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虽然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但是它在学术领域却通过对知识与政治关系的系统阐释提出了迥异于传统认识论的认知图式和知识构想，几乎引起了一场学术界的革命。这种知识图式打破了知识与价值、政治分离的客观性理想，而将有关身份、种族、阶层、政治倾向、性别、性征的问题带入社会分析的中心，一方面它扩大了认识论的范围，将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问题糅合在一起，体现了将道德的、政治的与经验的理解相结合的知识统一的追求；另一方面它也扩大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使之成为包括有关自然、文化和知识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它强调认知者和知识的社会情境性、价值负载性与政治伦理性是女性主义知识理论和客观性理想的共同出发点与核心特征。
事实上，强调知识的性别烙印，否认存在认知的、社会的、普遍的、阿基米德式的立场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立论点，因为它坚持“没有哪种理论、方法、知识，不是由男人和女人制造的，不是从制造的人所处的社会及所代表的利益这一特定的立场出发制造出来的”[60]。
（一）认知者与知识的社会情境性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不利于女性的知识，其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境域性的“忽视”或“无意识”。知识通常被认为是或者涉及一整套具有本质特征的抽象结构——特别是作为问题和数据的分类，以及符合假定的一致性模式的证明程序，这是一种客观的知识观，也是反映在传统认识论和分析哲学中的观点。它也说明了知识如何在日常经验的现实中得到认识，而在这些经验中，整个世界想当然的本质则很少受到质疑。个人的意识将对象看成是存在于“外面的某处”，看成是强制性的和外在的现实。它们的持续存在为理性行为提供了能够依靠的可能性，而且它们的存在也可以通过由意义所呈现的信号而得到证实。因此，传统认识论认为，知识是可以与构成、选择、维护和转变知识的人的主观活动分开的，可以与知者的身份（种族、阶级、性别、民族）无关。女性主义将此视为客观主义或经验主义，在学术文化和传递的规范与习惯中，这种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已具有非常坚实的基础。对此，女性主义已在对传统认识论基础批判中予以了反驳，他们尖锐地挑战了知识价值中立的客观主义原则，质疑了知者的身份特征，认为用客观性、价值中立的标准来认识和鉴别知识是为了对知识作一劳永逸的辩护并反映了作为统治者的男性群体的利益与愿望，而其实质是在父权制文化与认识论辩护策略之间建立起一个内在的联盟。为了瓦解和摧毁这一联盟，女性主义阐释了一个重要的主题——知者和知识的社会情境性。这一主题的强调宣告了单一的真理符合论和永恒、普遍的理性准则在科学认知模式中的失败。于是知识的客观性由抽象的价值中立原则还原为共同层次上可交流、可对话的一致性的实践标准。事实上，人们总是以自己处于一定的时空位置中的具有特定构成的身体来进行认识的。
女性主义这一认识论的来源根据之一是社会建构主义。这可以用来解释知识产生的社会原因。用唐娜·哈拉维的话来说，女性主义的客观性无非意味着情境化的知识[61]。哈丁也明确指出，女性主义的标准知识是“所有知识探索是一种社会化的情境，客观的情境化知识……挑战了某些最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把科学的世界观和西方思想一直作为怎样产生知识的模式。女性主义的科学观寻求严格的发现的逻辑，企图最大化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因此为那些边缘人提供知识的不仅仅是在其纲领中管理与安排边缘人民生活的统治集团”[62]。在女性主义这里，知识的社会因素被强调，知识被看作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的，不仅主体是在社会中得到建构的，而且客观性也被认为是通过社会批评而获得其保障的。这种客观性的社会建构性通过强调认知过程的社会特征，肯定了背景假设及其情境性价值不可消除的影响。
另外，知识产生的个体原因也不容忽视。知识社会学认为，人在本质上与他的社会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传统的本质特征从历史上看，来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主张人的社会性是一个辩证的现象，人通过生理和精神的活动把他自己外在地表现在客观的过程中。由此他所建立的产物构成了他的客观世界，一种他所面对的，并且可以用于规定其他存在的现实。这在主观上是适当的，而且这种客观结构可以转变为主观意识。精神的解释性构架功能立即在意义的建构中成为一种活跃的，但又具有被动性的力量。通过经验记忆，客观化产物和设想的各种存在中的积淀，重新建构的存在和重新解释的过去被看成是一个一直延续到计划中的未来的连续体[63]。由于这种观点强调人建构经验的积极作用，所以它对静态分析知识的概念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挑战，知识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地位现在已经成为问题，而且被看成是隶属于个体的解释，当然它们是以特定的社会过程为中介的。正是这些个体性因素把知识作为客体的全部关注，掩饰了它在认识中极其复杂的问题，以及在认识中的无限变化。(www.xing528.com)
（二）认知者与知识的价值负载性
