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诚在景德镇：抚剿、保学、银行改革

王　伟：

计诚（任期1944—1946年），号宁一，本省彭泽人，南京中央大学毕业，曾任省民政厅第三科科长及中正大学与省训团讲师。他学识丰富，态度斯文，能写能讲，富有辩才。他做报告，从无底稿，随意发挥，滔滔不绝。他是第一次登上县长宝座，俨同京官外放，他的调任外职，在当时是怀有一种不小的抱负的。他自命有才，同时又在民政厅积累了刷新县政的理论基础，早想出山，实地展布，做出一个样子，使理想能变为事实，期望在同僚中异军突起，表率群伦。所以，他下车伊始，即提出治浮的响亮口号，所谓“实心实政，计时计效”。一切按实际出发，一切按计划按时完成，不说空话，不打折扣。他的新班子包括了三种成分：头一是利用门生为骨干。他在中正大学及省训团执教有年，学生很多，当时县府主任秘书刘昭，助秘郭秉衡和我都是他比较赏识的弟子。另外就是省厅随来的小职员以及彭泽同乡，其中财、粮部门多数是同乡故旧所掌握。其次，他还有一个效力桑梓的标榜，他是彭泽计姓，而先祖是从浮梁北乡计家港迁去的。他任用计振黄为浮北区区长，是想在宗族选拔人才、光大门楣，同时为自己扩充心腹，以图为老家做点贡献。从以上几种动机来看，虽然有为个人求名图利以及显耀宗族的不纯色彩；但是想本其所学，做出一点表现，这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的任期也不长，还没有达到“三年有成”的期限，谈不上有很明显的建树。衡量一般情况，提出下面几件事谈谈我的看法：

改革文公处理。过去县政府公文的处理，缺少严密的考核制度，以致常有积压、延而不决的情况。计到任后，由主任秘书刘昭负责仿效省民政厅处理公文方式加以整顿改革，建立起一条龙稽核制度。责任到人，将收、签、批、拟稿、缮印、发出等阶段，定人定时登记考核，由此加快了处理进度，减少了任意延搁、失时失效等弊病。对提高工作效率，有一定改进。

收编浮北土匪。张鸿泰是旧兵痞出身，纠集一班散兵游勇，盘踞在皖赣边境，经常出没于祁门、至德及浮梁桃墅、全民乡一带，绑票拦劫，为害很大。多年来地方政府剿办不力，没有制服。计诚到任后，按当时专员冯琦的策划，采取以抚代剿方针，用收编方式，促其归顺，许以官职及粮饷，编为县保安部队。计在这方面曾冒险数次深入山区，会同当地士绅汪学余等进行招抚，终于达成解决，将张部收编为县保警第六中队，调来镇内驻扎在中渡口北乡公所整训，使浮北获得一时安宁。

全面检查乡镇工作。对乡（镇）工作的考核，从原来的派人流动视察，提高到有组织全面检查。他仿照省对县检阅方式，订立乡（镇）工作检查团实施办法，由县府派科长、主任担任检查团团长，率同有关科室办事人员到所指定乡（镇）考察一个阶段的全部工作情况。其活动内容分：开会听汇报、实地检查、民间访问、账面核算、书面总结、全县评比、优奖劣惩。虽然在执行过程中仍是走马观花，偏重形式，但较之过去零散的、单一的方式有了不少改进，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作风。

此外，在基层教育方面，将保学改为国民小学，支持出版陶瓷半月刊、镇民周报；救护盟军被击散落的飞行员；改组县商会，成立县银行，这些都是计诚任内办理的。同时他任内正逢1946年抗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特大喜讯，可谓是普天同庆万众腾欢！经过县政府充分筹备与布置，举行了盛大无比的庆祝活动，使整个瓷城沉浸在狂欢不夜之中。

政事前紧后松。计在官场应酬中不算圆通老练，他和当时专员冯琦的关系，虽然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很大矛盾，但实际上谈不上协调，最后弄到并非自愿地与广丰屠孝鸿对调。他在治理浮梁约计两年过程中，可以说是前紧后松。初来时颇有一番热忱，也自负有才识而兼有信心。但官场情况复杂，地方权绅又不易控制，使他不能施展抱负。加上在省清苦多年，外放也有经济上图谋，通过他的家属以及同乡故旧掌管财、粮的渠道，搞过一些不正当收入，因此政声也随之下降。当时甚至有人拿他的名字来出语讥讽，说是：“计划多端，诚意毫无”。他交卸浮梁县县长职务后，也没有去广丰履新，仍是回省厅重作幕僚。

程　沛（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浮梁县政府建设科科长）

外放的原因。计诚曾留学日本。他在江西省政府民政厅任科长多年，并兼任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导处主任和讲师，在国立中正大学讲过“新县制”课程（不是讲师学位），颇有学者风度。他来浮梁任县长，可能有两种打算：一是政治的，那时国民党大搞地方自治，他自命不凡，又在民政厅积累了多年政治理论，很想做一番事业；二是经济的，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后期，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在省级机关工作，生活确实很清苦，外放当官，经济上则可宽松些。

