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判传统认识论：解密高等教育的性别符码

女性主义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最初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一些女性主义社会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将女性和社会性别纳入其既有知识结构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按照传统知识领域中的概念图式，以及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方法等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体系，那些由女性创造的知识很难获得“知识”的肯定。科学哲学家哈丁曾尖锐地指出，那些被认为普遍知识的东西从来不是由对女性生活的提问产生出来的，而常常是基于男性的生活加以概括出来的。所以，她认为，我们能够接触到、所认定的“知识”实际上都是一种父权式的知识，这种知识与思维方式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并在日常生活中已被当成“真理”。在这种知识观的操纵下，女性实际上已被纳入父权式的思维定式中，即使女性的生活经验本身也是在不断地被男性化的知识所重构和命名，从而造成了知识领域中女性经验的失语。由此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对全部的观察和证据的本质提出质疑：难道只有处于主导地位的种族和阶级的男性才拥有话语权，成为合法知识的主体吗？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必须是漠不关心的、无动于衷的、在社会上隐形的吗？所有的知识一定是普遍有效的吗？……正是这些质疑引发了女性主义者对认识论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性别的影响，如同其他社会理论无视女性的利益和要求一样，以往的认识论将女性也排除在探索的范围之外，无视女性特殊的认识方式。女性主义认识论就是要校正这种知识领域的偏见。

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在此笔者仅就其核心问题，即认识论的基础问题做详细的分析。

（一）关于“认识者”或“认知主体”

这里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第一是认知主体的性别符号指称，即“谁可以成为一个知者”（只有男性吗？女性是否具有资格？）的问题。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认识论在什么人能成为认识主体的问题上是排斥女性的。根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类主体的统一性是只有在他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秩序的源泉——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理念的王国；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则是能思考自身的纯粹观念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他们相信人能够通过对形式的渴望成为他所认识的东西。但是对一般人而言，由于明显能力不足，思考的难度更大，很难获得这种主体的统一性。实际上，有生命的人类主体仅仅是世界上的某个东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种“实体”），几乎没有现实的能力通过沉思或辩证法使不完整的自身归于世界的统一性。由此看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无论是作为实体的“男性”还是“女性”带着沉重的肉身都无法跨越这样的屏障。换言之，本性、认知与性别在古代西方哲学中并没有特别的内在关联性。到了近代，笛卡尔提出“主体（我思）”原则，并以各种变体延伸到黑格尔，人在根本处出现了，但这是一个抽象的、纯思维的、纯认知的人。在唯理论那里，只有思维着的大脑；在经验论那里则加上了感官，以线形方式与大脑相接。尽管这样的人是一个非历史的、中性的、一般性的认知主体，但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分法带有强烈的男性至上主义或者父权主义的特征，女性被认为偏向以个人的、经验性的、对话的和情境化的方式来对待知识，如果科学知识认同男性的价值，那么女性的认知方式就会被贬损为低级的或前科学的，并认为作为知识的基础是不可靠的。所以，当人们以超越性的“人”来谈论主体问题时，实际上他们潜意识地是以男性为标准来构造“主体”的想象，“这个男性主体的构成是以排斥女性来完成的”^[36]。所以，在整个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女性是相对缺席的，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如何了解和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都是以男性的文化经验和利益来决定的，它是系统排斥“他者”^[37]的产物。

