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范儿：臧文仲告籴的成功之谜

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了饥荒。危难之际，鲁卿臧文仲对鲁庄公说：“现在是鲁国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只有取得邻国的大力帮助才能渡过难关。诸侯国之间有互相支援的约定，彼此还互通婚姻，结成友好的外交关系，为的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得到援助。现在，我们鲁国就处在危难之中，您何不用名器珍宝到齐国去购买粮食?国家平时铸造名器，收藏财宝，就是为了在危难时派上用场的呀。”

鲁庄公问：“谁能出使齐国，完成购买粮食的任务?”

臧文仲自告奋勇，说：“国家发生了饥荒，卿理应出使邻国购买粮食。我是鲁国的卿，请让我去齐国购买粮食。”鲁庄公就派臧文仲去了齐国。

有人不理解臧文仲的做法，说：“国君也没命令您出使齐国，您却自己主动要求去齐国购买粮食，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臧文仲说：“在危难时刻，不能用平常的礼仪来苛求贤者。当官的人不能躲避困难，应多多体恤百姓。身为高官，如遇事推诿扯皮，那是对国君不负责的做法。”(www.xing528.com)

臧文仲带着鬯圭(一种名贵的礼器)和玉磬去齐国。他对齐桓公说：“鲁国现在发生了饥荒，老百姓都快饿死了。我们都不敢拿先君留下的礼器当宝贝了，将它们献给贵国，只希望贵国能把多余的粮食卖给我们，帮助我们渡过这次难关。如果贵国肯帮助我们，不但我们国君和几位大臣感恩您，就是周公和伯禽的在天之灵都会感激您的(鲁国本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因要辅佐周成王，派儿子伯禽做了鲁国的首任国君)。”臧文仲的这番外交辞令十分漂亮，不但献宝物以示诚意，而且还把周公和伯禽的在天之灵都抬了出来，可谓情真意切。齐桓公被感动了，“归其玉而予之籴”，不要他献上的名贵玉器，还答应将粮食卖给鲁国，帮助鲁国渡过了饥荒。

这便是臧文仲“如齐告籴”的故事。臧文仲是春秋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重视民生，在保民与保财之间，毅然劝鲁庄公“以名器请籴于齐”；出使齐国后，又能以出色的外交辞令说服齐桓公，“告籴”成功。这种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担当意识和救百姓于水火的人道情怀，值得后人敬佩。

除了臧文仲的个人原因外，国际政治也是臧文仲能从齐国“告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齐桓公和管仲君臣正处在励精图治、创建霸业的过程之中。齐桓公要取得霸主的地位，不能光凭武力，还必须讲道义，“以德服人”。臧文仲“告籴”前的15年，即公元前681年，宋国发生叛乱，齐桓公出头替宋国平叛，然后与宋、陈、蔡、邾四国在北杏会盟。这是齐桓公主持的首次会盟，当时鲁国的附庸国遂国不肯参加会盟，齐国便出兵灭了遂国，又出兵伐鲁。鲁庄公献出遂地求和，齐桓公答应。两国遂在柯地会盟，会盟之际，鲁将曹沫以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桓公归还齐国侵占鲁国的汶阳等地。要挟之下，齐桓公被迫答应了曹沫。事后，齐桓公很生气，想反悔，但管仲劝阻了他，说：因为受要挟就背信，不利于树立齐国“说话算数”的大国形象，也不能取得各国诸侯的信赖。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告，归还了鲁国的土地，柯地会盟由此成功，齐鲁两国缔结了友好关系。史书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应该说，齐桓公之称霸诸侯，固然要有实力，但实力之外还要讲道义。他想取得各诸侯国的信任，就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宋国发生内乱，齐国帮助平定，这就是一种国际义务；鲁国发生灾荒，齐国卖粮食给鲁国，助鲁国渡过难关，亦是一种国际义务。齐国和鲁国缔结过友好盟约，齐桓公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鲁国发生饥荒而不予施救呢?如果见死不救，失去了国际威信，那齐桓公还怎么号令其他诸侯?《左传》中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也就是说，大国要想成为霸主，首先就要给小国以恩惠，使其对大国心怀感激，然后又有武力做后盾，以备他们不听话时用以讨伐，如此“胡萝卜加大棒”，才能确立霸主地位。相反，若霸主国只相信“拳头”，完全靠军队东征西讨，那么其霸主地位很快就会失去，原因就是，“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可见，即便是在诸侯争霸的年代，基本的道义也还是要讲的。霸主也不能全用“霸道”——仅靠霸道手段，霸主的地位是不能长久维系的。这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是一样的道理：武力的作用是非常态的、应急的，常态的、长久的社会管理还要靠“王道”才可。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