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周礼复苏与转型

孔子盛赞周朝的礼乐文化，他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史载，周礼为周公所制，内容包括“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些言行规范我们可从《礼记》中窥见一斑。周公制定周礼的目的，并非仅仅限制人、使人不能作恶这层消极目的，更饱含让人过上高度艺术化生活的积极愿景。所谓高度艺术化生活，就是要让人们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展现出内心诚敬、言行优雅的气度。

美好的事物难于建立，却易于损毁。周礼也是如此。西周灭亡之后，周平王东迁，中国进入了春秋时代。在一个政局动荡、诸侯争霸的时代，周礼也渐渐被人抛弃了。不遵守周礼的时间长了，人们甚至连周礼是怎么规定的都忘了，这便出现了人们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现象。

不妨举例说明。鲁宣公十六年(公元前593年)，晋将士会带兵灭掉了赤狄及其余部留吁、铎辰，立了大功。晋侯向周天子请求册封，任命士会做晋国的中军主帅，兼做太傅。不久，周王室发生了内乱，晋侯派士会去协和王室，周定王宴请他。宴会开始，上来的是带骨头的肉块。士会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向旁人打听。周定王听到了，就将其召至跟前说：“季氏(‘季’是士会的字)，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意思是说，你没听说过吗?周天子招待公侯用享礼，招待卿用宴礼，这是周王室的典制呀。所谓享礼就是把杀掉的整个牲畜端上来，称为体荐，宴礼则是端上带骨头的碎肉块，称为折俎。士会也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贤大夫，后人称他为随武子，可他已经做了晋国的正卿(执政官)，仍不了解周王室的典制，可见当时周礼的荒废程度。士会在此次朝见周天子时丢了丑，回到晋国之后下大力气修晋国之法，尽可能地恢复周礼。

跟士会差不多的人物还有鲁国的孟僖子。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他跟随鲁昭公去楚国朝见，途经郑国，郑伯在宫里设宴慰劳鲁昭公。这次外交仪式由孟僖子做“介”(主持仪式的副使)，结果，孟僖子“不能相仪”，主持不了这个仪式。到了楚国，楚国以郊劳之礼招待鲁昭公，孟僖子也不知道该用什么礼仪答谢。孟僖子也是鲁国的贤大夫，可此时他都没能力“相礼”了，可见周礼之不兴到了何等地步。像士会一样，孟僖子也是知耻后勇，回到鲁国后，凡是听到有懂礼仪的人，他就去请教。临终的时候，他还嘱咐两个儿子一定要做孔子的学生(孔子是研究周礼最权威的专家)，以弥补自己生前的遗憾。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后来果然都成了孔子的学生。(www.xing528.com)

“物极必反”，看到周朝礼乐文化荒芜到了极点，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春秋贤者感到非常痛心，立志要恢复周礼。这一点，大概就像今天一些人努力弘扬传统文化差不多。同时，春秋后期的一些人也有学习周礼的心理需求——经过一段痛苦的社会转型之后，人们总是要寻找安稳身心的文化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横空出世了。他是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不仅全面地掌握了周礼的种种仪式，而且还“与古为新”，从周朝的礼乐文化中提炼出“仁”的思想。孔子通过周游列国和兴办私学，广泛地传播了“仁”的理念，最终成了儒家思想的大宗师。

周礼在乱世中的命运，其实是一切优秀文化在转型时代遭遇冷落及随后慢慢复苏的一个缩影。在一个心浮气躁的转型社会，人们最先去追逐的肯定是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眼前利益。于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乃至物欲横流就会成为一切转型时代的最初症候。但是，就像巴金所说，“人是不能光靠吃米活着的”。金钱可以买来物质和欲望的满足，但它购买不到心灵的充实和喜乐；权力可以让一些人增加控制外部世界的能量，但它同样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优秀文化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具有超越性，能让人们从内心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力量。这种力量能让生命于平凡中获得尊严和高贵，能让生活于平淡处展现出诗意和浪漫。这就是优秀文化的魅力——其最大功能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当生存的基本条件满足之后，或者再通俗地说，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优秀文化也就成了人们进一步提升生命境界和提高生活质量之所必需。到了这种时候，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会成了时代的呼唤，作为对这种呼唤的回应，越来越多的人便会投入到优秀文化的研究、整合、普及和践行之中。经过众多仁人志士的努力，优秀文化之火种自会慢慢发展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