基于此，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认识论自认为独立客观的认识主体却是一个小小的特权群体——他们是一群受到教育的、通常是富有的白种男人，而女性由于被视为非理性的、想象的、冲动的、物质化的而不具备话语主体的资格。所以，几千年来的人类文化史都是女性经验不在场的历史，男性作为经验主体和话语主体，基本上是无视女性的生存经验的。所有关于人类的知识都是由社会主流文化建构，并通过社会主流话语进行言说的，知识、真理包括评价女性基本上是按照他们自知或不自知的性别偏见来言说的，在他们的话语中，女性经验被包围着她的男性化知识异化着并被客体化。可以说，建立在这种单一性别基础上的认识论，它完全压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认知者的性别在认识论上是重要的。女性主义哲学家指出，在产生知识时，主体性的印记是不可避免的，知识带有知识生产者的标记。女性主义学者黄玉莲曾举过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38]：作为研究者，她曾在中国香港做妇女发展的工作，一位女性告诉她晚上睡不着觉是受建筑噪声的干扰，准备投诉环保局。经过测量，环保局告诉她说没有超过噪声的分贝标准。实验室制定的分贝标准是客观的，故认为是妇女的忍受能力低。在此，普遍性的概念适用于任何人的观念应该受到质疑。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的“客观性”是如何把一些人的声音淹没了、边缘化了。有些女性科学研究者也曾就成人药剂量问题提出过同样的质疑，他们认为药剂量的研究也是以男性的反应为依据的，原因是女人的反应太多、太敏感，不好控制，男性的反应就成了新药的剂量标准。所以女性主义认识论者指出，所谓的客体化知识的认识者基本上是男性，概念的普遍化就是客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是男性主导，即使女性在“叙述中”，她所操的依然是男性的话语。应该说从男性具体生活产生的知识也是主观的、片面的，但是它却变成了评判、解释的知识权力。

在对待主体观念上，当代女性主义形成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主体观。它认为，首先，“主体”的概念应该依照一种多元化的标准来定位，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单纯男性意义上的，也不仅仅是女性意义上的，而是在注重两性相互关系上所产生的多元标准。女性主义因此特别指出，在讨论女性主体时应兼顾对种族、时代、阶级和性倾向等身份差异的考虑，并将主体位置放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其次，在对待主体构成和重新定位时，女性主义理论家进行了多方探索^[39]：例如，寇德曾提出了一种“第二人称”的主体概念，她把知识的产生看作一种在人际语境里的“我”、“你”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40]。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则提出了“多重主体位置论”^[41]，她认为，主体应该是多元的、流动的，把多种身份结合起来考虑的。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思·巴特勒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提出了“述行性主体”（performative subject）^[42]的概念，并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之间严格的区分，揭示了性别身份的虚幻性。她认为，性别并不具有表现性，它是述行性的，它需要通过表演和模仿不断地重复或重申，直至其成为一个符合现行性别规范的主体，这是一个用话语不断建构主体的过程。巴特勒正是通过这种身份的越界开辟了新的主体实践。

第二，认知者与认知客体分离的问题。传统认识论的主要内涵是强调科学知识内容的客观真理性、确定性和理性，而排斥主体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这种认识论将知识的建构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个体活动，而认识论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使这个个体可以完全遵循的认知活动的准则。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知识和学问的如下假设的基础上的：知识是能独立于个人主体之外独立的存在；所有人对同一事物有同一看法和理解；真正的知识是广泛的、普遍的，扩大到不同的时空，可以找到一些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可以把研究者的价值观放在一边；等等。在其中，认知者与认知客体是分离开来的，笛卡尔的“我思”的意识哲学成为女性主义知识论批判的主要典型，它被看作男性化的认识主张的代表，因为它追求确定性、统一性与主体的自我透明性。另外，认为它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这种理性乃是被“纯化”和“非身体化”了的，它与情感、直觉、意志和价值等无关。作为怀疑与认识的基础，这种理性是排斥感性的身体的，它将后者视为认识上不可信赖的。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则被视为自然的和被动的知识客体，而男性却被视为理性的认知主体。在西方的认识论中，男性总是被归于文化、心智、理性、客观的世界，而女性则被归于自然、肉体、情感、主观的世界，这种认知者与认知客体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性别隐喻，即男性对女性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操纵和控制关系。知识也仅是作为男性形式的代表出现的，并被认为具有抽象的、非个人的、客观的和自重的特征。所以，女性主义者指出，在传统的认识论（或知识论）中，女性是被遗忘和被伤害了的^[43]。

