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深学问”建构主体的分析
“高深学问”从玄思的学问（神学知识、形而上学知识）到人文知识再到科学知识，谁是其建构的主体呢？在传统认识论中，人们往往把知识作经验主义的理解，认为知识是一种静态的经验积累的结果，它“只注意去理解那些现成的、人们熟知的知识的意义和发展的逻辑……而不去观察在知识背后产生知识的主体”[40]。但是后现代知识观却从知识利益、知识权力的视角对知识的主体予以特别的关注，女性主义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了知识的建构主体，在他们看来，这一建构主体无疑是具有男性气质的人。
在神学知识里，掌握其建构权力的是“上帝”及其所发布的神谕。上帝认为人类的一切善恶都与宗教信条有关，亚当是灵魂，夏娃只是肉体，对抗肉体的诱惑成为主要的宗教教谕。12世纪中叶这样的警告与训诫扩及更广大的教本、伦理与法律规范，到14世纪更成为裁判手册的基本原则[41]。就此而言，在上帝的眼里“女人”已被视为异类和“罪恶的渊薮”（如不洁的、邪恶的女人是男人腐化堕落的根源等）。在高深学问建构的“神圣”工作中，根本没有女人作为主体存在的空间，她们只是神学知识中被想象或被贬抑的对象而已。
形而上学知识是人们对于事物本质的反映与表述，它是由概念和逻辑所构成的命题，具有抽象性、绝对性、终极性，一旦获得就永远有效，它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果。经验主义者认为，要正确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或事物之间的本来联系，认知主体就必须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来认识事物，但是这种本来的面目却是按照他所选择的关系和观点建构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感觉经验只能提供知识的材料，理性才能提供知识的形式。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各有侧重，但在认知主体上都持一种“非历史的”、“抽象的人”的观点。正因为这些深层的相似，所以卡尔·波普尔非常坦率地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42]但是，从西方传统的基于男、女这对隐喻之上的两分法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非历史的、抽象的人都是具有男性特征的人，如男性特征被视为理性的、果断的、侵略性的、竞争的、以支配取向的、克制的等；女性特征被视为感情的、柔顺的、消极的、顺从的、以关系取向的、直觉的等。从亚里士多德的女性是不完整的、有过失男性的哲学论述到以后历代的许多哲学家都对女性的理性能力持怀疑态度。在传统认识论看来，理性是建构知识主体必备的能力与条件，没有理性便没有科学，而没有求知的权利便没有知识。在这两种标志即理性存在的标志与获取知识的标志之间露出一片领地，在那里，理性、科学和知识与性别之间就有了必然的关联性。到了现代，人们已不否认女性具有理性，但是把女性的理性表现为既相似又相异于男性的理性，即“女性诚然是有理性的，但却没有运用它的天然能力；女性被承认为主体，但却没有完全自由地掌握作为主体应有的自主。……一个女性的理性所担负的职能只是明白她的特殊身份以及她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自然的规则”[43]。基于此，在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中，女性总是被置于私人领域和扮演与家庭生活相关的角色，而进入公共的知识领域，参与“高深学问”的建构，对她们来说是不可想望的，这也是她们的理性无法企及的领域。法国女性主义学者露丝·伊利格瑞在分析女性气质与物质性的传统关联时曾指出，当女性气质已经被建构成一种被排斥在外的、非正当性的、不合适的、无所有权的东西时，“女人就已不是一种本质，她也不拥有本质”，而她之所以这样认为，恰是因为“女人”是被形而上学话语排除出去的东西[44]。所以，在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建构中，女性只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模糊幻影。
在科学知识中，女性作为建构主体的身份也是令人质疑的。即使她们中有极少数人作为主体一分子（如科学共同体中的一员）参与了知识的建构，她们也必须像男性一样思维和行事，甚至像男性一样说话，即使这样，绝大多数女科学家总是被视为科学共同体中的“异族”和“他者”，她们所做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常常被主流科学界所忽略、遗忘、误解，或被排斥、贬低为非科学。在科学的公认观点中，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必须与研究客体保持分离状态，这样才能保证科学知识是以一种“上帝之眼”的观点，来描述客观中立的自然规律。在其中，作为认知者的心智是机智的、复杂的、主动的，作为所知的自然是盲目的、简单的、被动的，这样对立的两分法实际上构成了心智或科学知识作为“自然之镜”的反映和统治关系的基础，其中知者的一方被赋予的都是与男性相关的特征，所知的一方都是与女性特征相关联的。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男性特征对女性特征是具有统治和支配权力的，而且二者之间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否定来定义的。所以，科学知识建构主体的男性气质就是以排斥女性（女性气质）而获得合法性并得到确认的。
（二）“高深学问”建构的原则分析(www.xing528.com)
“高深学问”求得合法性存在是建立在客观性、理性、普遍性、价值中立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女性主义认为这些原则本身就蕴含着性别化倾向，真正的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理性更是男性想象中的神话，由于其“先验性”与“自足性”，它只能是某种形而上学的假设或信仰，而不足以作为“高深学问”合法存在的归依（关于这一点，本论著第一章第二节已有较具体的论述）。
