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去世之后,儿子周成王尚在襁褓之中,于是,周武王之弟姬旦摄政,是为周公。周公摄政期间,商纣王之子武庚趁机联合管叔、蔡叔叛乱。周公兴师平叛。平叛成功之后,周在东方大封诸侯,其中地位最高的两个就是鲁和齐。鲁是周公的封国,因周公要在朝中辅佐成王,就派儿子伯禽就封于鲁。齐则是姜太公的封国。
受封之初,周公问姜太公:“何以治齐?”(您打算用什么理念治理齐国?)姜太公回答:“举贤而上功。”姜太公也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回答:“尊尊而亲亲。”由此,“举贤而上功”和“尊尊而亲亲”就分别成了齐鲁两国的治国理念,这也就形成了后来齐国重功利、鲁国重礼仪的不同文化特点。
姜太公
因治国理念不同,姜太公和伯禽的工作方法也迥异。姜太公就封齐国之后,五个月就返回周王室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何疾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姜太公回答:“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我把君臣之礼、婚丧习俗等都简化了,以迁就当地百姓)
与姜太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禽。他到鲁国之后,治理了三年才回到周王室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何迟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汇报呀?)伯禽回答:“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大家都知道,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周公制定的,他的儿子伯禽就封鲁国,自然要把周朝的礼乐文化彻底地贯彻下去。用礼乐教化治国,当然不可能短期内见效,所以才用了三年的时间。(www.xing528.com)
两相对比,周公叹曰:“呜呼!鲁后世其背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可以看出,周公从姜太公和伯禽两人治国之初的不同表现,就料到了后来齐国强大、鲁国弱小的情形。周公是公认的圣贤,是后来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榜样,他慧眼独具,见微知著,确实非凡人可比。齐鲁两国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周公的判断。
其实,齐鲁两国的发展历史,可用现代的“蝴蝶效应”理论来解释。蝴蝶效应是现代模糊学的一种理论。它形象的说法是:南半球一只蝴蝶偶尔扇动翅膀所带起来的微弱气流,几星期后竟变成了席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它所表明的原理是,一件事物的初始状态常常具有决定意义,初始状态的极微小差异,经层层加码之后,结果就会极大不同(当初的微弱气流就会变成龙卷风)。因齐鲁两国最初的治国理念不同,发展到后来,两国的国力和文化特点也大相径庭。这就像两颗不一样的种子,种下之后,各自生根、发芽,长成不同的树,收获了不同的果实。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丧失了权威。此时,第一个出来整合中原各国力量,以对抗夷狄侵略的诸侯国就是齐,这便是“齐桓公首霸”。齐桓公之所以能首先称霸诸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齐国一直秉承“举贤而上功”的基本国策,注重经济建设,导致国力强盛,成为东方大国。与齐国相比,鲁国到春秋时期则彻底沦为小国,经常受欺负。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鲁是保持周朝礼乐文化最好的诸侯国,有“礼仪之邦”之誉。春秋时期一批有德行有智慧的贤者,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左丘明、孔子等,都是鲁国人。尤其是孔子,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与古为新”,通过孜孜以求的学习和有教无类的教学,奠定了自己儒家宗师的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
今天,在齐桓公等霸主的功业消失于历史的风尘之际,孔子的思想反倒枝繁叶茂,大有返本开新之势。以功业论,齐国“举贤而上功”的理念在春秋时代就结出了果实;以文化论,鲁国“尊尊而亲亲”的礼乐文化及随后衍生出的儒家思想,在今天仍有勃勃生机。二者孰优孰劣,还真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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