女性主义哲学认为主客体是不可分的，认知过程离不开主体，所有的认知进程和认知者都是具体的、情境中的，认知主体参与了对象和客体本身的建构，主体并不能够完全处于他们所寻求认识的外部世界之外，它也同时否认作为认识者在认识中必须满足的一些超验条件。相反，客体的性质不但有客观本身，也有主体的印象，认知者本身就是认知过程和结果的一部分，并应被看作被认识的对象所影响、所改变，并与这些对象相互作用的。科学哲学家伊芙勒·福克斯·凯勒认为，以往那种将主体与身体、情感相分离的客观性观念是对知识概念的一种歪曲，其根源来自这么一种倾向，即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以及相应产生的对其加以论证的欲望上。她提出应当改变这种倾向，“将对客体的认识看作建立在主客体间亲密关系上的，主体能够自由进出于客体的关系，主体需要控制的并不是客体，而是自己对客体的态度”^[44]。此外，由于主体并非是单纯理性“透明的”，因此我们的情感经验也被看作构成认识的源泉，认识的知觉与信念并不会因为情感的参与而影响到其结果。

（二）关于客观性、理性和价值中立

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核心概念——客观性的批判与质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性究竟有无可能。二是指出客观性具有文化含义。所谓的客观性只是建立在笛卡尔式认知确立性的特权基础之上，是父权制的价值观念。当今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认识论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客观性概念也同理性概念一样被“纯化”、“非人化”、“非身体化”，它与情感、直觉、意志和价值无关，与具体的人无关，人们全都相信人性的进步、科学的方法在发现真理方面的权威地位。价值中立、无偏见的客观性也就成了知识判断的普遍有效的标准，并认为放弃这一理性准则将导致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随后，客观性、理性随同实证主义原则混合在一起，自我认定为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认识论。数学家出身的社会学鼻祖孔德就认为，我们只能“确信”通过不带感情色彩观察实证数据才能揭示隐含的规律由此得来知识。

20世纪的最后20年，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人们对于纯粹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并围绕着客观性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包括究竟什么是客观的，什么不是客观的，我们需不需要去追求客观性；我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客观性；我们如何得到客观性；等等。(www.xing528.com)

面对客观性遭遇的质疑，大致有两种反映：一是相对主义的，即认为如果有客观性的话，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二是对客观性的完全否定，即彻底放弃客观性的概念。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女性主义以其独特的认识视角跻身其中并充当了重要的发言人，虽然在具体的批判、论证和诠释过程中，女性主义者之间观点各异，但他们都从对价值中立的批判开始，揭示了客观性、理性的文化含义，并提出了对“客观性”问题新的思考。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在哈丁看来，以上两类对客观性质疑的反映实际上表现的是“客观性问题的新老转换。老的客观性问题是：‘在客观性和相对主义者中，你站在哪一方？’”，而向前追溯，这一问题就变为追问：“是客观性还是主观性？”——这正是19世纪认识论的一个后遗症。显然，无论是当代相对主义还是较早的主观—客观发问，展现的都是主客二分、二者择一的思维框架。虽然在“后库恩”时代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转换为客观性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但实际上两者对客观性的理解是一样的，即仍把“价值中立”作为达到和衡量客观性的基本条件。为此，哈丁把这一问题视为“老客观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客观性问题”。新客观性问题就是把客观性本身当成一个需要探讨的主题，一个有待解释的历史与认识问题。在此认识基础上，哈丁系统论述和批判了客观主义认识论的五大前提：第一，因为知识被定义为普遍的，所以知识主体是文化的、历史的、非具体的和无形的；第二，知识是有范围、分领域的；第三，存在着判断某种知识的有效性与真实性的标准；第四，知识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真理；第五，尽管知识是由个人获得的，但它却不是独特的和个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通过对这五大前提的批判，哈丁认为传统客观主义所宣称的客观性概念只是一种将自己与中立性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弱客观性”，实际上它是软弱的、不够格的，它根本无法将知识客观性提升到最大化的程度。哈丁认为，传统客观主义的“弱客观性”表现在它对于达到客观性最大化的目标来说，标准的使用既太窄又太宽，客观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认识者对她自己的假定与价值对影响自己的信念与理论的方式的知晓^[45]。为此，哈丁提出了一个与“弱客观性”相对照的新的客观性概念“强客观性”。

