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制度的提出：审思与重构

“社会性别制度”这一概念是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女性主义学者盖尔·卢宾在其论著《走向妇女人类学》的一篇文章《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里首次提出的，它用来指称“一套社会将生理的性转化为人类行为产物的机制”^[3]。这一论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学者对女性受压迫根源问题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

在此需要首先区分一下“社会性别制度”与“社会性别”这两个极为相关的概念。“社会性别”作为女性主义学术的核心概念和精髓，它是与阶级、种族等并列的一个分析范畴，关于这一点在本论著的第一章已有论述。“社会性别制度”则是基于对“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理解基础上的一种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描述、解构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存在，它是历史文化建构的产物。

盖尔·卢宾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这三大学术理论进行了审视。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商品流通过程以及女性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但它没有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虽然马克思本人也提出了女性受压迫有历史的、道德的成分，但他并没有对这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恩格斯敏锐地觉察到了“性”、“生育”的必要作用，而且他认为必须把性的文化关系和生产关系分开论述。但是，“恩格斯没有对自己的设想作继续研究和必需的精心改进，不过他确实指出了社会生活中那个我要称为性（社会性别）制度的领域的存在及其重要性”^[4]。在对列维-施特劳斯的分析中，卢宾指出，性（社会性别）制度的精髓在于列维所指出的男人对女人的交换。这样就把对女性的压迫置于一种社会关系中而不是置于生理基础上。它是通过交换，而且是男性把女性进行交换而产生了压迫。在交换中男性建立起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中，女性是作为物而存在，即女性是被交换的，而非交换的主体。列维的上述论述明确提出女性受压迫是因为交换而不是因为生理因素，这一点给卢宾极大的启迪。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审视中，卢宾肯定了其提出的一整套理解男性和女性以及性欲的概念，并对其提供的有关性别再生产的理论解释予以某种程度的认同，但对其狭隘性进行了批判。(www.xing528.com)

盖尔·卢宾正是在分析、批判这三种学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在此之前，她认为虽然也有很多其他学术概念在谈性的文化、社会问题，例如恩格斯提出的“生育方式”、“父权制度”概念等，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包容性更广泛。以“父权制”为例，这个概念就不能涵盖社会性别关系的全部，难以描述很多丰富的社会形态，在有的社会中，女性受压迫并不以“父权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成年男性结成秘密的组织，通过某种仪式对女性进行压迫，而压迫的权力并不在父系家长身上。再者，卢宾认为“性（社会性别）制度”这个词是中性的。很多文化中都存在这种制度，而这种制度却并非说是压迫女性的。例如，我们可以从居住在中国云南的摩梭人那里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它体现的就是一种以母系文化为基础的中性特质的性别文化。这里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这是一位研究者拍的一段录像片^[5]。在片中，有个女主人，她是一个妇女队长。有一天，她在家里生孩子，生完孩子后，她很疲倦就睡了，她妈妈在厨房里为她准备吃的。这时，她的汉族同事打电话来问：“哎呀，生了吗？”她说：“生了，生了。”同事问：“你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哎呀，我还没注意呢！”她答道。于是她问她妈妈：“妈，那是男的还是女的？”她妈说：“嗨！我还没顾得上看呢，光顾看手和脚了，我去看一下吧。”这段录像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呢？对摩梭人来说，具体的性别是什么并不受到特别的关注，一个人的手和脚比男女性别更重要，社会性别制度在这里体现的就是一种中性特质。另外，在已有的关于父权制的论述中，都认为现存的社会性别制度已深刻内化为我们文化难以避免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产物，这就给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思维障碍。

卢宾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是以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她看来，社会性别制度不仅仅是精神的、人际关系的，还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一样是历史文化建构的产物。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比“父权制”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以后的女性主义学者从中受到启示并在发展这个概念，不断丰富其内涵的过程中，进入了最基础的、最根本的认识论领域。他们发现社会性别制度与人类知识生产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为此，他们对人类知识生产中的性别主义倾向发起挑战，进行揭露与批判，考察的范围几乎涉及每一学科领域的前提、理论框架、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和结论诠释，而且这一研究主题30多年来一直主宰着当代的女性主义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