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的缺席者：审思与重构

女性主义学者希宾格谈到女性在欧洲大学的遭遇时，曾详细列举了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确切年代，“瑞士要到1860年才接纳女性，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在20世纪初”^[5]。即使当女性有幸进入高等教育系统，但是在建制化的学术机构中，依然难以见到她们的身影，因为这些建制的权力是国际化的，“它不单只用于清除江湖骗子或差劣的科学家，更能排斥女性”^[6]，以至于在“18世纪末，由圣彼得堡伸延至都柏林，由斯德哥尔摩到巴勒莫的学术网络将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团结成某历史学家所云的‘统一的学术共和国’”。在这个学术共和国中，有一个重要特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完全限制了一整个性别的成员参与其事”^[7]。

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露丝·海霍在分析了中国与西方高等教育传统后，也指出“尽管在历史上，双方的大学几乎没有彼此影响，但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代初期（约是12世纪）妇女都被完全排斥在大学之外”^[8]。由此可见，在长达几个世纪的高等教育活动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女性基本上都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存在着，她们生存于知识与话语的遮蔽中，生存于黑暗、隐秘、喑哑的世界，生存于早期高等教育历史的盲点。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领域都是一个单一性别的领域，早期的知识和专业以及后来近代科学知识之发展，都几乎仅为男性的成就，历史似乎也鲜明地证明了女性在最艰深知识领域内的默默无闻和无所作为。女性长期是高等教育的“缺席者”，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排斥和疏离成为这一时期二者关系最本真的写照。对于这种状况，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解释。

首先，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天生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她们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关于这一点，可谓中外同理。一方面，在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是“大人之学”和“大学问”^[9]，二者都强调一个“德”字，对于读书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德”，按照孔子的理解，女人与小人皆属“无德”之列。也就是说，女人没有资格进入这个系统。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最重要的品性就是遵循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履行好为人妻母之责，没有必要研习“大人之学”。

在西方，社会也普遍认为“妇女的生活几乎全部局限于履行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职责。超越她们的家庭职责，就是破坏柔顺、服从、虔诚、贞洁的品德，使女人的名誉受到损失”^[10]。即使到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北美和南美以及欧洲的女性开始有机会就读于医学院，但仍然有男性学生经常抗议，向她们扔泥巴和石头，在苏格兰更发生过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男学生为了抵制女性入学，甚至将羊群赶进教室，并称他们已经明白“低等动物”不再属于被排除之列^[11]。再者，由于当时公共领域的职业只有男人才能担任，父母也不愿意花钱培养日后无望就业而导致所受教育被浪费的女儿，一个埃及官员就曾尖刻地说道，“教导女人就像提着一个边缝裂开的沙袋”^[12]。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查尔斯·威廉·艾略特也坚持认为，男女不同是由家庭角色分工以及智力水平的差异决定的，高等学校所进行的高深学术研究对妇女没有任何用处，如果听任家庭主妇进入高等学校，会对知识的神圣性、大学的尊贵地位以及声誉造成威胁，他表示：“从历史继承下来的伟大知识对妇女毫无用处，因而必须为女性寻求新的模式。”^[13]此种言论和观念在社会上都颇具代表性，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种种看法，完全受制于根深蒂固的“生物决定论”和“本质主义”思想。这些想法在如今看起来实在荒唐可笑，但它确实是历史的真实故事。

其次，女性普遍被认为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标准“学术人”形象的建构已将女性排除在外，女性与以高深学问为基础的学术职业之间存在悖论。西方高等教育机构以往是做学问和培养少量专门职业人员的场所，即使到了现代，对高深学问的探求依然是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在对高深学问的探究中，理性、智慧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由此，理性、知识和智慧就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历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禀赋、素质与能力，在早期的哲学和认识论中，女性的理性和能力是备受质疑的，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中，男女两性从身体、地位到气质、品格、思维素质都是相异的，而且都是前者优于后者，是一种等级关系，甚至存在一种统治的逻辑。(www.xing528.com)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曾通过主体理论来研究教师的身份，认为主体性是在个体的经验中不断变化的，个体总是处于相互冲突的位置上。教师（学者）的身份并不是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而是一种经历的叙述，是受具体的权力关系和话语影响形成的^[14]。

从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学术职业来看，“学术人”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已经被建构成了一个超世俗意义的自主、理性的抽象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理性人、理念人和科学人的混合体。由于较之于男性来说，女性对于世界体验的有限性，以及传统哲学中理性的符号化、男性化，这个抽象“学术人”的特质是深深地被“性别化”了的。正如格奥尔格·西美尔所言：“男性的本质表现很容易上升为一种超出男性的特别性，成为中立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的领域。”一旦客观标准是依据男性而建立的，女性的特殊经验就往往会与之格格不入，“所有的误解和低估都是这样产生的：根据完全为了另一个存在而建立起来的标准来评判一个存在”^[15]。审视传统性别观念，女性一向被认为天生富于情感而缺乏理性，特别是缺乏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一切与高深学问的追求存在悖论。对人本性界定最早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单独存在物都是形式（与男性相关联的活动性）与质料（与女性相关联的被动性）的统一，活动的形式支配被动的、死的质料，灵魂的理性部分对非理性部分有某种权威性，与此相结合，他的生物学理论使他得出以下结论：女性最完美的功能包含创造使男性要素盛行的条件，而正是这个“男性要素”提供了充分的人的要素；理性和深思熟虑是男人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其成为完整的人，而女人中占优势的则是欲望，正是这一特征使其成为有缺陷的人。英国学者吉恩弗·劳埃德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理性人》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在西方文化中，所谓的“理性人”是性别化的，它指的是男性的理性而不包括女性^[16]。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在其著作《性与性格》中说得更直白，他说：“女人根本不懂人必须根据原则行动的道理，由于她没有连续性，她体会不出对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逻辑论证的必要，她可以被认为是逻辑上神志不清的。”^[17]作为女性，即使从其本性来说，她或许具有某种理性，但她的理性和男人的理性也是不同的。一言以蔽之，女性的理性是脆弱的，“妇女的理性屈从于一个超越理性本身的目的，即物种繁殖的目的”^[18]。由于女性先天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和能力，高深学问的研习对一个女性来说是反常的，社会普遍认为理性的女性是男性化的。在学术研究中，即使有极少数女学者作为主体一分子（如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参与了学术研究，但前提是，她也必须像男性一样思维和行事，甚至像男性一样说话，琼·埃克就认为：女人为了在学术工作世界的最高阶层获得成功，确实必须变成“荣誉男人”，掩饰她们的女性气质，采取男性的行事作风和标准，即使这样，绝大多数女学者还总是被视为科学共同体中的“异族”和“他者”^[19]。

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以“理性”和“科学”为基本特征建构的标准学术人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抽象化了的男性和男性特质，它是以排斥女性（女性气质）而获得合法性并得到确认的。而事实上，这个标准并不是普遍的视角，而是特权人的某种经验和信仰。

第三，女性的生理特征不适合从事高深学问的学习。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克拉克医生在其著作《教育中的性别：女孩子的公平机会》一书中有详细论证：男女生理结构不同，如果女性过多读书，就会使血液从卵巢流向大脑，从而影响她们生育健康的婴儿，甚至危及她们的身体。与此同时，德国一些知名医生也大肆宣扬女性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他们认为，女性不但在体力上弱于男性，其整个身体构造也比男性的发育进化程度低……女性的大脑比男脑的小、轻，她们用脑过度就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20]。在当时，这些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论点曾被很多反对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所引用，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