所谓“强客观性”是指认知主体应该放在与认知客体同样的因果水平上。“强的客观性原则要求我们考虑强的认识上的反身性”，因此，认知的主体，从科学方法来说，必须被考虑为认知的对象。所有种类的客观性——在作为观察与反思对象的自然或社会关系时，最大化客观程序同样需要考虑观察者与反思者，科学家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但只有通过那些被科学共同体所忽视的边缘群体的人，才有资格对科学家及其共同体进行一种最大化客观性的批判性研究^[46]。根据哈丁等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探讨，“强客观性”将摈弃“价值中立”和单一的男性特征、欧洲特征，以完全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方式确立“强客观性”，以避免重蹈“弱客观性”的覆辙，而这种“强客观性”可以通过反省自身立场的局限性以及把所有的立场融入一种理论中获得。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并未导致对客观性的彻底否定，而是引发了对主流科学中的客观性概念的重新定义和阐释。

女性主义认识论同样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理性危机”也是发人深思的，它具有认知论、方法论和政治的含义^[47]。珍·芙蕾克丝在《纯真知识的终结》一文中提出了现代学术中动摇西方思想基础的三种力量。一是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质疑了理性的自主性，它指出不管人是否自觉，都存在一个无意识的领域，这个无意识领域的存在使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已成为一种臆想。二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知识、权力塑造主体性的方式，对理性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理性并非个别人头脑里所共有的超验的价值，而是“话语”的效果，它是被建构出来的。任何学科的“话语”与“权力”都有着深刻的关联性，不纯粹是由真理性陈述所组成的，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日益面临着理性自我认知的不可能性。福柯认为，若没有一个沟通、记录、积累和转移的权力系统，任何知识都不可能形成；反之，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对知识的生产、占有、分配和保存，权力与知识直接相互指涉^[48]。三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明晰地指出，西方传统的“理性”概念是在性别关系的存在下建构的，“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与男性联系在一起的，男性化的理性标准像一个守门人一样把女性的思维过程排斥在智力才能的大门之外^[49]。虽然理性危机在精神分析和后现代主义那里都受到了彻底的挑战，但是女性主义却对此持相对谨慎的保留态度，认为理性危机并不是来源于工具理性的可靠性，而是对工具理性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和统治程度提出质疑。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者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存在与使用的合理性，而是希望给它们以重新的解释，颠覆理性主体观念，消除理性所蕴含的性别归属和特权，即客观性、理性、价值中立等不应该成为男性权威的同谋和知识独断的工具。

回到上述关于客观知识存在与否的问题上，女性主义的批判也不应被视为知识相对论的主张。女性主义尝试不相信单一的客观知识，却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客观性的说法，只不过他们认为任何知识不得不包括对主观立场或角度的认知。故知识的产生不应该只被视为一个发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全面的知识必须包括根据这个知识而产生的所有现实效果。既然没有一位研究者或一个研究角度能有如此的广泛性，所以研究者的主观态度也应成为认识论无法回避的内容。

（三）关于二元论

西方传统认识论中存在着鲜明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将世界分成客观和主观、精神和肉体、文化和自然、理性和情感、心和身、公和私、生产和生殖等，这些对立中的前一项在西方传统哲学和理性文化中倍受推崇，而后者则受到基本认识论、方法论视野的压抑。很明显，前项基本上是男性化或偏向男性的，而后项则以不利的话语策略偏向女性。在女性主义看来，这种认识论上的二元模式实际上可视为一种基本的性别二元对立，即男人和女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分法的产物，人类认识中所有关于对立的两极都可以用有性别标识的模式、符号和隐喻来解读，通常男性总是被归于文化、精神、理性、客观的世界，而女性则被归于自然、肉体、情感、主观的世界。

从西方哲学史看，认识论与性别两分法相对应形成的不对称的二元结构已具有悠久历史。早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就认为，存在着的东西的本原是对立，并从存在物的对立中找出了十对对立的范畴，并且在他们列举的十对本原中就有雄性和雌性这个对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男人更是明显地被赋予为有理性能力的完整人，而女人则被视为与之相对立的缺乏理性能力的缺陷人。在笛卡尔那里，对于清晰明白的知识的追求也被认为必须建立在理智与情感、心灵与物质相分离和对立的基础上，笛卡尔的这种身心二元论对西方知识和文化图式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他自己更是由此被推崇到了认识论上的至尊地位。这些对立基本上是根据各自相反的意义来定义，互相之间存在一种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距离。女性主义者认为：

