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办私学：春秋私学力作，培养众多人才，影响深远！

从政治层面上看，春秋时期是一个权力不断下移的阶段，即大权先由周天子之手转到诸侯霸主之手，随后从诸侯国国君之手下移到卿大夫之手，最后是卿大夫的家臣操控国家大权，正所谓“陪臣执国命”。与政治上的权力下移相呼应，春秋时代也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不过，与权力下移所导致的社会秩序紊乱、战争频仍不同，春秋时期的文化下移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文化的垄断，这不仅使一大批平民子弟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一跃成为“士”，而且还造成了私学兴起，激活了民间思想，直至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

不妨先看《论语·微子》中的一段——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磐襄入于海。

这段话说的是鲁国的乐师纷纷离开鲁国，到其他国家去谋生的情况：大师挚到了齐国，亚饭干到了楚国，三饭缭适秦到了蔡国，四饭缺到了秦国，在乐队里负责打鼓的方叔跑到了黄河之滨，摇小鼓的叫武的人跑到了汉水边，少师阳和击磐的叫襄的人跑到了海边。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好端端的乐队为什么解散了?这就不能不提及春秋时期官学解体的情况了。

夏商周三代，整个中国的文化都是“学在官府”的，说好听一点是文化教育事业完全由官方负责，说不好听的话就是文化教育完全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对此，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这样概括：“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也。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文化教育完全为官方所控制。巫、史、祝、乐师等职业都是世袭的，老爸是巫师，就把当巫师所需要的技能教给儿子；老爸是史官，儿子日后也要子承父业，继续当史官；老爸是乐师，儿子所受的教育也是奔着日后当乐师去的。可是，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代就改变了。随着周平王东迁，旧的社会秩序瓦解了。维持“官学”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官方权威都已丧失了，政府已经没财力也没能力继续维持“官学”了。“官学”破产了，一大批昔日在官方任职的文化人士随之“下岗”了。这批文化人下岗之后，只好到民间去寻找“再就业”的机会。前面所引《论语》中的那段文字，所描述的就是鲁国王室乐队成员“下岗”后四散各处重新谋生的图景。

“官学”体系下的文化人“下岗”之后，既无定主，亦无恒产，只能靠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谋生。如此一来，原本为贵族阶层所垄断和独享的学术文化活动也逐渐普及到了民间。在文化人谋生的众多手段中，办私学的影响极其巨大，尤其是到了春秋末期。鲁国乐师师襄子、郑国学者邓析、苌弘等人都曾兴办私学，收徒授业。平民子弟通过上这些文化大师创办的“培训班”，也学会了不少文化知识和技能。学习改变命运，相当多的人凭着努力学习，掌握了过硬的本领，一跃从平民变成了“士人”。

在春秋末期的“私学”热中，孔子兴办的私学脱颖而出，成了培养人才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教育学术团队。孔子办学，教学内容很广泛，有著名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六种本事既有人文学科的道德养成和艺术修养，如礼、乐；亦有当时贵族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技能，如射、御、书、数等。礼是指周礼，是周代贵族在不同场合所应展现出的威仪及各种日常行为规范，学礼的目的是为了养成高贵的品格和气质；乐，不光包括音乐，还涵盖文学、舞蹈等各种艺术，学“乐”是为了提高一个人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才华；射指射箭，这是当时贵族阶层的时尚运动，就跟今天的企业高管爱玩高尔夫球差不多；御是指驾车技术，那时候的学生跟孔子学御，就相当于现在的人去驾校学车考驾照；书是指书写，涵盖识字、阅读、文秘等内容；数是指基本的数学、物理知识，包括怎么记账、怎么丈量土地等。可以说，孔子的私学就是春秋末期最有名的综合性大学，学生跟着孔子学好了，根本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原因很简单，有过硬的本领在身，任何时候都会成为就业市场上的宠儿。春秋时代，虽然讲门第，讲出身，但真正有本事的人还是会受到重用。孔子的学生在当时就很受欢迎，各诸侯国的政府部门都愿意聘用孔门弟子。比如，孔子的弟子曾西华很有外交才华，鲁国政府就委任他为大使，出使齐国；子贡能言善辩，亦曾出使各国，对春秋末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重要影响(详见《子贡救鲁》一文)，子路、冉有更是成了鲁国执政官季康子的家宰，帮助季康子处理鲁国政事，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特别助理。其余各地方想聘请孔子的学生去做县长、市长的情形就更多了，比如子游就做过武城宰，武城是今天的山东费县，武城宰就相当于费县的县长；季康子还想聘请闵子骞做费宰，但遭到了闵子骞的坚决拒绝。请去做高官都不干，由此可见孔子高徒的受欢迎程度及其高贵气节。闵子骞不做费宰，子路就介绍自己的小同学子羔去做，孔子为此还批评子路，说“贼夫人之子”，意思是你这是害人家子羔，耽误人家的学业。

