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同学术流派的女性主义对于传统认识论中男性中心主义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有不同认识，甚至对于如何将女性的经验、知识和利益整合到现有的知识体系中以改变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也有不同的主张，因而女性主义认识论也有多元化的理论取向。一般来说，对于各种不同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主张，理论界沿用了桑德拉·哈丁最早提出的分类，将它们分为三种：女性主义经验论（feminist empiricism）、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后现代女性主义（feminist postmodernism）。
（一）女性主义经验论
女性主义经验论最早始于生物学、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它反映了后实证主义与自由女性主义的联盟。在女性主义经验论研究者看来，现有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产生的基础是由迷信、习俗、忽视或错误教育带来的错误信念，在确认和定义科学问题时，这种偏见进入了特定的研究阶段，表现在研究计划的设计、数据的搜集与结果的解释上，从而导致对科学的歪曲，这就是所谓的“坏科学”。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这种偏见是可以通过妇女运动让更多的女性和女性主义者进入到科学领域而得到纠正的，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就像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子一样“使人们可能以扩展的眼光看世界，因为他们挪开了知识的遮盖物和阻碍观察的障眼物”[52]，从而改变科学共同体中以男性为主体的面貌，促使人们在科学实践中更严格地坚持科学认识论的规范与准则。“打破男性知识的神话”是女性经验论的关键，并由此展示女性日常生活的经验以便能够引导出新的概念和理念。因为女性与女性主义者比男性和男权主义者更容易克服主流科学中的男性偏见。可以看出，这种辩护策略只对传统认识论的不完善的实践方式提出批评，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主流的知识规范提出挑战，同时，它对现有的方法论规则（特别是实证主义）也是持认同态度的，并认为只要严格执行科学方法论的准则要求，研究者的性别偏见是可以借助方法本身的力量得以消除的。应该说，这里知识与性别的相关性只停留在研究实践的层面上，女性作为知识主体的介入只是为了在知识进程的最终结果中彻底摆脱性别。
尽管女性主义经验论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但它却是认识论上的保守派，由于其仍然坚守着传统认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强调二元论，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故它遭到激进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女性主义经验论未能对父权制话语构成根本性的挑战，甚至认为它与男性中心主义的认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女性主义经验论由于对传统认识论的某种认同，所以在学术论争中也显得较为温和，相对而言，它更易被主流话语所容纳。
（二）女性主义立场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代表着当代女性主义主流——激进派的学术观点，它不满于女性主义经验论的保守主义，它的辩护策略更加激进，并对主流的知识规范提出了正面挑战。这里知识与性别的相关性已深入到研究规范的层面，女性的全方位卷入是为了让知识进程朝着有利于性别解放的方向前行，而不是徒劳无益地试图摆脱性别的纠葛。其核心主张是“边缘人群的生活”是更好的知识来源，并认为所有知识都被打上了社会历史的烙印。同时，这一理论又承认个人经历、经验具有多样性，女性的立场也具有多样性，但它更强调女性与男性相区别的立场。这种断言显然与传统认识论所追求的超越人群、阶级、种族和历史的客观性理想是相悖的。
女性主义立场论深受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它试图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认识论传统（被称为“前女性主义认识论”）和主流知识理论提出根本性的挑战。女性主义立场论者认为，现有的知识和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中产阶级白人男子的经验和利益基础上的，它们是延续男权统治的一种自助性的工具。女性主义立场论者主张任何知识都是社会情境中的，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人类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并且它坚信作为边缘人群和被压迫者的女性比作为统治者的男性具有认识上的先天优势，因为处于等级制顶端的男性群体由于忽略了来自其他立场的知识来源而以普遍真理持有者自居，往往已经失去了自我批判的能力和精神，而处于边缘地位和“被统治”地位的女性群体由于其不利处境可以使她们更加明察知识权力关系的机理。女性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立场可以帮助其建立更加客观、可靠的知识体系，获得更好且更少偏见和歪曲的知识图景。因而，女性主义立场论主张必须通过克服对男性生活和经验的依赖，以及运用女性经验和立场作为知识建构的来源和基础来消解知识的男性中心和权力关系。(www.xing528.com)
女性主义立场论强调“边缘人群的生活”作为知识来源，强调知识的社会历史性，优越人群的认识局限是不无道理的。关于这一点，他们又从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的见解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无产阶级立场”理论那里受到了启发；同时，他们又在库恩和奎因那里寻求到了理论支持。按照奎因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把科学的命题简单地看作对观察陈述的概括。观察充满着理论，它包含着创造的成分和社会的成分，观察陈述也是一种语言共同体成员在相同刺激下做出的共同判断，正是这个主体间的一致性使人们将观察视为确实无疑的。这个语言共同体的介入，使观察的条件性、相对性的社会历史性质得以暴露出来，并决定了观察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联系必然渗透着社会、心理甚至性别因素，因而并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53]。而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则成为女性主义者常引用的经典性文献，特别是他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价值因素的关注，更是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深刻认同，并为科学的女性主义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虽然如此，这其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困境，由于人类经验、社会关系、活动类型各不相同，这些不仅构成而且限制了人类不同群体的知识和理解力。