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献子的廉政宣言|古代廉政观念与官员争利的道理

孟献子是春秋末期鲁国的贤大夫，擅长外交工作，多次代表鲁国与诸侯会盟。今天看来，孟献子最为人们称道的还是他说过的几句话：“蓄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贼。”意思是，有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用养鸡养猪的方式赚钱了；丧祭能用得上冰的上大夫之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赚钱了；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卿士之家，就不要再用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用搜刮民财的家臣，还不如用监守自盗的家臣。

春秋时代，国家管理者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四个等级，大夫又分上大夫和下大夫。这些人或有封邑，或有俸禄，生活均有充分保障。生活有保障，就没必要也不应该老想着发财了。因此，他们为政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赚钱与否，而应该看是否合乎仁义。从孟献子的这个说法引申，中国古人有“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之说。这一理念用现在的话解释就是“升官发财两条路”，你既然选择了当官，就不要再想着发财。如果一个人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什么好处都想占，那就是小人，就离贪官不远了。

孟献子的这段廉政宣言，后来被选入儒家的经典《大学》之中。按照孟献子的构想，当官的非但不该贪钱，就连设法多赚钱都有“与民争利”之嫌，也应该摒弃。可惜的是，能有孟献子这种思想觉悟的人不多，倒是一心想发财的统治者从来不缺。

战国时期，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上来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意思是，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地来到这里，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当头棒喝：“大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作为国王，怎么能上来就谈利益呢?利益之外不是还有仁义吗?接着孟子就告诉告梁惠王，国王带头计较利害，下面的官员和百姓也会跟着学，大家做事都只讲利害，不讲仁义道德。如此一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司马迁读到《孟子》中的这一段，就非常感慨地说：“利诚乱之始也!”争夺利益，确实是各种动乱的起源。接着又说：“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孔子当年很少谈利，就是要时时警惕“好利之弊”。司马迁还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可见，司马迁对“好利之弊”感触颇深。

晚清时期，辜鸿铭曾给张之洞做过幕僚。张之洞搞洋务运动，自然也“言利”、“争利”。所以就有人跟辜鸿铭说：“张之洞为人只知利害而不知是非，要想让他听你的建议，你也必须从利害上讲，这样他才能听。你若只讲是非，他根本不会听你的。”不巧的是，这番话后来传到了张之洞的耳朵里。张之洞大怒，找辜鸿铭对质：“是谁跟你说我只知利害不知是非?我若不知是非，能创下这么大的事业吗?再说，我追求的利，是公利，不是私利。私利固然不能追求，但公利却不能不追求。”(www.xing528.com)

辜鸿铭回答：“当年孔子很少谈利，孔子可没有区分私利还是公利。”张之洞仍不认账。最后，辜鸿铭就引用了《大学》中的名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听了这话，张之洞才“默默然”，没话说了。

从孟献子的“廉政宣言”到辜鸿铭与张之洞的“义利之辨”，强调的都是官员不可争利的道理。官员不能争私利，这个好理解，为什么连争公利都不可呢?其实问题很简单，如果允许官员争“公利”，那么，就一定会有很多官员打着“公利”的旗号与民争利(比如搞点强征土地、强行拆迁之类的)，他们口头说的是争“公利”，实则极可能是在搞官商勾结，是在谋取私利。更可怕的是，官员与民争利的口子一开，普通百姓的利益空间势必受到极大压缩，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也势必受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