不把男和女视为主和客的决然对立，而将其视为为了双方的利益而生的，但他又说，他们和她们互相依赖的程度是不相等的：男子是由于他们的欲望而依赖女人的，而女人则不仅是由于她们的欲望，还由于她们的需要而依赖于男人；男人没有女人也能够生存，而女人没有男人便不能够生存[64]。卢梭深信，这种性别不平等不仅是大自然的造化和天性所为，也是一个完善的市民社会所需要的。
（二）理性的爱弥尔活跃于公共领域，感性的苏菲应沉默于私人领域
在卢梭看来，由于男女自然天性使男女两性会呈现不同的特征。男性的节制、公正和诚实是好品质，而女人则应学习忍耐、服从、善良和灵巧，大自然和理性给女性安排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65]。基于此，卢梭认为男人的天空应是高远的、广阔的，而女性则应局限在家庭中，他曾经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妇女能不能够今天做乳母，明天去做战士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卢梭对于社会中“男性化”的、有才华的女性极其反感，他说，“对丈夫、孩子、朋友、仆人以及所有其他的人来说，有才华的女人都是灾祸”[66]。他认为对女性而言，“她的尊严在于不为人知，她的光荣在于她的丈夫对她的敬重，她的快乐在于她一家人的幸福”[67]。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老一代学者王森然在解读《爱弥尔》的过程中就指出，“《爱弥尔》书中由苏菲所表示之女子教育论，则仍为极端贤母良妻主义，谓妇女之任务，在悦乐男子；夫对妻之意志为绝对命令，为妻者当完全屈服于此意志之下。卢梭不特言之如是，且行之”[68]。
基于这样一种对性别的认识，卢梭在《爱弥尔》中“自然”地陈述了他对女性、女性教育的看法。这一套知识的建构实际上是为社会确立了某种价值导向，而社会价值则为这种知识论述持续建构某种社会性别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同时提供了某种道德上、法律上、舆论上的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二者实际上是同构的、互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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