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课程思政的探索

语言学课程要落实课程思政，首先必须把思政元素融入语言学教科书中。教科书是课程的中心环节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优秀教科书是一个国家的福祉，隐形地承载着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体系，是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学生往往是通过教科书来获取知识，了解文化、信仰和道德的本质特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因此，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到底该用谁的文化和价值观去教育学生，在这些方面，教科书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我们的许多语言学教科书，极少融入思政元素，甚至中国文化的元素也寥寥无几。因此，窃以为，语言学课程要真正落实课程思政，语言学的教科书必须切实发挥作用。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

第一，语言学教科书的编写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为指导。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积极采取各种方法和科学手段，全面而系统地认识和把握语言的本质属性，辩证而科学地研究语言及语言学。实事求是，辩证思考，基于语料，尊重历史，解决语言问题，创新语言学理论，把语言学的优秀研究成果及时编写进教科书。此外，语言和语言学理论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之中，因此，语言学教科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以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教学。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语言的社会本质属性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价值问题时就谈到语言，并指出：“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同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也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语言的这一属性表明，它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要求我们在语言学教科书的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其社会教育功能，为社会和国家战略服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www.xing528.com)

第二，语言学教科书应肩负起传播中国语言学思想、塑造中国学派的重任。我国古代虽然没有语言学这个术语，但自周秦时代起就有许多哲学家研究语言现象，洞察深刻，分析精辟。汉代以后，语言文字的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对文字形、音、义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历代语言文字学家层出不穷，语言学著述汗牛充栋。例如，我国第一部辞书《尔雅》、第一部方言学著作《方言》、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第一部词源学著作《释名》等。面对这些优秀的语言学遗产，再谈及我们的教科书，尤其是用英语撰写的语言学教科书，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该如何把这些著作中的理论、观点，以及相关的语言学家写进教科书，介绍中国语言学理论，构建中国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打造中国语言学学派，并将其推向世界，从而让世界语言学界了解中国的语言学思想和流派。这些都是我们语言学教科书必须包含的内容，也是中国语言学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担当。

第三，语言学教科书中应包含汉语言文化实例。语言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文化传递性，即人类学会某种语言不仅仅是遗传的结果，更是文化传递的结果。此外，语言的变化和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萨丕尔（2009）认为：“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又说：“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萨丕尔，2009）。既然语言是文化传递的结果，是文化的载体，而每一个民族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每个人在学习自己母语的同时，也要学习自己的文化，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用英语编写的语言学教科书一定要体现中国语言、文化的元素，彰显中国语言、文化的特质。例如，教科书中的社会语言学部分包括语言变体问题，而变体的一种就是地域变体（或称方言），用英语编写的语言教科书就一定要介绍我国的八大方言区以及现代汉语标准语“普通话”，同时要强调普通话的推广对国家认同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