传统认识论所倡导和推崇的客观性是以价值中立、无偏见和非主体性为特征的。女性主义学者尽管观点各异，但他们都是从对价值中立的批判开始，揭示客观性的文化内涵，为女性主义的认识图式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女性主义学者哈丁将这样的客观性称为“客观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标准。她指出，传统认识论主张价值中立、无偏见的客观性要求，以此作为知识判断的普遍有效的标准，并认为放弃这一理性准则将导致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这种对认识上的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分法的坚持，树立了传统的价值中立客观性原则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认识论则强调，人们以往关于知识是客观的、没有主体性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认识忽视了知识探讨的社会欲望、价值和利益。
事实上，所有知识都被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所有的认识都包括认识者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如在科学研究中就是有主体的，它是基于从事这种科学研究的群体价值观，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一些包含特定价值观的隐喻作为科学的模型或假设带入研究，如经济学中所谓的“经济人”模型就具有明显的男性倾向，他是傲慢自大而又积极主动的角色，其蓝本是西方白种男性经营者；如社会学，“其方法、概念系统和理论一直就以男性世界为基础并且局限于其中的”[64]。其主要议题及所关注的事项体现的是男性价值观和经验，即有偿劳动，政治和正规组织的世界，而家庭、小孩、生育、情感联系以及义务工作等组成的女人世界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边缘化。女性主义科学史家伊夫林·福克斯·凯勒发现，其实在所谓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背后，实际上掩盖着男性的统治地位。在“科学的”和“男性的”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似对等关系，即“科学的=客观化=男性的”[65]。这一揭露使女性主义者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他们对这一对等关系进行了果断的批判，认为如果不打破这种对等关系，作为主宰群体的价值观就会从认识上限制和排斥边缘人群的观点，而且认识也不可能是普遍的和客观的。由此女性主义对传统的价值中立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被认为性别无涉的虚拟性和内在矛盾进行了揭露，一方面打着普遍的、价值中立的旗号，另一方面又追求和崇仰男性利益及与男性气质相联系的文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者和知识本身都是有价值取向的，而且在价值取向上是性别主义的，这其中包含着男尊女卑的价值等级观念，这里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所以在女性主义学术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研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社会性别在这里不仅作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个人或群体身份标志，而且是作为社会的人受制度约束以及进行行为选择和价值评判的依据。因此性别以及它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也就构成了女性主义社会分析的出发点和科学知识的来源。
（三）认知者与知识的政治伦理性
在西方社会，统治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所谓“客观知识”或者借助文本的话语的作用。在女性主义看来，这些貌似客观的知识和文本仅仅是建立在男性所谓的普遍经验基础上，其勾画出的世界恰是男人眼中被歪曲了的世界，因此女人从自己的生活出发所发现和感受的经验与考察这一经验世界可用的概念和理念框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66]。同时，由于男人和女人所处的“两个世界”以及作为知识构成的两种经验之间并不具有同等地位，男人构造的世界对于女人的生活世界来说具有某种权威作用，它构成了这个社会统治关系的基础。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哲学家波伏娃就曾雄辩地指出，女性受压迫源于她的“他者”性质，女性是他者，因为不是男人，男人是自由的，自我决定的存在，他给自己的存在定义；而女性是他者、对象，她作为对象的意义是被决定的。基于此，在女性主义看来，认知者与知识的伦理政治性是显而易见的，知识的生产实际上可视为一种政治、伦理的参与，所以，他们公开宣称女性主义知识的政治倾向与伦理态度，女性主义激进认识论本身即体现了将伦理的、政治的与经验的理解相结合的知识统一的追求。因此，反观客观性、价值中立，它不仅是认识论的争论，还是一种政治论战，琳达·阿尔柯夫与伊丽莎白·庞特说，“对女性主义来说，认识论的目的不仅是满足智力上的好奇，同样也具有解放的目的，在制造知识过程中民主的扩大。这种目的要求我们的认识论能够弄清楚知识是怎样被权威化的与知识赋予了谁权利（权力）”[67]。所以，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其目的是揭露“认识论的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知识根源于政治，女性主义认识论不过是揭示出“真理、理性和逻辑的政治学”。政治伦理性也就成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区别于传统认识论的一大特点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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