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佐不辱命：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回顾

春秋时期，晋、楚、齐、秦是大国，霸主地位的争夺也经常在这四个诸侯国之间发生。公元前632年，晋楚之间在城濮展开大战，楚国战败，晋国由此确立了霸主地位。不过，“江湖风水轮流转”，到了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国又爆发了邲之战，这次，晋国战败，楚庄王由此跻身于“春秋五霸”的行列。

赢得了邲之战之后，楚国西联秦，东北联齐，东联吴越，灭江、六、舒、蓼，威震中原。而晋国势力则一落千丈，不仅受到来自西方秦、南方楚联盟的威胁，而且北有白狄之患，东有赤狄之祸。

在晋国势力削弱之际，齐国蠢蠢欲动，意欲在北方与晋国一争高下。于是，晋、齐之间出现了矛盾。

虽然在邲之战中伤了元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晋国依然是北方大国。公元前593年，晋在消灭赤狄以后，想在断道(今山西省沁县东北)召开诸侯大会，就派大臣郤克出使齐国，想通过拉拢齐国的办法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此时，齐国国君是齐顷公。郤克到齐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重大的外交活动，齐顷公在高台之上举行接见仪式。可齐顷公的母亲萧同叔子非要看热闹(按当时的规矩，女人是不能参与这种外交活动的)，齐顷公就给母亲搭了个帷幕，让她偷偷地看。

郤克腿跛，上台阶的时候一瘸一拐的。看到这种情形，萧同叔子忍不住笑出了声。郤克知道这个齐国的女人是在笑话自己，非常气愤，发誓要报复齐国。

公元前589年，齐国与鲁、卫发生了战争，鲁、卫两国向晋国求救。郤克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力主伐齐，晋景公也因齐国倒向楚国而感到恼火，想借机打破楚齐联盟，于是就任命郤克为主帅，率领800辆战车的大军杀向齐国。晋、齐鞍之战由此爆发。

经过激烈战斗，晋军战胜了齐军，齐顷公还险些做了晋军的俘虏。

战败之后，齐顷公派了一个叫宾媚人的高级贵族向晋国求和。求和的条件是齐国向晋国献出灭纪所得的甗(yǎn，音演)和玉磬，并愿割地。

晋军主帅郤克一心想着报当年萧同叔子侮辱自己的私仇，面对这样的求和条件，开始并不接受，他开出的停战条件是：“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就是说，必须要萧同叔子到晋国来做人质，还要齐国的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这样便于晋国的战车进攻齐国)。

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宾媚人回答说：“萧同叔子为寡君之母。按照我们列国之间的关系，晋、齐两国是兄弟，齐君之母也是晋君之母。以国母为质是大不孝。晋怎能以不孝号令诸侯?”这样，就义正词严地将郤克所提“必以萧同叔子为质”的条件给驳回了。

针对晋军提出的“齐之封内尽东其亩”的要求，宾媚人又说，田垄的方向是因地制宜的，他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意思是说，我们治理自己的田垄，或南北向，或东西向，这都是根据土地情况和先王之法来定的，你们怎么能光为了你们晋国战车好走就强迫我们改变田垄的方向呢?如果晋再相逼迫，齐国只有“收合余烬，背城借一”，再与晋军一决雌雄。(www.xing528.com)

此时，鲁、卫二国也力劝郤克与齐讲和。最后，郤克只得接受齐国提出的停战条件。随后，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汶阳之地，鞍之战次年(公元前588年)，齐顷公亲自朝晋，建立晋、齐联盟。可以说，经过鞍之战，晋国成功地打破了齐、楚联盟，把齐拉到了自己一边。

宾媚人答复晋国主帅郤克的这篇外交辞令铿锵有力，被选入了《古文观止》，名为《齐国佐不辱命》。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战争与外交活动的一些特点。

其一，“春秋无义战”，当时的战争多是争霸、争利之战。而且，很多战争还夹杂了个人恩怨。比如，齐桓公曾与夫人蔡姬一块坐船游玩，蔡姬会游泳，就故意摇船吓唬不会游泳的齐桓公。齐桓公很害怕，要蔡姬停止嬉闹，蔡姬觉得好玩，继续“荡舟”。结果，齐桓公“怒，归蔡姬，弗绝”，把蔡姬撵回了蔡国，但并没有办离婚手续。“蔡亦怒，嫁其女”，蔡国国君一怒之下把蔡姬嫁给了别人。结果，“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夫妻之间的一场小矛盾，由此就演变成了齐国讨伐蔡国的战争。