孔子兴办私学，教育效果极其显著，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门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不仅办学规模空前，而且优秀人才辈出，所谓的孔门“七十二贤人”实际上就是熟练掌握“六艺”的通才。

更关键的是，孔子收徒讲学，目的还不只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具有崇高道德情操和担当意识的“士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及其弟子居然成了一个“忧道不忧贫”的道德学术团队，这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于自己学生的德能，孔子也很自信，他表扬高徒冉雍，就说：“雍也可使南面。”意思是冉雍完全可以做一个诸侯国国君，而这个冉雍是个彻彻底底的“贫二代”。可见，很多平民子弟通过跟孔子学习，确实德能精进，堪当大任。(www.xing528.com)

司马迁写《孔子世家》，饱含深情，写完之后，可能感觉还不过瘾，就又写了《仲尼弟子列传》，专门为孔子的学生作传。通过司马迁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孔门弟子确实人才辈出，有人从政，当上了高官；有人经商，发了大财；有人治学，成了名闻诸侯的大学者乃至帝王师。正因为培养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弟子，所以孔子才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另一方面，孔子的学术思想亦依赖于众多高徒不遗余力地传播才得以发扬光大、影响深远。鲍鹏山先生在《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说：“孔子的一生，离不开他的弟子，孔子的光辉，沐浴着弟子，而弟子的风采，也衬托着孔子。”诚哉斯言。这样的师生关系，实乃师生道合、薪火相传的典范。

子贡在孔子去世之后的种种作为很能说明问题。孔子去世后，众弟子在孔子墓旁守孝三年，三年之后，众弟子离去。这时子贡在孔子墓旁继续守孝，又守了三年才离去，可见他对孔子的一片深情。这还不算，孔子去世后，子贡极力维护孔子的圣贤地位，遇见有人诋毁孔子，子贡就施展自己能言善辩的才华，予以有力反驳。比如，鲁国的大臣叔孙武叔就曾说：“子贡贤于仲尼。”说子贡比孔子还厉害。当时，子贡很有外交才华，曾帮助鲁国化解战争危机，再加上子贡是富商，富可敌国，在诸侯中名声显赫，很有社会地位。所以叔孙武叔才有这种说法。可是，子贡却对叔孙武叔的话不买账，他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这就像房屋的围墙，我端木赐(子贡姓端木，名赐)的围墙只到肩膀，因此人们都能从外面窥见房屋的美好。可我老师孔子房屋的围墙有几丈高，一般人连门都找不到，也进不去，在外面也没法看到里面宏伟的建筑。叔孙武叔先生就属于还没找到门，更没有发现我老师孔子为什么伟大的人，他说这种话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叔孙武叔继续毁谤孔子。子贡又反驳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意思是，我们老师孔子可不是随便毁谤得了的。别人的贤德，就像小山小丘，还可以逾越过去，我老师那是太阳、月亮，是无法超越的。即便有人想自绝于太阳、月亮，对太阳、月亮又有什么伤害呢?只不过让人看出此人的自不量力而已。这次，子贡反驳的语气无疑比上次更强硬。叔孙武叔是鲁国的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一般人对高官说的话都是唯唯诺诺，可子贡为了捍卫老师的地位，不惜直接抨击高官为“自不量力”，这种捍卫师道的勇气真是叫人感动。

对于子贡极力推崇孔子的做法，也有人不理解。一个叫陈子禽的人就对子贡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您是自己谦虚吧?孔子哪里会比您还贤能呢?

子贡反驳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以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在此，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子贡的辩才，他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从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说话者的聪明，也可以从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愚蠢，所以说话不可以不谨慎呀。我老师孔子高不可及，就像天是不能通过阶梯登上去一样。如果我的老师能掌权而当上诸侯国国君或者是卿大夫，那就会像人们所说的：他要建设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就一定能建成；他要引导百姓，百姓就一定会听他的话奋勇前进；他要安抚百姓，百姓就一定会心悦诚服地来归附；他要发动百姓，百姓就一定会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他生的光荣，死的哀荣，谁能比得上他呢?这番赞叹老师的话，用词精准，铿锵有力，“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之语日后成了经典。孔子生前，孔门第一弟子是颜回，并不是子贡。有时，孔子还拿颜回作比来敲打、批评子贡，可是，子贡并没有对此耿耿于怀，反而在孔子去世后极力维护孔子的圣贤地位。从中我们也可约略地体悟到孔子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孔门弟子尊师重道的精神风貌。

