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的家事：春秋时期的继承与阴谋

郑国立国虽晚(在西周厉王时立国)，但其开国君主郑桓公身份高贵，他是周厉王的幼子，是根正苗红的王室。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其他诸侯被严重戏耍，“太伤自尊了”，所以就都不拿周幽王的“烽火”当正事了。结果，当犬戎真的进攻周王室时，周幽王的“烽火”失效了。可就在这种情况下，独独郑桓公带兵赶来，并为了保护周幽王而“以身殉职”。郑桓公死后，郑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不得不迁出了原本的封地，搬家到今天河南新郑一带。此时的国君就是郑庄公的爸爸郑武公。当年的河南新郑一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加之郑武公鼓励工商，励精图治，结果郑国就发展成了春秋早期最富庶的诸侯国。

这个时候，晋国还没有兴起，楚国的势力还局限在长江流域，齐国正忙于和东夷作战，秦国也苦于西北蛮族的侵扰。趁着几个大国还没崛起的当儿，郑国凭借着高贵的身份和富庶的国力，俨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就在这个当口儿，郑庄公与老妈、弟弟之间闹起了家庭矛盾。

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个姜姓女子，人称“武姜”(“武”表示丈夫是郑武公，“姜”表示娘家姓姜)。武姜先生了太子寤生(就是后来的郑庄公)，后来又生了小儿子共叔段。郑庄公出生时难产，惊吓了姜氏，所以姜氏不喜欢他，而宠爱他的弟弟共叔段。公元前744年，武公病重，武姜多次在武公面前为共叔段求情，但郑武公没有答应——“欲立段为太子，公弗许”。郑武公病逝后，郑庄公继承君位。郑庄公元年(前743年)，武姜请求把制地(今郑州市荥阳汜水镇)作为共叔段的封邑。庄公说：“那里不行，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要地。”武姜改而威逼郑庄公把京(今郑州市荥阳东南)封给共叔段。大夫祭仲进谏道：“京邑比都城还要大，不可作为庶弟的封邑。”庄公说：“这是母亲姜氏的要求，我不能不听啊!”

共叔段到京邑后，仗着母亲的支持，从不把尊君治民放在心上，而是招募勇士，加固城垣，囤积粮草，训练甲兵，准备篡权。郑庄公虽然明知弟弟共叔段的阴谋，但他不动声色，纵容共叔段犯错误，等共叔段快要跟母亲里应外合叛乱之时，他迅速出兵平叛，打败了共叔段。共叔段逃到了鄢地，郑庄公又追到鄢攻打共叔段，共叔段逃到了共地，最后自杀了。

平叛之后，郑庄公对母亲武姜也十分恼恨，把她逐出国都，软禁在城颍(今河南临颍西北)，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直译为：我活着的时候实在不想见到你)”，但武姜毕竟是自己的母亲，郑庄公不久又后悔起来。当时有个孝子颍考叔，他看破了郑庄公的心思，就对郑庄公说：“如果让人挖地挖出泉水，然后你们母子在隧道里相见，也不算违背誓言，谁又能说什么呢?”

听从了颍考叔的建议，郑庄公在隧道里见到了母亲。郑庄公进入隧道时赋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亲姜氏出来的时候赋诗：“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之后，“母子如初”。

粗略地看，这就是一个宫廷斗争的故事。可是，若仔细考量，就发现里面大有学问。

重视家庭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家庭不和睦，实乃为人生之一大缺憾。针对家庭，古人又提出“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等许多极具操作性的原则。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家庭本位的文化，中国人一直是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确认中来认识自己、完善自我的。中国人考察世界的视角也离不开家庭，所以才有“家国情怀”、“家天下”等说法。这种“从家庭到天下”的思维与西方人“从个人到团体”的思维差距极大。前者重视感情建设和道德修养，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自己对他人的义务，而后者重视理性思辨和科学精神，强调契约意识，重视个人的权利，关注团体的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像郑庄公一家似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在专制帝国的体制之下，为了争夺皇权，兄弟相残、父子成仇的事情屡见不鲜。《左传·文公元年》就记载了楚太子商臣逼死父亲、夺得王位的事件。楚太子商臣(即后来的楚穆王)听说父亲楚成王要废了他的太子地位，再立其弟为太子。他就将此事告诉了他老师潘崇。潘崇问：“你能侍奉你的弟弟吗?”商臣说：“不能。”潘崇又问：“你能逃跑吗?”回答是：“不能。”潘崇又问：“你能发动兵变夺取王位吗?”回答是：“能。”于是，太子商臣就发动兵变，控制了父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这个楚成王被儿子夺了王位还不算，死后儿子都不愿意给个好点的谥号，也难怪他死不瞑目。这样的父子关系，又哪里有温情可言?(www.xing528.com)

