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陈国司寇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孔子回答：“知礼。”待孔子退出来之后，陈国司寇又给孔子的弟子巫马期作揖，请他进去，跟他说：“我听说君子不袒护别人的过错，难道君子也会袒护别人的过错吗?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吴国公主做夫人，称之为吴孟子。如果说鲁昭公都算是知礼的人的话，那还有什么人是不知礼的呢?”
巫马期回去就把陈国司寇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回答：“我孔丘真是三生有幸，只要我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并指出来。”
从这段话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孔子“闻过则喜”的美德。圣人偶尔也会犯错，但是当别人指出错误时，圣人不会像凡夫一样极力掩盖，而是心情愉悦地接受监督，改正错误。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替鲁昭公掩盖过错呢?(www.xing528.com)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孔子与鲁昭公之间的关系了。
孔子“年十五而有志于学”，等到了十九岁，孔子就得到了国君鲁昭公的礼遇。这一年，孔子喜得贵子，鲁昭公送鲤鱼祝贺，孔子就此给儿子起名孔鲤，字伯鱼。
随后，鲁昭公又接受南宫敬叔的请求，资助孔子“适周问礼”。借着这次公费游学的机会，孔子拜访了在周朝担任图书馆馆长的老子，两位圣贤见面，彼此惺惺相惜。老子赠孔子以言，告诉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自周返鲁，弟子越来越多，名气也愈来愈大。因此，追根溯源，在孔子的成长道路上，鲁昭公算是一个“恩人”。
鲁昭公资助孔子“出国游学”，此举可谓功德无量，但鲁昭公本人却并不是一个恪守周礼的人。他娶吴国的公主为夫人，这一条明显违反周礼。因为鲁、吴均是姬姓之国，在春秋时期，礼法规定同姓不能结婚。春秋时期，国君夫人的称呼应该是国姓加本姓，鲁娶于吴，这位夫人就应该称为“吴姬”。由于鲁国也姓“姬”，如果把这称呼叫出来，那等于毫无遮拦地违反了“同姓不通婚”的周礼，所以故意改称“吴孟子”，企图掩饰一下。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周礼”大师，孔子当然知道鲁昭公此举“违礼”。他仍然坚持说鲁昭公“知礼”，这跟当今的一些学者替利益集团代言有些类似——由于接受过鲁昭公的资助，孔子评价鲁昭公时便“嘴下留情”。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看来，这条真理对圣人孔子都适用，可见物质利益对真话的杀伤力是多么巨大!这种解释似乎说得通，但是，果真如此吗?若真这样，那孔子岂不与那些庸俗的学者没什么两样?
我更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理解此事。其一，陈国司寇问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本身就是鲁国人，他出于爱国观念，不宜在外国官员面前公然批评本国领导人，因此才以“知礼”搪塞，这算是一种“为尊者讳”；其二，君子要知恩报恩，出于感恩心理，孔子“为恩者讳”，也不宜公然批评鲁昭公“无礼”。若上述两条成立，那么，陈国司寇的提问反倒让人感到有“无礼”之嫌。你想，一个陈国的高级官员问一位鲁国学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孬种?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有点没事找事的味道?孔子若据实回答“不知礼”，显然与臣子身份不符，若说“知礼”，则又是不说真话。这种情况下，以“无可奉告”四个字来回答似乎最妙，可惜，当时还没发明这个说法。或者，即便有了这个说法，孔子也会感觉这四个字硬邦邦的，不符合儒家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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