用人的诀窍。他上任伊始，高唱任人唯贤。但实际上，第一是任人唯亲，第二才任人唯贤。何以这样说呢？请看他用人的诀窍吧，掌握财权和粮权的，他一定任用同乡关系户，如田赋粮食管理处的副处长柯在庭，是彭泽人，而且有一套生财之道。至于一些无财权、粮权的部门干部，便标榜任人唯贤。他到任初期，各部门工作都很认真，各项政令雷厉风行，大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之势。可是不到半年的时光，就变得松散软弱了。原因何在？除环境复杂，绅权影响等等外，主要还是计诚本身的问题，可能自己的辫子给人抓住了。

钻研舆地学。他有一个爱好，喜欢研究舆地学（看地看风水）。他曾告诉我，他研究舆地学，是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的，因为有个日本朋友对我们中国的舆地学很有研究，而且日本大多数人都很相信。于是他就跑到日本的旧书店，寻找购买中国的有关舆地学书籍，选购了数本，读了以后觉得很有兴趣，以后就不断研究，所以有些心得。他曾到浮梁北乡英溪村，专程查看“金探花”（指探花金达）的祖坟。回来时他告诉我：“金探花”家的祖坟，确实很好。我问他好在什么地方，他说：“来龙很长！来龙是从很远的山峰起伏又起伏，直伸向墓穴。”他还说：“你如果做房子，我代你看块地，对好字向，保你三年内发人发财！”我笑着再问他，“字向”是怎么看的？他笑着回答我说：“把你全家大小的八字和房屋的方向，对准‘门’、‘主’、‘灶’。门就是大门，主是房屋的主梁，灶是烧饭的灶。”他个人办公厅的办公桌子，也经常调换方向，有时朝东，有时朝西，或正坐对门，或横坐，这样不断变动。据说他是按各月的方向吉利与否而调换的。

征集青年军。1944年，成立青年军征集委员会，招收知识青年编入机械化部队，计诚每天陪同省征集委员会派来的征集人员龚镇藩赴各学校动员，他亲自演讲。当时提出响亮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浮梁自动报名的青年有200余人，大多数是各中学在校学生。在出发前的数天，县政府在中山路查裕顺号（今陶瓷销售公司）三四楼设立青年军招待所，集中招待。有一次中午的伙食没有满足学生们（青年军）的要求，学生们竟把全桌的饭菜盆碗打泼了，还要找计县长动武！堂堂的计诚县长只好逃回县政府长吁短叹。临出发时，他还笑容满面地放鞭炮热烈欢送这批青年军。总之，那次征兵，计诚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热心文化事业。计诚对文化教育事业也很热心。他每到一乡，除到乡公所外，一定还要到当地的小学详细询问情况，有时还要听老师上课。浮梁县立中学，因故停办数年，他到任后便积极筹备恢复。他自任校长，请宋希景任教导主任，欧阳深任训导主任，黄家骅任总务主任。这三位均是国立中正大学学生，计诚利用师生关系，督促他们积极筹办。正式开学后，县立中学便由浮梁公所青石街迁往太白园（今二中）上课了。后经地方人士商定，由参议会介绍程汝锡接任校长。(www.xing528.com)

在计的任内，还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由方大瀛任主任委员兼主编。因方对县志工作不甚热心，始终没有发行过一篇文稿，虽然计经常催办，要其召开有关会议，讨论工作，方却一直敷衍、长期拖延，由此可见，计在工作上也有软弱的方面。

宗族观念浓厚。计对浮梁北乡人士较为亲近，原因是他的先祖是从浮梁北乡计家港迁到彭泽县的。这说明他有浓厚的宗族和乡土观念。一方面，他感到自己荣宗耀祖，光大了门楣，另一方面也想利用这一关系而扩充自己的心腹。如浮北区长计振黄、县参议员汪学余以及章星奎、汪春辉等，均是浮北士绅，他们都是计诚的座上客。

计诚卸任浮梁县县长后，回到省政府民政厅担任了第三科科长。他在南昌河东会馆附近做了一幢新式平房。屋内很讲究，有书房，有会客室等。一向在省政府机关担任清苦工作的人员，仅仅做了两年多的县长，便在南昌竖起一幢漂亮的新屋，其中奥妙可想而知。

熊正瑞：

自县政人员训练所、至地方政治讲习院、至省训团，计诚均继续任教官。他能言善辩、颇著声名。据省训团学员谈，计诚名诚，其实不诚，虚伪至极。他常以好言好语敷衍人，博人欢心。人们向他谈事时，他总是随口说一声“好极了”。“好极了”已成为他的口头禅。一次，省训团一个学员，因父亡向他请假，他也说：“好极了！好极了！”于是学员们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好极了”。

