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纲要》对课程思政的达成目标做了明确的要求,即“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内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英国文学选读所选材料是英国文学史的经典名篇,大多包含丰富的伦理教诲,对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课程思政要求授课教师要将隐性的道德伦理主题挖掘出来,并以生动有趣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易于接受。空间经历和空间体验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注重挖掘文学作品的空间伦理主题,有助于课程思政取得良好效果。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总引》是王守仁主编的《英国文学选读》所选材料,故事叙述者说他与其他旅行者去坎特伯雷朝圣时借宿萨瑟克的泰巴旅店,“旅店的房间和马厩都很宽敞,/把我们个个安顿得十分舒适”(乔叟,1998)。伦敦是世俗之城,泰巴旅店位于伦敦郊区,其所在的萨瑟克现已成为大伦敦内部自治市。故事叙述者说这旅店宽敞明亮,居住条件十分舒适,这个地理空间隐喻伦敦这个世俗空间的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满足了人的感官需求,因此让人感到十分舒适。这些朝圣者离开这个舒适的旅店,离开伦敦这个世俗的空间,去坎特伯雷朝圣,这个旅程是有象征意义的,象征从物质世界迈向精神世界。这个空间移动或者说空间旅行实际上成为整个《坎特伯雷故事》的中心主题。例如,“总引”介绍的第一位人物是骑士,他不畏艰险、南征北战,体现出勇敢、谦卑、朴素等美德。这位骑士被首先介绍给读者,这种位置安排本身就体现了乔叟对他的褒扬。再如,巴斯妇通过讲述一位老太太和一位年轻骑士的婚姻故事,以诙谐、幽默、夸张,甚至奇幻的叙述方式告诫读者,诚信、仁爱等美德的永恒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信仰者,我们可以对该作品体现的基督教思想进行批判,但对其中包含的优秀文化则可进行适当介绍。
同样,蕴含伦理教诲的地理空间书写在现当代英国文学作品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城市地理空间常成为现当代文学表达伦理主题的艺术媒介。王守仁主编的《英国文学选读》收录了乔伊斯的短篇故事《阿拉比》(“Araby”)。该短篇小说是《都柏林人》的第三个故事。《都柏林人》由15个短篇故事组成,乔伊斯本人曾说,他创作这个故事集的目的是“写一章我的国家的道德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是因为那座城市对我来说就像是瘫痪的中心”。这里,乔伊斯把西方都市生活状态与道德麻痹联系了起来。《阿拉比》主要叙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小说没有告诉读者他是否有父母,他寄人篱下,在婶婶和叔父家里生活。小说的开始是对都市街道的描写:
里士满北街道是条死胡同,很寂静,只有基督教兄弟学校的男生们放学的时候除外。一幢无人居住的两层楼房矗立在街道封死的那头,避开邻近的房子,独占一方。街上的其他房子意识到各自房中人们的体面生活,便彼此凝视着,个个是一副冷静沉着的棕色面孔。(乔伊斯,2003)(www.xing528.com)
“死胡同”的原文是“being blind”,这里的blind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盲视、看不见。当然,这种盲视更多的是精神道德层面的象征含义,是指内心缺乏光亮,没有目标,看不见希望。与这种精神状态相对应,这里的街景显得清冷,缺乏生机,各栋房子相互凝视,没有关爱和友善的氛围。“冷静沉着”的原文是“imperturbable”,含不易动情感、冷漠之意;颜色词“棕色的”(brown)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常与死亡相关。因此,《阿拉比》开篇的地理空间暗示这是一个物质相对富裕的地方,人们过着体面的生活,但他们之间缺乏交流和关爱,没有形成一个情感认同的共同体,冷漠已经让他们的内心处在黑暗之中,心灵没有光亮,看不见希望。死胡同的地理空间有效地表达了精神层面的麻痹状态。叙述者特别提及这条街上有个基督教兄弟学校,读者不难推断,这里的居民以前一定到这所学校上过学,但他们成人后并没有兄弟情,这就构成了一种反讽叙事。
可以说,《阿拉比》开篇处的地理空间奠定了整篇小说的伦理主题。在随后展开的故事中,叙述者告诉读者,都柏林冬日白天短暂,胡同里面一片漆黑,街道上只有微弱的灯光,小男孩与小伙伴们穿梭在街道、胡同之间嬉闹。整个小说只有2000多字,但dark(黑暗的)这个词被重复了9次,构成了一种前景化修辞手段。小男孩的婶婶和叔父对他并没有多少关爱,他的生活状态就如同傍晚时刻的黑暗街道。与成人不同,他在这黑暗的街道上寻找着一丝光亮,他的小伙伴曼根的姐姐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被他视为可以给生命带来光亮的精神寄托,但是,小男孩甚至不知道这个与光亮相伴的小姑娘的名字,这表明他对光亮的追寻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如同那个死胡同那样没有出路,小说也以小男孩最后的受挫收场。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的短篇小说《屋顶丽人》(“A Woman on a Roof”)也被选入该教材,其地理空间也颇有伦理含义。该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伦敦,三个蓝领工人顶着夏天的烈日,在一栋楼的屋顶修理排水沟,突然他们看见另一栋楼的屋顶上有个女人在晒日光浴,她躺在一条毯子上面,只穿着一件比基尼;5天时间里,男人们不时地跺脚、吹口哨,想引起女人的注意,但女人却对他们的举动无动于衷。这个故事写于1963年,当时正值西方女权主义浪潮高涨时期,于是这篇小说便被认为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反抗。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小说的地理空间安排,则可发现小说中的三位男士和那位女士分处两个有距离的空间,这种距离的隔阂象征着性别、阶层,甚至权力层面的隔阂,表明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虽然物质非常丰富,但仍存在严重的社会撕裂,这种撕裂表现为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之间缺乏理解和关爱。那三位冒着烈日干活的蓝领工人属于社会底层人士,那位享受日光浴的女士则属于中上层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对立和怨恨暗示了交流和理解的缺失。此外,那两位年龄较长的男士代表父权发声的场景也表明,父权文化构建起来的霸权话语缺乏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之心,其后果是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仇视。所以,小说接近尾声时,那位具有浪漫情怀的青年人汤姆跨越两栋楼之间的空间距离,来到女士身边力图向她表达友谊和好感,却遭到了女士的冷眼和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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