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曾经励精图治,建立霸业。但是,在做了多年霸主之后,齐桓公不免志得意满,沉湎于酒色,变得昏聩。管仲病重之时,曾明确告诉齐桓公,不可重用易牙、开方、竖刁三个宠臣。易牙是御用厨师,为了讨好齐桓公,他曾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给齐桓公做菜吃;开方不但给齐桓公进献美女,而且为了服侍齐桓公,父母死了也不回家守孝;竖刁更绝,为了得到服侍齐桓公的机会,他挥刀自宫——把自己给阉了。为了得宠,三个家伙连自己的儿女、父母和身体都不顾惜,管仲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合人情,力劝齐桓公疏远这三个人。
齐桓公不傻,原则上也认可管仲的判断,就将易牙、开方、竖刁三人撤职了。可是,没了这三个人的周到服侍,齐桓公感觉很不爽,于是三年后又召三人回到了宫里。第二年,齐桓公病重,三个宠臣立马变脸。他们发动政变,拥立公子无亏,逼走太子,同时堵塞宫门,不许任何人进宫,也不给齐桓公食物。结果,齐桓公惨死宫中,“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展开大战,齐国的霸业亦从此衰落。
齐桓公能在乱世里担起“尊王攘夷”政治和文化责任,殊为难得,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更是让后人津津乐道。他的辉煌和他的惨死都给人以极深的印象,令后人唏嘘不已。
实际上,齐桓公的人生轨迹很有“中国特色”,中国的政治强人及他们开创的事业,往往与齐桓公类似,都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匆焉”的特点。兴与亡的原因,在历史机缘之外,往往跟个人的修身状况密切相关。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与他胸怀宽广、不计私仇、思贤若渴的大家气度密不可分。他的“尊王扰夷”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他对周天子的尊重有着一份发自内心的诚敬。他率领联军伐楚,在争霸之外,亦有替中原各国出头,抗拒楚国北侵的责任意识。所有这些,都是他成就霸业的重要因素。
等到霸业既成,齐桓公也像很多人一样产生了骄傲心理。《史记》载:“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可见,就在著名的葵丘会盟成功之后,齐桓公就产生了骄傲心理。(www.xing528.com)
更关键的是,有了“骄色”的齐桓公在晚年几乎放弃了修身、修德,他沉湎于女色,重用小人,成了自己欲望的奴隶。放弃修身的直接结果先是“齐家”出了问题,“五公子皆求立”,五个儿子都想让齐桓公确立自己的接班人地位。中国古人说“家和万事兴”,“家庭不和”之后,后院起火,霸主也未必是合格的“救火队员”。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至此连自己的五个儿子都摆不平(五个儿子的母亲均是齐桓公宠爱的女人),待齐桓公生病之后,“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儿子们都忙着争夺国君之位去了,哪里还有人管老爸的死活?此时,再加上易牙、开方、竖刁三个小人的背叛,一代霸主齐桓公除了惨死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话毫厘不爽。以齐桓公为例,他成就霸业的过程是对“修齐治平”理论的正面印证,而其惨死的悲剧则又从反面证明了放纵欲望、拒绝修身的恶果。
齐桓公之后,还有许多政治强人也都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过“修齐治平”理念的正确性。对许多政治强人而言,他们最难办的事往往不是争夺天下,而是驯服内心的贪欲。当他们调伏自我达到心智健全之际,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就蒸蒸日上,“其兴也勃焉”;当他们心生骄慢、放纵欲望之时,他们的霸业往往就急速衰败,“其亡也匆焉”。辉煌也罢,悲剧也罢,最初均源于内心的真与假、正与邪、善与恶、强与弱。正因如此,中国文化才总是教人“向内用力”,“修好这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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