新官上任。1944年，乘邓子超、王伯恭之争的机会，计诚登上了浮梁县县长的宝座。按规定，秘书、助理秘书随同县长进退。计诚上任时，也带了人来，我当然不再上班，作为退职。退职后将近半月，一天中午，县府雇员八人来我家看我，这种纯真的感情，使我颇受感动。不料，他们因在我家耽搁迟到了5分钟，被计诚发现，他竟勃然大怒，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写个条子：“雇员无故迟到，辞退！”其实浮梁县政府的上下班时间，一贯比较松弛，那时各科室也还有许多人没来的。计诚为了杀鸡儆猴，思量雇员职位极低，毫无背景，不会有人说情，可以任意施为的。但计诚的这项举动，并没引起人们畏惧，相反的倒使人们看出了他欺软怕硬。至此，我也鄙视计诚的为人。

实行限价。当时浮梁县（即景德镇）有一种情况：主要生活必需品，均由政府限价出售。但按政府限价，实际上买不到。各项商品，概系出售黑市。黑市价格，较之限价高出一倍至数倍，黑市又不敢公然出售，只能秘密进行交易，必须是被认为可靠的人，或通过有关渠道，才能购到黑市商品。人民于高价压榨之余，又增加购买不方便，怨声载道。我离开浮梁县府一月后，就任浮梁地方法院书记官。一天下午，县府召集各机关团体举行限价会议，我作为浮梁地方法院的代表，前往出席。这次限价会，只有一个议题，就是讨论食油限价调整问题。因计诚外出，由秘书刘昭代为主持开会。当油业公会黄理事长报告采购困难经过和调整价格后，全场寂无一言。黄理事长以目视我，意在寻找支持，我就说了一句：“黄理事长的话是实在的。”接着专署科长刘能安说：“看来只好这样办了。”大家无异议，迅即通过，宣布散会。黄理事长感于问题解决的顺利，临走时，拦住了我和刘能安、刘昭以及省银行浮梁分行经理刘嘉等，凑成一桌同往县府对面的共和楼饮宴。席罢饮茶，正准备散归时，计诚忽气势汹汹地走来说：“食油的限价，最多不得超于××元。”按照他说的价格，较之限价会议通过的，低了许多。黄理事长据理力争，计诚也毫不理睬，只是说：“最多不得超于××元。”态度蛮横，却又说不出半点理由。我在旁观看，心想计诚当县长的才能，显然不及屠孝鸿和王伯恭。计诚或许是好心，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盘，但从这之后，浮梁县就买不到食油了。食油出现了黑市，黑市价格，较之限价会议议定的限价，高出一倍以上，人民怨恨。好心办坏事，这也是计诚败政之一。

举措失当。王伯恭有个朋友叫洪松乔，据闻，是共产党，地位颇高，自退党后，他意志消沉，笃信佛教，曾一度做和尚，后又还俗。王伯恭就派洪松乔充任了浮梁县农业推广所的主任。计诚到任后，察知此事，在会上大骂王伯恭胡闹，居然派个和尚来充当农业推广所主任。免他职也罢了，又对洪松乔的移交多方挑剔。一个县长，直接插手农业推广所的移交，这是少有的事。洪松乔亏短了稻谷2千斤，无法交出，心怀畏惧，便向计诚太太私自送了一石米（合150市斤），计诚暂缓催促。半年后，计诚又派警察拘传洪松乔，说是亏短稻谷万斤，必须清偿。洪松乔愤无可泄，又已一贫如洗，就不顾死活，走到计诚家中，对计诚说：“县长知道我做过和尚，还不知道我做过特务呢！我有侦察的本领，县长在某项进了若干，某项进了若干，在某项又进了若干……”说得计诚目瞪口呆。计诚心想，同他闹翻了，自己名誉也不好听，就故意大骂：“你少在这里啰唆！农业推广所移交我不管，你自己去找后任搞清楚。”后来，农推广所的移交，不再有人追问，就这样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计诚人格之一般。

计诚任内，并无佳誉。情况不熟悉，自作聪明，举措多失当。廉洁声名远不如屠孝鸿和王伯恭。他和专员冯琦的关系也搞得不好。

白白丢官。根据冯琦的建议，1946年，省府主席曹浩森将他和广丰县县长屠孝鸿对调，明令发表后，不料曹浩森自己也被中央免职，由王陵基前来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那时，屠孝鸿迅即到浮梁接任，计诚交卸浮梁县县长后，却逗留南昌，迟迟未去广丰就职。他原想等候新主席到任谒见，以便拍马溜须，想不到王陵基是军人出身，性格粗鲁，当计诚前往拜见，并请示治理广丰的方针时，王陵基想到计诚既是新任县长，定是曹浩森离任时所放的起身炮，心中大为不满，他对计诚说“我的指示，是你可以回家休息，不必去广丰。广丰县县长我会另派人去。”计诚本意是献媚取宠，反落得丢官罢职，一时传为笑话。

1951年，我在省图书馆工作，计诚有一个亲戚，也在省图书馆工作。一次，他无意中和我说：“计诚可能出任中学教员。他和许德瑗（时任文教厅长）同屋住，许德瑗答应帮忙。”我听后，气愤地说：“计诚还想当中学教员吗？我要检举他，叫他蹲监狱。”他亲戚转告了他，他又托亲戚向我致意，说：“过去对不起，现在请高抬贵手……”我碍他亲戚的情面，作罢了。但我对他辞退八名雇员的事，至今，仍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