在齐晋鞍之战之前也有这种公报私仇的战争倾向。晋国的郤克出使齐国，在外事活动中受到了侮辱，就发誓要报仇，最终被晋景公制止。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整个一个春秋时代，其实就是一个权力不断下移的时代。最先，是周天子失去了权威，权力下移到各诸侯国那里；而在诸侯国内，权力也在不断下移，在不断争霸的过程中，贵族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或因军功而不断受赏，或是在治理国家中也壮大了自己的家族势力)，各国国君的权力因此也就不断地被有势力的大臣所切分。晋景公已经算是晋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国君了，可就在他的手下，大臣郤克也非常跋扈，公然把自己的面子摆在了国家的利益之上，为了报私仇就想发动战争。越到春秋后期，权臣专权、僭越的现象就越严重，孔子时代，鲁国是三桓执政，国君成了空架子。与权力不断下移相伴生的就是“礼崩乐坏”，原来周天才有资格干的事后来诸侯国国君也能干了，紧跟着，卿大夫也敢干了。《论语·八佾篇》云：“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二，诸侯争霸虽然是实力的较量，但外交的作用亦十分重要。在齐晋鞍之战中，齐国战败。宾媚人是以战败国使者的身份去与晋人和谈，但是，当晋国主帅郤克提出两项过于苛刻的停战条件后，宾媚人立刻予以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在这篇著名的外交辞令中，他援引出了春秋时期的“普世价值观”，第一是“以孝治天下”，明确告诉晋军主帅郤克，以齐顷公的母亲萧同叔子做人质的要求严重违反孝道，“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第二是“布政优优，百禄是遒”，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做人要厚道，不能欺人太甚。各国田垄的方向是先王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这是各诸侯国的内政，他国不能干涉。战败国可以割地、贿赂宝器来求和，但绝不答应他国干涉内政的非理要求。这样的外交辞令，有理有据有节，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一方面阐述了“以孝治天下”的最高原则，另一方面也捍卫了自己国家的主权独立，挫败了“霸权主义者”干涉别国内政的嚣张气焰。

类似的情形还有一例。郑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夹在晋、齐、楚等大国之间，谁都不敢得罪，日子很难过。可是，郑国的子产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孔子曾称赞他是“古之遗爱者也”)，在外交上常有可圈可点的表现。晋国当盟主的时候，子产陪同郑简公去晋国进贡。晋平公因为鲁国有丧事的缘故，就没有会见郑简公。自己的国君不受接见，子产很恼火，就派人将晋国宾馆的围墙给拆毁，把装有礼物的车马安置了进去。

晋国大夫士文伯就责问子产，子产就势回答说，因为我们郑国狭小，又处于大国之间，大国责成我们纳贡没有准确时间，所以我们不得不随时准备前来上贡。来了，碰上贵国领导没空闲，还不能觐见。这样一来，我们既不敢把财物献上，也不敢让它露在外面，如果献上，那就是君主府库中的财物了，没有经过陈列的仪式，我们是不敢将它献上的。如果让它暴露在外，又害怕有时干燥有时潮湿而让它腐烂了，这样就加重了我们的罪过。我们也没办法才拆了贵国宾馆的围墙呀。如果贵国国君能给我们明确的指示，让我们完成觐见的使命，我们走的时候自然会修好了围墙再回去，难道我们还怕这点辛苦吗?

然后，子产还拿晋国的历史说事。说在晋文公当霸主的时候，晋国对各国使节的接待总是很周到，使节住的房间与晋文公的寝宫一样，诸侯宾客到达，有管薪火的官在庭中点上照明用的大烛，有仆人在馆舍巡逻。车马有安置的地方，随从有人代为服务，管车的为车轴上油，清扫的人、看守牛羊的人、看守马匹的人，各自做好他分内的事。可你们现在倒好，根本不拿诸侯的使节当回事，既不接见，也不安排食宿，这成何体统?

一番话说得晋国人心服口服。晋国的执政赵文子说：“他说得对!我们实在没有德行，用下等人住的房子去接待诸侯，这是我们的罪过啊。”先是派士文伯去赔礼道歉，随后，晋平公在接见郑简公时也提高了礼仪规格。

子产的外交口才不但替郑简公赢得了国际地位，而且还赢得了晋国大夫的赞许，叔向就说：“辞令是不可以废弃的呀!子产善于辞令，诸侯靠他的辞令得到了好处，为什么要放弃辞令呢?《诗·大雅》中说：‘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意思是说，在外交活动中言辞得当，百姓也跟着获得和平与安宁，子产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我们常常说“弱国无外交”，这话当然不错。可是，看春秋时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问题还有另一面，即，如果能很好地使用外交手段和外交技术，战败国往往能把战败的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同样道理，弱国的外交官若才华出众，同样可以替自己的国家争取到较好的待遇，个人也会赢得尊重。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越是弱国、战败国，越需要有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外交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