如果不同的社会立场产生了不同的世界观和认识模式，那么作为“边缘人”和受压迫群体的女性也会有自身的偏见、意识形态和权力欲望，如果认定她们是“优越的认知者”，这样实际上又会陷入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两分法或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之中，最终将导致的是一种以弱者的话语霸权否定强者话语霸权的尴尬。就像桑德拉·惠特沃斯所说，“比起男子的‘男性观点’，女子的‘女性观点’也是单薄无力的。事实上，它最终没有拒绝有‘绝对真理’的观点，因为它认为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更接近真理”[54]。另外，立场论以统一的女性经验和立场作为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和女性主义认识论建构的基础，这也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由于女性身份并非抽象的概念，早期的女性主义立场论者所宣称的统一的女性经验和立场是否存在？如何存在？这一直备受质疑和批判，后期的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在受到后现代主义猛烈抨击的过程中也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他们表明女性立场在研究弱势群体中并不会具有特别的优势，而是同样具有片面性，但却是一个需要表明的立场，“女性的立场也不是某些女性主义学院派刻进石碑，让所有女人去崇拜的僵化真理；相反，它是真理的万花筒，随着更多的、不同的女性开始共同工作和思考，女性的立场也在不断形成和重新改造的过程中”[55]。
（三）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关系一直是一种很不稳定的、颇令人疑惑的关系。对女性主义者而言，把自己归于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常常很难解释自己如何既是后现代的，又是女性主义者[56]。其实许多人都公开反对过把自己贴上“后现代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这样的标签，他们的拒绝态度既反映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尴尬处境，同时也推动了女性主义去发展多种性、多元性和差异性。尽管如此，在认识论上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对他们深刻的影响，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利奥塔、福柯等被人们誉为后现代主义干将的思想家更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言论与文本中频频出现。在认识论上，后现代女性主义比女性主义立场论更加激进。首先，它对启蒙思想的基本假设和认识论基础进行了激进的挑战，包括对认识论的二元模式的拒斥，对超验的理性和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批判，对真理、知识、进步等普遍性概念的解构，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所追求的共同经验、立场以及更为客观、真实的认识和客观真理的“宏大叙事”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嘲弄经验论者像“男子一样思考”，他们批判立场论者是“本质主义的大异端”。其次，他们猛烈抨击男性中心主义，特别是那种宣扬男女的差异是自然的、必然的，因而女性的低劣是合理的论调。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事实真理”，女性的经验或叙述不仅仅反映女性被压迫的事实，而且“叙述”本身也是建构权力和压迫关系的力量。
但是，尽管如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还是留有余地的，它对于启蒙思想的批判在于启蒙认识论反映了一种男性思维框架和价值体系，是与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和父权制社会的等级统治模式相互结盟的，它将女性与女性文化排斥在系统之外的边缘地位。另外，它主张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就在“具体化的实践”中以及社会和历史上特殊情况的运用里，而不再存在单一的、普遍的和独立于主体、历史、社会情境的客观真理。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只有建立在支离破碎的主体身份基础上的多元认识论，才能对知识创造和权力拥有之间的关系进行持续不断的批判，才有可能放弃认识上的特权立场、专家认可的方法论及客观真理的主张，为女性主义提供一种更少偏见的话语说明和认知模式。
应该说，后现代女性主义清晰地指出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理论的内在冲突，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思维的拓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可能性。但是，其自身依然存在难以逾越的理论困惑：首先，它消解了所有的群体，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知识启蒙时期的相对主义，但在理论话语中又在不断地反对相对主义；其次，它解构自我，消解作为整体的妇女概念，主张“主体死了”，这种彻底的批判态度对女性主义而言可谓釜底抽薪，使得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赖以生存和合理存在的根基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和消解。“当现实需求面对一个由话语构成的主体时，实在的主体被消解成话语的碎片，成为不稳定的、动态的主体，它反映了当代哲学对语言结构过度的迷恋和一味扩大。”[57]因此，有女性主义者嘲讽后现代女性主义文本，“只是专门写给学养高深，例如在哲学专业拿了博士学位的女人看的，而不是写给普通妇女的”[58]。最后，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不顾女性主义的实践特性，以去政治化的策略来谋求“学院化”[59]的身份，这一点似乎背离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初衷而遭诟病。主流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新的认识论工具的探索和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政治追求，因为这才是女性主义得以存在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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