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春秋时期的仁义之君收留公子昭复国

春秋首霸齐桓公有五个儿子，而且都是庶妾所生，地位平等，齐桓公生前怕自己死后诸子争位，就与管仲将公子昭(后来的齐孝公)托付给宋襄公，是为太子。齐桓公去世后，易牙、竖刁、开方三人废掉齐桓公立的太子公子昭，另立公子无亏为君，公子昭逃到了宋国。此时，宋襄公登场了。宋襄公是春秋时期有名的仁义之君，他见齐国有乱，就收留了公子昭，并设法让公子昭复国。公元前642年，宋襄公通知各国诸侯，请诸侯派兵助公子昭回齐国去当国君，以解决齐国的内乱问题。卫、曹、邾三个诸侯响应了宋襄公的倡议，派了人马。宋襄公统领四国联军(加上宋国的军队)杀向齐国，齐国的贵族对公子昭怀有同情之心，就借机杀掉无亏和竖刁，赶走易牙，迎接公子昭回国，是为齐孝公。

齐桓公去世之后，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想接过这副重担。宋国是个小国，本无称霸实力，但宋襄公有仁义之名，又在帮助齐孝公复国的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宋襄公觉得自己做个霸主，主持一下国际社会上的公道也是可以的。于是，在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派使者去楚国和齐国，商讨会盟之事。楚成王假意答应，暗中准备利用会盟之际进军中原。到了秋天会盟之际，宋襄公首先说：“诸侯都来了，我们会合于此，是仿效齐桓公的做法，订立盟约，共同协助王室，停止相互间的战争，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认为如何?”楚成王说：“您说得很好，但不知这盟主由谁来担任?”宋襄公说：“这事好办，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

楚成王说：“楚国早就称王，宋国虽说是公爵，但比王还低一等，所以盟主的这把交椅自然该我来坐。”说罢并不谦让，一下子就坐在盟主的位置上。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盘落空，不禁大怒，说：“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你那个王是自封的，你有什么资格做盟主?”楚成王说：“你说我这个王是假的，那你把我请来干什么?”宋襄公说：“楚国本是子爵，岂有假王压真公?”

争执之中，跟随楚成王而来的侍从纷纷脱去外衣，露出了里面穿的铠甲，并拿出暗藏的兵器冲了上去，劫持了宋襄公，然后将其押回了楚国。几个月之后，在齐国和鲁国的外交斡旋之下，楚成王才把宋襄公放回宋国。

经此事变，宋襄公自然对楚国怀恨在心，但是楚国兵强马壮，宋襄公一时拿它没办法。于是就想教训一下楚国的盟国郑国(郑国是个小国，此时依附楚国)，以出胸中恶气。公元前638年夏，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出兵伐郑，郑文公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得到求救后，并没直接去救郑国，而是率大军直接杀向宋国。宋襄公顾不上攻打郑国，赶紧带兵回援，星夜赶到泓水边严阵以待，恰好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咱们兵力小，不能硬拼，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

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仁义”二字。第二天天亮，楚军开始渡河。公孙固向宋襄公说：“楚军白日渡河，等他们过到一半，我们杀过去，定能取胜。”宋襄公却指着战车上的“仁义”之旗说：“人家连河都没渡完就打人家，还算什么仁义之师?”

等到楚军全部渡完河，在河岸上布阵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趁楚军还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动冲锋，尚可取胜。”宋襄公听到此话又说：“人家还没布好阵，你便发动进攻，那还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吗?”

待楚军布好了战阵，两军开战，结果宋军被打败，宋襄公自己也被箭射中了大腿。

宋襄公假仁失众(www.xing528.com)

宋楚泓之战之后，宋国有人怪罪宋襄公。可宋襄公却说：“君子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古代领兵作战，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我虽然是亡了国的殷商后裔，但也不能放弃这些原则，非要去攻击没有排好战阵的军队。”

宋朝大夫子鱼说：“君王不懂得作战。强敌的军队，在险隘的地方不能成列，这是上天在赞助我们；阻敌于险地而进攻他们，不也是可以的吗?跟我们面对面作战的就是敌人，是敌人就可以俘虏，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呢?让军队作战，就是为了杀敌人。伤势还未到死的程度，怎么能不再伤害他们?我们若要真同情他们当中头发花白的人，那就干脆向敌人投降算了。军队在有利的时机发动攻击，鸣鼓进攻未成列的敌人也是可以的。”这就是《子鱼论战》一文的主要内容。

现代很多人都会觉得宋襄公太愚蠢，毛泽东就说过：“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两军对垒，生死搏杀，当然要讲究一定的战略战术，不能光拿一面“仁义”的大旗说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宋襄公的价值。在春秋时代，“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堪称“国际战争法”，若不遵守这些规则，即便是胜了也不光荣，属于“胜之不武”。只不过，到了宋襄公的时代，这些规矩大家都不遵守了。规矩坏了之后，仍在遵守规矩的人反而成了受害者。宋襄公能在乱世中坚守规矩，坚持“仁义”，这种操守无论如何都是难能可贵的，更关键的是，战争失败之后，他并不抱怨，而是说“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这种宁愿自己吃亏也遵守游戏规则的精神(注意，是精神而不是具体做法)，实在值得人们学习。

我们还应看到，宋襄公的时代距“春秋大义”并不远，周代的很多“礼法”虽然衰落，但毕竟还有人(比如宋襄公)愿意奉行。按照周礼，贵族出去打猎不能杀害幼兽，一箭没射死的野兽就不能再追杀了，这些看似迂腐的规则，其实正是华夏先民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智慧所在，他们提倡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有所节制，不能“竭泽而渔，焚山而猎”。所谓战争中“不禽二毛”的规矩则是为了贯彻敬老精神，将尊重老人的道德置于具体战争的胜负之上，这种理念不也是很崇高吗?战争固然要争胜负，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世界上一定要有超越战争胜负之上的价值理念。否则，一切都靠实力说话，靠武力说话，那社会岂不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而在奉行丛林法则的社会中，没有人是真正的强者。因为没有规矩，任何人都可能遭遇暗算和欺凌。以欺负宋襄公的楚成王为例，他靠背信弃义的手段劫持宋襄公之时，好像很强势，可他哪里知道，他的嚣张之举六年后就遭到了报复，晋国替宋国出头，在城濮大战中大败楚军。而楚成王本人，后来亦被太子商臣所弑。当楚成王被自己儿子发动的政变所杀之时，他难道不也是任人宰割的弱者吗?

回头再说宋襄公。泓之战失败之后，“晋公子重耳过宋”，宋襄公“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送给了重耳二十马车的厚礼，这对正在流亡的重耳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这个仁义之举为后来的宋国免除了一次亡国之灾。公元前633年，楚国攻打宋国，此时重耳已经当上晋国国君，晋国出兵救宋，在城濮打败了楚国，算是替已经去世的宋襄公报了当年的劫持之仇。晋文公重耳也由此确立了他的霸主地位。

泓之战四年之后，宋襄公去世。对于宋襄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这个评价并不低，意思是说，宋襄公虽然在泓之战中失败，但君子依旧赞美他，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已经缺少礼义之举了，而宋襄公仍然坚持原则，有“礼让”，这是非常可贵的。

可以说，宋襄公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虽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他那种坚持原则、恪守规矩的精神理念却一直有不可抹杀的魅力。现在的社会，不守规矩的人太多，造假之事屡见不鲜，毒牛奶、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事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像宋襄公这样讲仁义、守规矩的人难道不应该褒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