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决定论解构性别符码

基于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两性之间在先天禀赋和认知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差异，或者说这种差异并不能对高等教育中出现的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现象提供因果解释。他们将关注点转向男女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性别图式导致的后天的条件差异上，用女性在成就动机、竞争力上的劣势来解释她们在高等教育中发展的障碍以及与男性之间的差距。他们认为，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并不能成为高等教育中性别歧视的依据，因为高等教育系统是按照普遍主义原则进行的，它在人才的选择和培养上是本着无私利性和客观主义的，如“在考试、职称评聘、选拔面前人人平等，是女性自我放弃或能力不如男性”，“没有规定女性不能学理工科，是女性自己没兴趣或没有能力学好这些课程”等言论。导致高等教育中性别差异的唯一依据，只可能是男女两性的能力的差异，它是基于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而最后受到高等教育系统合理筛选、理性决策的结果。科学社会学中占主流的默顿学派的研究可以为解释高等教育中的这一现象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

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默顿曾归纳出了称为“科学的精神气质”的一组基本的价值和规范，包括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它们既是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又是科学共同体遵守的理性命令规则。默顿认为，科学的价值规范或精神气质尽管没有被明文规定，“但它可以从体现科学家的偏好、从无数讨论科学精神的著述和从他们对违反精神气质表示义愤的道德共识中找到”^[56]。在默顿关于这些价值规范的论述中，与科学的客观性追求相联系的普遍主义原则占据着中心位置。它要求对科学成就的评价要基于一个普遍的参考框架，而不是依照研究者的个人属性如种族、阶级、宗教、年龄、性别来进行，这是科学共同体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但在科学共同体中，不同研究者由于资源占有、成果质量、奖励分配上的不同而显示出地位上的差别，由这种地位上差别所造就的权威原则和精英主义又维护了科学共同体中知识的一致性和普遍主义原则的运行。事实上，正是这种普遍主义与精英主义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原则，在科学社会学家眼里就成了科学和科学共同体的自主功能的保证。(www.xing528.com)

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社会给予了女性以同等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利之后，每一个置身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人在学习和研究中，他们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工作能力就是评价他们的唯一标准，任何强调个人属性或采用与探究高深学问没有功能上联系的标准来评价高等教育都是不适当的。高等教育对人的选择以及对能力和成就的评价奉行的就是普遍主义和精英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性别在其中并不具有特别的分析价值和意义。所以对于高等教育过程和结果中所出现的性别差异，用默顿学派的观点来看，并不是高等教育本身歧视的表现，高等教育也并不对此担负社会道义和知识责任，因为这是女性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以前社会化过程中累加劣势的结果，也就是说，导致这种差异的并不是高等教育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高等教育之外的社会过程，包括社会选择和自我选择。这两种选择的作用就是鉴别出各种能力，并把它“分配到能最好地被利用的位置上，并且配置给它做出新发现所需要的资源”^[57]，这是一个合理选择的结果。由于男女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不同经历和遭遇，传统文化中关于性别的定型观念对两性教育的影响，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性别图式已使女性被置于劣势的位置，成为制约女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女性在进入高等教育的起始位置和成就动机方面就与男性存在差距，所以在高等教育位置的分配上和资源的享有上女性已“先天地”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差距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复制甚至扩大，所以以科学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看，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只是基于两性在竞争力和能力上的差异而被合理筛选的结果，它并不能构成高等教育本身存在歧视与不平等的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