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三种形式之间存在话语间的相互冲突,以及各自包含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它们之间始终存在不容忽视的相互批判、相互影响。一方面这些相互影响推动了女性主义认识论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它们之间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化。苏珊·海克曼甚至认为,哈丁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三元分类法目前已经接近瓦解[71]。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女性主义后现代论之间的冲突与差异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72]。
1.代表女性主义流派不同。女性主义经验论大体对应自由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立场论大体对应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大体对应后现代女性主义。
2.方法论不同。女性主义经验论坚持经验主义的原则,强调严格地遵循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对实现“好科学”理想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经验论强调知识的社会情境性和视角的独特性,主张弱势群体具有认知特权,倡导价值负载的认知方法。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虽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没有缺陷的,然而却并没有走向怀疑一切方法论的怀疑主义,相反,它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认为主要研究者认识到每种方法的价值假设、优势以及局限性,那么,“所有的方法都可以成为女性主义的方法”[73]。
3.对标准的看法不同。女性主义经验论在自然主义的知识框架中寻找标准,在它看来,不同的环境能制约知识的提出,因为特定的情境既是错误的根源,又是智力的根源。女性主义立场论则主张标准有高低之分。后现代女性主义论反对任何客观的标准,主张标准的多元化。
4.对情境的处理不同。女性主义经验论预设了一个非情境的政治中立的知识主体,而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论则对情境认识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女性主义立场论坚持某种情境的认识高于另一种情境的认识。后现代女性主义则持类似相对主义的观点,拒绝认识论的特权要求,强调认知者社会角色的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因而也强调认识结果的偶然性和不稳定性。
5.对客观性的态度不同。女性主义经验论不怀疑客观性的传统含义,但认为在传统认识中,男性主体在实践中未能严格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准则,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习俗惯例、迷信偏见的影响,导致男性中心主义未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达到真正客观性的可能方案,主张通过让大量妇女参与认知活动来弥补和修正,因为女性和女性主义者比男性和男性主义者更容易克服男性偏见,女性经验将揭开男性文化掩盖的真实图景,为追求价值无涉的客观性理想目标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女性主义立场论主张排斥传统知识论的二元模式和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用一种建立在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相互交融的基础上的具有强烈反省精神的“强客观性”,取代传统意义上主客二分的“弱客观性”,这种强客观性是通过反省自身立场的局限性以及把所有人的立场融入一种理论中获得的。尽管女性主义后现代论有相对主义的倾向,但它对怀疑主义和不确定性的强调解构了所谓无所不包的客观性以及封闭的、傲慢的相对主义的片面性。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的独特见解不是“批判是可能的”,而是“批判的任何一种形式使人们能够建立和形成新的认知权力,而不是拆除和解构已有的认知权力”[74]。
6.对科学的批判与构思不同。虽然三种知识论都认为主流科学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并力图寻找其原因和解决办法,但它们对科学的批判与构想是不同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将科学批判的对象指向“坏科学”,主张通过严格遵守科学规范的要求,克服现实科学中的男性偏见,使之成为反映自然和社会真实面貌的,真正客观无偏见的“好科学”。女性主义经验论坚持科学的一元论,追求“纯科学”,坚持有一种令人向往的、不表达特殊的社会利益和愿望的知识体系,其目标是“消除烙在科研成果上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论的印记,同时努力避免用任何其他诸如妇女或女性主义的‘印记’等局部特征而取而代之”[75]。因此,女性主义经验论的科学方案是“改善”的修正方案。女性主义立场论者从女性的统一立场出发,以女性主义及其他边缘人群的生活经验为背景和来源,建构能消除包括性别压迫在内的一切等级制和压迫形式的真正解放的科学。他们以对主流科学和科学观的性别化倾向的全面挑战为根基,以情境化的知识和负载价值的最大化客观性为追求目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常规科学”而不是“坏科学”。他们认为,为科学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负责的,是科学自身的概念框架和规范准则,为此,必须推翻科学知识论传统中的男性话语,建立女性主义自己的知识理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科学的男性化。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无论是科学的修正方案还是科学的重建方案,只能提供一种改造现实科学的可能性,并不能取得新的科学模式的建构。因为修正和重建都会落入男性中心主义的圈套,树立新的权威和普遍话语。为此,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提出了解构的多元主义的科学方案,他们认为,女性主义科学是建立在多元的、非本质的、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份基础上的,因此是历史的、情境的、解释的、多元的和远离中心的科学。(www.xing528.com)
7.对社会性别的看法不同。在社会性别上,女性主义经验论使用元分析的科学方法挑战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试图证明男性与女性本质上是相似的,不存在性别差异,主张社会性别差异的最小化。女性主义立场论倾向于采用质的研究(如访谈等)的方法,挑战性别相似性的观点,极力强调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认为女性是关系的,女性在道德上有不同的声音,更注重关系、联系、关怀和责任,主张社会性别差异的最大化。由于女性主义经验论与立场论强调性别差异研究的必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对性别差异性与相似性的科学研究,我们才能有可能精确地判断性别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程度,也才有可能确定使性别差异更大、更小或无差异的情境因素”[76]。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则质疑社会性别差异研究的必要性,否认个体社会性别的概念,认为社会性别不是植根于个体,而是植根于社会相互作用、话语、制度结构以及权力关系。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变动的、多样的、片段的、本土的。它通过对社会性别产生的复杂过程的分析,超越了相似性和差异论的争论,更加关注社会性别的文化意义,使女性主义知识论更关注社会性别产生的复杂的过程。