第一，这种与性别两方法相对立的二元认识论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非代表某种必然的规律或法则。在女性主义看来，这种二元对立的两分法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联想性，绝大多数都是基于经验和习惯基础上的，而不是在自然或人类本性中生成的。关于这一点，女性主义从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和语言在形成主体性、社会制度和政治上的作用那里受到启发。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这种语言学上井然有序的主体秩序和社会秩序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意义总是飘忽不定，具有多义性，而且是论争之所在，例如，经久不衰的论争使得“男人和女人”这个二元对立体具有了多种多样、矛盾对立的意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将意义赋予这两个术语的同时，就把它们人为地定位于一个合乎规范的社会空间中。将男性定义为“有理性、有知识和充分自信的”，使得男性在心理上适合担当权威和领导者的社会角色。相比之下，将女性定义为“凭信直觉、多愁善感和盲目附随的”，使得女性适合担当家务性的、生儿育女的或其他社会服务性的角色。女性主义揭示了这些二元层次结构在历史社会文化上的偶然性、随意性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作用，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知识和社会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而是旨在挑战促使社会知识层次结构永存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二元意义，希望创造一个能够容纳差别、歧义和创新的文化和知识空间。

第二，二元结构中的两个对立的范畴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制约和贬低了女性在认识论中的贡献与价值，同时也限制了认识论的问题视阈。在传统二元对立的两个范畴中，对立的范畴之间是互相分离和排斥的，一方以对另一方否定来定义，为了保证知识和认知方式上的纯洁性和普遍性以及逻辑推理的有效性，二元对立中的前者被赋予认知的主体和认知主体所应具有的品性，而这基本上是与男性和男性气质相关的语言；而二元对立中的后者则被视为一种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与认知客观性、价值中立相悖离的东西而遭到认识论的忽视和贬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知识的无偏见性和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否认了与女性经验相联系的、传统上属于个人或私人领域的知识的合理性，从而造成了认识论和知识论上的男性霸权和女性视野缺失。另外，这从观念逻辑上割断了对立两方的内在性别联系，造成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从而使反对男性主义的人们总是处于某种劣势并为这个思维和话语的框架背上某种原罪。所以，女性主义认识论解构这种二元论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多样性和有差异的空间，包括性差异，为了避免重蹈两分法的覆辙，女性主义强调二者的相互依赖性和共存性。这种试图消除两分法以解除对立和冲突的相互作用的形式强调了两分法（二元论）中的两极在认识论中是相互依赖的不可分割的作用，指出“在人类认知过程中，它们每一因素的发展都是所有发展的必要条件”^[50]。

第三，二元对立范畴中看似平等的两极实际上被赋予了不平等的价值，形成了等级序列，并为世界的统治逻辑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因为两分法总是暗示着等级制，等级制又导致控制欲望的产生。其中与男性和男性气质相联系的范畴总是受到肯定并在西方文化中被赋予更高的价值，而与女性和女性气质相联系的范畴总是被赋予较低价值。这种价值等级制的思维模式虽然使知识和概念秩序化，但这种秩序化的方式却是以高价值群体对低价值群体的统治为代价的，并且这种“统治的逻辑”是依照父权制文化和男性价值体系规范出来的。在女性主义看来，它为将女性和女性气质置于边缘的、被忽视的、附属的、无形的和受压迫的位置，并为确保男性和男性气质的优势、特权和支配地位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规则。生态女性主义者瓦尔普鲁姆伍德就曾尖锐地指出，“目前人们越发地意识到，一方面把男性与理性领域等同起来，另一方面把女性与自然领域等同起来的西方哲学传统，已经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统治女性的重要知识基础”^[51]。所以，当代女性主义的任务应该不只是揭示西方传统认识论中所隐藏的男性化倾向，论证女性的认知优势，而是应该深入讨论到存在论和元认知层次的理论上去，才有可能对父权制的形而上学框架有根本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