（三）“高深学问”建构逻辑的分析
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在谈到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基础时，提出了认识论与政治论的两种哲学观。其中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把遵循知识的内在逻辑作为“高深学问”建构的依据，“高深学问”的唯一的坚实基础就是维布伦所讲的严格的客观性，“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45]。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不受价值影响”。知识内在的逻辑是否就是一种纯粹的认知活动，它能否保证知识的清白纯洁呢？20世纪下半叶随着对科学知识型本身的质疑，这一辉煌几个世纪的认知观念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三个领域：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以及哲学。其中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论、弗耶阿本德的科学研究“无政府主义”等都对知识建构的内在逻辑提出了质疑，这些研究为女性主义的知识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他们认为作为知识内在逻辑的知识也不是在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纯真知识”，而是与社会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互相包容的关系。女性主义认为，“这种关于科学及其社会应用的人为界限所包含的信念基础，就是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的神圣性的捍卫，这种神圣性被认为使科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而获得一种先天的进步性……科学的逻辑和方法论以及所产生的科学事实的经验内核被认为是完全免除了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这种纯粹的、价值无涉的科学内核又被认为应该为科学方法、物理学模型、数学语言及逻辑推理中声称的进步性负责”[46]。所以，女性主义认为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科学与知识观念。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丁明确指出，“科学即为一种社会过程，科学在任何历史时代中成为什么，依赖于我们把它创造成什么”[47]。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阶级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社会关系像在更一般的社会生活组织中一样是核心的。例如，在创造将女性定义为母性的、感性的、起抚养功能的角色这一“科学”观点时，心理学和社会学起了中心作用，这些性别主义强迫女性承担起母亲和社会照顾者（如护士、秘书或社工）的角色。
至于“高深学问”建构的外在逻辑，依照布鲁贝克的政治论观点分析，“高深学问”的建构离不开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不同程度的需要，如“解决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问题，就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48]。关于这一点，知识社会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乌托邦》一书中进行了明确的阐释。他认为，知识并不是完全依据“内在法则”建构发展的，也不完全按“纯粹的逻辑可能性”被“内在辩证”地推动，相反，知识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受到知识以外的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曼海姆把那些因素称为“存在性因素”。他认为，“存在性因素”不仅与特定知识的产生与发展相关，而且影响到知识的形式与内容。女性主义在其间也看到了这些“存在性因素”对“高深学问”建构的影响。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摆脱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性别角色体系，家庭、异性恋爱原则或男性统治政体的传统认识，而强调一种被忽视了但她却认为是核心的知识统治机制，即被客观化了的知识和话语。史密斯认为，在支配性话语中，包括在各学科中，显然见不到女性的经验、价值和观念取向。在史密斯看来，社会学只是建构了男人的社会学，男人是其主要演员和编剧。女性则一律被排除在其主要视野之外，女性为使男性的公共角色成为可能所做的一切均被忽视，女性在创造社会和社会学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同样无人问津。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高深学问”的建构中，无论其遵循的是内在逻辑还是外在逻辑，男性由于在社会的重要机构或史密斯所说的“统治关系”中占据着权力和特权地位，所以都无法掩饰其性别化特征，尽管“高深学问”总是“用抽象的方式来谈论自然、人性、个人、社会及道德因素等，但它却不以同样的方式去谈论不同性别意义上的自我、行为和经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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