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学问的性别分析：审思与重构高等教育的性别符码

何谓“高深学问”？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指，所以“高深学问”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理性概念至今仍是值得质疑的。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中引用最多的是布鲁贝克在他的《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对高深学问所做的说明：高深学问即是“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的那些学问。布鲁贝克虽然从两个方面描述了这些学问的“高深特征”，但他仍然认为“所谓‘高深’又是极为含混不清的”^[32]。显然，这只是一个大家习惯了的经验性概念。笔者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高深学问”所指与西方又略有不同，它主要用来指称“大人之学”，与“小人之学”（启蒙的知识体系）相对应。这种“大人之学”主要是阐述“小人之学”知识合理性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可以用老子和孔子著作中常见到的“道”（高级的、根本的、形而上的知识）来表示，而与相对应的“艺”（低级的、具体的、经验的知识）相区别。老子、孔子之后，这种“道”又演化为一种历史的与道德的经世致用知识。笔者在本论著中使用“高深学问”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一核心概念长期以来已得到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者的默许与认同，另一方面是因为“今日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实际上与西方的高等教育一样，都是启蒙方案的产物”^[33]。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谈论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很难与西方世界剥离开来的，在此使用这一概念，中西方基本上可以求得理解的一致性。至于布鲁贝克所言的“高深”是否含糊不清或“高深”程度何许，本论著并不想去探究，因为它于本研究来说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传统认识论及社会性别制度的规约里，“高深”与女性（女性气质）是相悖论的，知识程度越高与女性（女性气质）疏离越远。

在传统认识论与现代认识论中，“高深学问”在普遍主义与客观主义的旗帜下，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将价值中立与性别化集于一身的知识神话。在这个神话里，“高深学问”将性别无意识地隐去，它将男性价值与经验作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予以表现与描述，并认为这就是人类真正的、客观的、全部的生活。但女性主义认为这种将女性（女性气质）排斥在“高深学问”之外，实际上就历史地构成了“高深学问”的特殊含义——作为无可辩驳的、客观的、普遍的、非个人的男性气质的文化含义。在其间，社会性别制度是实存于高深学问观念的核心以及对高深学问描述和解释的整个过程之中的。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正是由于“高深学问”与“男性的”不加证明的神秘结合，才导致女性（女性气质）与“高深学问”的悖论，从而使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在被认为具有“女性气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例外。按照中国文化对“高深学问”的理解，那些有关“道”和“经世致用”的知识与女性也是毫不相关的，即使在中国古代社会出现过令西方人惊异的“才女现象”，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才女们并没有进入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是以经学为主，而许多女性从事的是文学创作，纯粹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和消遣，并不是以研究知识、发展知识、传播知识为目的的。因此她们所谓的研究成果也就不可能对学术发展产生什么推动性影响。这些有限领域的涉足，充其量是一些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也是女性修身养性的一部分”^[34]。

“高深学问”求得合法性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体现出来的性质。按照社会学家孔德的划分，人类理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与“科学阶段”。我国学者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中以孔德的划分为认识基础把人类的知识型划分为四种形式，即“神话知识型”、“形而上学知识型”、“科学知识型”和“文化知识型”。按照石中英的理解，神话知识型的性质是神秘性、情景性、叙事性；形而上学知识型的性质是神圣性、终极性、抽象性；科学知识型的性质是普遍性、客观性、中立性。笔者认为，高深学问在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相似的形态转变，即从早期玄思的学问（包括神学知识、形而上学知识）到人文知识、科学知识以及当代所倡导的科学人文相融合知识的转变。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看来，这些知识型也无疑带有同样的禀性，正是由于这样的禀性，它们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系统，进入课程体系，作为真理传授给代代学子。但是，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视角来看，“高深学问”所具有的这些特性是需要质疑的，其中的性别指向是不容忽视也是不能隐去的，即它都是与男性（男性气质）相结盟而排斥女性（女性气质）的。在此，笔者主要通过分析“科学知识”来阐述高深学问观念的性别意旨，因为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知识”已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主要知识形态。(www.xing528.com)

对“科学”、“科学知识”男性化特征的批判是西方女性主义学术中很重要的一个研究主题与研究领域。性别与科学在当代女性主义思潮中成为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两大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父权制文化中一个特殊的部分——“科学—性别系统”（science-gender system）^[35]。科学史哲学家伊夫林·凯勒在考察了历史上关于科学知识的种种描述之后发现，在“科学的”与“男性的”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对等关系，“科学的=客观的=男性的”被看成是不证自明的等式。这种神秘的信念通过“性隐喻”（sexual metaphor）的方式在日常语言的表达和有关知识的阐述中体现出来。女性主义断言，科学与男性（男性气质）的结盟早在培根时代就产生了，培根所倡导的近代科学的观察与实验方法本质上就具有厌女主义的倾向，“培根用大胆的性的想象去解释作为研究自然的实验方法的特征，说自然被强暴，或者用培根的话来说：‘因为你也只有通过猎取在游荡中的自然，你才能在你愿意的时候把自然再带回其同一位置。当真理的探索是其整个目标时，一个男人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进入这些突破口或角落。’”^[36]女性主义认为，在这里，培根所表述的科学是以理性的男性形象对被描述为女性的自然激情的征服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培根把对自然的研究类比成男性对女性的强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获取知识的方式都被赋予了男性气质。所以，科学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还是作为一种知识传统都已经被男性化。再如我们在孩提时代就被灌输自然科学是“硬”科学的观念，它强调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实证研究能力，而这一切与女性的思维、生理、特征都是相悖的，所以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更适合从事“软性科学”的学习与研究，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学习，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相对“科学化”程度高的学科（如经济学等）也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因为在社会性别制度关于性别特征认定上女性早已被“本质化地”归于感性的、非逻辑的、不确定的、身体的、依赖的、消极的、被探索的等框架内，而女性自己也“自然地”、“宿命地”接受了这一认定。

由于科学知识以及获取科学知识的天生能力与方式都被赋予了男性气质，所以女性（女性气质）在其间已从认识论上被边缘化。即使被称为女性化的东西作为知识的一个分支或一种思维方式出现，由于其脱离了建立在科学或科学所提供的模式之上特殊的社会和智力价值而愈加贬值^[37]。所以关于“科学知识”与男性（男性气质）的神秘结盟，实际上是“性别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通过与权力的关系而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的，它们可视为文化中这种权力关系的结果和反映^[38]。在女性主义看来，因为任何一种知识的建构、生产不可避免地与生产这些知识的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是这些人提出了“他们自认为有道理的评价标准”。科学知识之所以看起来男性化而与女性（女性气质）相悖离是因为男性掌握和控制着社会权力，而“科学知识”本身已沦为一种权力的工具。所以作为教育性知识的“高深学问”也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它也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性别无涉的，它代表的也只能是某一优势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设计和考虑，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性别图腾的现代形式^[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