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也是靠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的，玄武门之变中，他的哥哥和弟弟都成了刀下之鬼。为了夺得帝位，就连李世民这样的明君都不惜杀兄弑弟，可见专制体制将人性扭曲到了何种程度!

再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心想把太子朱标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可惜朱标早死。于是他又选中了朱标之子来继承帝位，这就是建文皇帝。当时，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都被朱元璋杀光了，朱元璋以为没人能威胁孙子的帝位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身为燕王的朱棣竟然会起兵夺取自己侄儿的皇位。这场名为“靖难之役”的战争不仅让朱家人之间骨肉相残，而且还让众多的黎民百姓跟着受苦受难。

我们不禁要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这些不都是中国人一直强调的家庭文化吗?帝王将相也一直是这样教导民众的，为何这些理念在这些帝王之家反而被束之高阁?是这些家庭文化理念错了，还是专制制度瓦解了这种文化?今天，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家庭问题?又该如何来实现家庭和睦?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深思。

从郑庄公的家庭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失和没有赢家，不管是偏心的母亲，还是骄横跋扈的弟弟，乃至有意纵容的哥哥，大家都是输家。对母亲武姜而言，她的偏心不仅影响了自己与大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而且还害死了小儿子共叔段。她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把心放正，明明都是儿子，却对一个溺爱，对另一个“恶之”，用佛家的话来说这叫“分别心太重”。“分别心太重”就不能给家庭成员以理性的爱，失去理性的爱，要么是溺爱，要么是冷漠，二者都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隔膜。

对共叔段而言，他仗着母亲的溺爱飞扬跋扈，可恨又可怜。母亲的溺爱让他变得自私自利，利欲熏心，铤而走险，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自食恶果。对郑庄公而言，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母爱，看着母亲如此溺爱弟弟，他心里难免不是滋味。他后来之所以有意纵容弟弟，就是为日后的讨伐做准备，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怀着对弟弟的恨的——同是儿子，你凭什么就能得到母亲那么多的爱，而我却不能?他看着弟弟一步步地踏入火坑而不管，这种不动声色之中已然暗藏杀机。如果他能及早感化或惩戒，弟弟和母亲或许还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可是他不作为，眼睁睁地看着兄弟相残、母子失和的悲剧发生。当悲剧真的发生之后，他追杀弟弟，软禁母亲，并说出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狠话，表面上看，他是胜利者，可是他内心快乐吗?并不快乐。颍考叔给他进献土特产，他赐颍考叔吃饭，颍考叔吃饭的时候把肉留下来。郑庄公问他，他说：“我有母亲，我孝敬她的食物她吃过，但她没吃过国君赏赐的食物。请您让我把肉带回去献给母亲。”看到颍考叔这样的孝子，郑庄公是既感动又羡慕，同时还有点惭愧。他说：“你有母亲可以献给她食物，可我没有呀。”这时，颍考叔才给他出了那个“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建议。可见，孝养父母、兄弟友爱是符合人性的，它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即便是李世民，杀兄弑弟之举日后也成了他长久的心灵隐痛，他后来多次请教玄奘法师，以图寻求解脱心灵之路。他晚年在几个儿子中间选接班人，之所以不选择更有才华的魏王李泰、吴王李恪，而选中了有些懦弱的晋王李治，就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再次发生。

那些杀兄弑弟、逼父囚母的君王，他们或许可以争到帝位，争得世俗的荣华富贵，但他们不会得到良心的安宁和人伦情感的足够慰藉。在精神和情感的层面，他们仍然是失败者。至此，我们可以说，圣贤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和睦的理念并没有错，错的是有些人在偏执的情感、泛滥的欲望中失去了理性，违背了圣贤的教诲。他们从反面证明了圣贤教诲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