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的象征意义及对春秋时期的影响

鲁隐公是鲁国的第十三代国君，他是鲁惠公的庶长子。按周朝的传统礼法，“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鲁隐公本来没机会当上鲁国国君，但因惠公死时太子姬允(即后来的桓公)还太小，因此鲁隐公上台“摄政”。鲁隐公在鲁国执政11年，政绩平平常常，无大功亦无大过，《左传》着力记载的是他“不守规矩”的两件小事。

第一件事，鲁隐公五年春，他不顾叔父、臧僖伯的劝阻，非要跑到棠地(今山东金乡)去观看捕鱼。按照周朝礼法，诸侯国国君该干的事“惟祭与戎”，只有祭祀和战争才需要诸侯亲自参与，像捕鱼这样的小事、热闹事，国君不该去看。可是，鲁隐公根本不听劝阻，非要去棠地观鱼，还编理由说“我将略地焉”，意思是说“我要到棠地去视察工作”。国君带头破坏礼法，还找借口掩饰，这当然不对。因此《春秋》记载：“公矢鱼于棠”，意思是说，鲁隐公到棠地去观看捕鱼，这件事做得不对。

第二件事，“始用六佾”。鲁隐公五年秋天，鲁隐公主持了鲁太子生母陵寝的落成典礼，典礼上用了“六佾之舞”。春秋时期，执羽的舞者八人一列为一佾，六佾就是六列，按照周礼，天子用“八佾之舞”，三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士大夫用“二佾”。鲁隐公是诸侯，用“六佾”是僭越之举。《春秋》里说鲁隐公“初献六羽，始用六佾”，这个“初”和“始”两个字就是讽刺鲁隐公带头僭越周礼。从此以后，各种不守规矩的事情层出不穷，越演越烈。到了春秋末期，鲁国政权落在卿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之手，史称“三桓”执政。这个时期，周礼彻底被毁坏，季孙氏执政之时，竟然使用“八佾”之舞，所以孔子才愤慨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不但用八佾之舞，还去泰山祭祀。祭泰山是天子之礼，季氏以卿大夫的身份祭泰山，是严重的僭越。当时，孔子的弟子冉有正在季氏那里做官，孔子问冉有：“女弗能救与?(你能劝阻他吗?)”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意思是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得礼制吗?也就是说泰山之神是不会接受这种非法祭祀的。林放是鲁国人，曾虔诚地向孔子请教礼法。孔子以此来批评季氏的僭越之举。(www.xing528.com)

将鲁国历史及整个春秋时代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鲁隐公破坏规矩的两件小事，事虽小，其象征意义却很大。鲁隐公“初献六羽，始用六佾”开了诸侯国国君不守礼法的先河，这是一个坏榜样。既然有权有势的诸侯国国君可以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那么有权有势的卿大夫也可以不把诸侯国的国君放在眼里。可以说，春秋时期的鲁国历史，始于鲁隐公“初献六羽，始用六佾”，终于季孙氏“八佾舞于庭”。

从权力结构来说，春秋时期是一个权力不断下移的时代，先是周天子大权旁落于各诸侯，随后，各诸侯的权力又落入卿大夫之手，掌权者“名”“实”之间的分裂现象越来越严重，越到最后，越“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孔子才大声疾呼：“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道德风气演变而言，春秋时期是礼法不断被破坏，人们越来越不守规矩的时代，正所谓“礼崩乐坏”，所以孔子才念兹在兹地要恢复“周礼”。这两个过程互为因果地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隐公的“两件小事”很有象征意义。各诸侯国中，鲁国是保留周礼最完整的“礼仪之邦”，可是，到了鲁隐公时代，连“礼仪之邦”的鲁国国君都不守规矩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