孔子办私学，除了培养出一大批才华杰出的弟子外，还为后世提供了永不褪色的价值范式和教学原则。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招收学生，再也不像“官学”那样讲究身份、门第，只要你愿意来学习，我就都愿意教，“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官二代要跟着学，好，接受；平民子弟要跟着学，好，接受；鲁国人愿意来学，好，接受；非鲁国人想来学习，也好，也接受。真的是不分国籍，不问出身，不分贫富老幼，只要是本人愿意来学习，孔子一律接受。有人考证说，“束脩”是肉干，弟子要跟着孔子学习，要献上几束的肉干做见面礼，也有人考证说，孔子所说的“束脩”不是指肉干，而是指男子过了十五岁。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创办的私学门槛极低，不用入学考试，也不用交高昂的学费(即便真交几束肉干，那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正因为门槛低，所以孔子的教学团队里才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我们今天读《论语》，依然能感受得到孔门弟子身份之复杂，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是鲁国高官，子贡是名闻诸侯的富商，子路武功超群，闵子骞是著名的大孝子，子夏、子张是恂恂文士，而最受孔子称道的颜回居然是个彻彻底底的穷小子，去世之后家里都出不起安葬费，最后还是同学们凑钱安葬了他。这些出身不同、国籍不同、贫富不同、性格不同的人聚到一起，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就是为了跟着孔子学习，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这样的场景，想想就让人心生感动。

孔子带着他的一大批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他们在路上风尘仆仆的身影既是他们这个教学团队的实际场景，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个精神场景。十四年的奔走、周游，在孔子个人不能算短，但对整个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有意思的是，这一瞬竟凝固成了永恒。在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之际，孔子带着众多才华横溢的弟子正奔走在讲学、传道的路上，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示出了文化和思想的力量。在刀光剑影、战乱频仍的岁月里，孔子和弟子间教学相长的活动竟也极大地提升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

孔子为什么伟大?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这与他“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关系极大。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学生提问，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比如同样是“问仁”，颜回提问，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再问：“请问其目。”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的感觉是，颜回道德水准最高，相应的，孔子对他的要求也就高；子贡也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子贡是儒商，能赚钱，有外交才华，经常在不同的国家活动。针对他的这些特点，孔子就教诲到他到一个国家去，就跟那个国家的贤大夫学习，同时与有仁德的士人做朋友；等冉雍“问仁”时，孔子的回答又变了：“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这里，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核心，即“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冉雍也是孔子一流的学生，所以孔子也把最核心的东西直接告诉了他。最有趣的是司马牛“问仁”，孔子的回答竟然是：“仁者其言也。”“”就是“有话慢慢说”，不要急躁的意思，原来司马牛这个人“多言而躁”，所以孔子才教他“”，不要太急躁。司马牛可能也被孔子的这个回答弄糊涂了，就又问：“其言也，斯谓之仁乎?”意思是，说话慢一点就算仁了吗?孔子回答：“为之难，言之得无乎?”事情做起来不容易，说话的时候慢一点，考虑到要言行一致不是很应该的吗?你看，孔子教司马牛说话慢点，其核心不在说话速度之快慢，而在“出言谨慎”，说话之前就要先考虑到日后的兑现。子张“问仁”，孔子告诉他要做到“恭、宽、信、敏、惠”五条，并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是孔子的优秀学生，有艺术气质，“宽冲博接，从容自务”，但不拘小节，忽视“礼”，言行有时不合规矩，门人因此对其“不敬”。针对子张的这一特点，孔子将仁分解成“谦恭、宽厚、诚信，勤敏、惠人”五种品格，让子张对照去做，针对性极强。仅从“问仁”这一点，我们就可窥见孔子在教学中贯彻“因材施教”理念之一斑。

读《论语》，透过孔子与弟子之间的问题，我们还可感受到，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理念，并不是僵死的道德说教，而是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变的活泼泼的充满美感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实践。孔子的教学，于平实中蕴含智慧，于日常的待人处世中高扬慈悲情怀和人文理想。孔子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厌”是自立，“诲人不倦”是立人，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仁者”情怀，所以孔子的教学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之外，他还提出了启发式教学、学思结合、循序渐进、言行一致等许多充满智慧的教育观点，后人称他为“万世师表”，真可谓实至名归。

谈春秋时期的学术下移，就不能不提兴办私学；讲到兴办私学，就不能不说孔子和他的弟子。孔子兴办私学，不仅把学术教育大范围地普及到了民间，而且还通过师徒讲学、传道，在传播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开拓出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孔子儒家宗师的身份由此奠定，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也就此拉开了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