(二)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最新进展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最新发展可以从三种不同形式认识论的交融上体现出来。首先,女性主义经验论与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联姻。由于科学家发起的早期的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预设了一种天真的经验论,而试图更好地理解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的女性主义者则追随奎因,明确地把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观念融合到女性经验论中,因此,今天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强调情境知识的中心地位,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相互作用,强调超验观念的非存在性,强调理论的多元性,这些特征都是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标识。
其次,女性主义立场论与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相互渗透。哈丁认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可通过下面的途径结合起来,即遵循“立场论方法的引导,进入后现代领域,在这样做的同时,努力改造那些熟悉的但已不能胜任的概念形式,使它们成为对当今科学、哲学和民主斗争有用的概念”[77]。女性主义立场论把弱势妇女的立场加以扩大化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批判。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批判导致大多数立场论者抛弃了对优越于其他立场的、单一的女性主义立场的追求,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知识论中的本质主义、殖民主义倾向,试图从全球女性主义立场看问题,考虑到妇女的多样性,强调科学知识和理性进步的社会情境性,从而使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单一立场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并承认知识情境立场的多样性。这种改变可以从哈丁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得以说明,在1986年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中,她分析的焦点是妇女中心;在1988年《科学的文化多元性》中,她的分析是交叉的。女性主义立场论的特权知识观和客观实在论,在最近的融合中几乎完全被抛弃了,哈德萨克和哈丁从根本上修正了特权知识的观点,萨蕊·鲁迪克则完全抛弃了任何特权知识的主张[78]。女性主义立场论者认为,研究各种边缘群体的想法是十分必要的,像哈德萨克就主张从多层次、多方面的人群需求去研究问题,比单从优势人群的需求去研究问题更有利于知识系统的丰富多彩,更有利于多出知识成果,而这种以实用目的为基础的丰硕成果会使人们更多地认识社会的正义关系[79]。与此同时,许多立场论者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弱势群体的经验的认知价值上,他们反对在认知风格上对不同的群体做出范畴性的判断。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这种多元化转变集中表现在女性主义后现代论中,弗拉克斯这位早期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提倡者接受了后现代主义以及它所蕴含的多元真理论,并断言女性的立场比男性的立场更真实的观点是依赖于有问题的、未经检验的假定[80]。
最后,女性主义后现代论与女性主义立场论和经验论的交融。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对启蒙知识的批判有所保留,为避免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们试图与彻底的后现代主义划清界限,并在女性主义和后女性主义之间达成妥协。对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分化和离心力量的谨慎,使某些女性主义者从对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同情,转向为寻找一种中立的、稳定的、更能为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和立场论者及后现代论者共同赞同的基础。哈拉威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她不仅以经验论的评价标准来评价女性主义科学家的成就,还寻求重构客观性和认知责任的概念以求它们与情境知识协调一致[81]。
三种不同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之间的相互批判、相互交融可以看作“重新测量认知的地形,把它变成众多流动的对话”[82],这种重新测量标志着三种女性主义认识论界限的超越。可以借用海迪·格拉斯怀克的话来概括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毫无疑问,在女性主义认识论响应女性主义运动本身不断变化的需求时,它还将继续发展。在政治关注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将会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研究手段。正如女性主义认识论在回应女性主义者的某些迫在眉睫的知识论问题中产生的那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的发展方向将继续由女性主义的政治舞台中的当前的和未来的发展所影响。”[83]
除了以上三种路径的相互融合外,女性主义知识论的最新进展还表现在对哈丁这三种分类的摒弃和超越上。具体来说,女性主义研究者不再只关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性别议题,而是转向特定的与经验关系密切的领域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女性主义者梳理出传统知识论的一些假设并进行分析,哈拉威提出“情境知识”是这些新路径的核心思想,它为当下女性主义知识论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工具。此外,女性主义知识论者也从其他理论资源中吸收养分,建构新的女性主义知识论的言说,将研究的焦点转向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多元论的立场,虽然当下的研究是对立场论与后现代论的超越,但这些论述并非与先前女性主义知识论完全割裂,只是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而已[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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