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恭创办景德镇情报室，整理地籍并遭逮捕？

王　伟：

王伯恭（任期1943—1944年）号燮军，安徽寿县人，原在国民党中央搞党务工作，后任中央救济总署专员来江西视察，经省方权威友人介绍，先后在鄱阳、永新、浮梁出任县长。他为人刚愎自用，有种自命不凡，好大喜功作风。其性格爽直，不喜阿谀媚上，遇事自作主张，也不惯深居简出，经常到各地方机关看看，有问题马上痛痛快快地解决。对县府日常书面工作不十分重视，一般均交秘书董士藻全权处理。对地方士绅，他往往喜其相投，恶其异己，爱憎明显，不迁就应付。特别是在鄱阳县县长任内，卷入当地周、姜两派的斗争，他接近姜派，而疏远周派，结果因他的后任丁国屏在鄱阳被刺，怀疑姜派与他有同谋嫌疑，以致一度身陷囹圄。他在浮梁任职时间虽短，但由于他有种敢想敢干作风，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同时他又是一个入狱下台的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历史新闻。现在以我一窥之见，谈谈他在浮梁一些主要情况。

标榜民主。他治浮梁期间正是国民党标榜民主，筹备行宪时期。那时，各县将行政委员会改组为临时参议会，各乡（镇）成立代表会，选举乡（镇）长及代表会主席，各保召开保民大会，选举乡（镇）民代表。景德镇是产瓷都市，人口较多，机关林立，王对此十分重视。我当时仍蝉联充任民政科长，主管民意机关的建立，在王的授意与省令督促下，曾大肆铺张、隆重热烈地在全镇30个保召开史无前例的保民大会。过去在基层开这样的会就很少，至少行使选举权一般老百姓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扩大影响，加深认识，我们对此进行了全面指导。临到各保召开群众大会时，我和其他主要负责人均到会，讲解民主法令及行使选举权的重要性。每户都由户主或成年人参加，所选出的代表一般都是本辖区内有声望的人士。会场气氛热烈，选举仪式隆重，在连串的鞭炮声中，上演了标榜民主这台戏。这也是王伯恭得意之作。

创办陶瓷美术学校。王也重视发展瓷业艺术教育。他认识到，景德镇的瓷器除了增加产量外，还须保持固有的艺术水平，方可向全世界推销，达到进一步发展。因此，他支持妻子杨晓瑚在景德镇创办了一所陶瓷美术学校，延聘当时八大名家中的多数人为教师，进行陶瓷美术的理论讲授与技术上的辅导。杨是一个长于社交，爱出风头的女性，她利用王的权力很想在文艺方面有所作为。除了办校以外，她又搞了一个戏剧研究社，与当时爱好京剧的人士组织票友义演，使当时沉静的舞台，出现过新局面。

成立情报室。王伯恭还在县政府内成立情报室，这是他独出心裁、自搞一套的编外机构。他的用意是希望借此起着维持治安，禁烟、禁赌、禁娟，整饬吏治，并且察访民情。作为他的耳目，秘书董士藻任情报室主任，下面调用警士名额委任情报员十余人，从事便衣活动，虽说隐蔽，而实行公开地工作。情报室成立后，可以说弊多利少。一方面政治风气不良，同时所用情报员品质不纯，他们利用职权乘机敲诈勒索的事例时有所闻。由于在工作上无多大表现，在声誉方面又影响不佳，只好宣告撤销。

整理地籍。王伯恭办的第四件大事是实施景德镇全镇地籍整理。新中国成立前，景德镇居民占浮梁全县人口半数以上，店面房屋及居民住宅也很多，但房屋所占用土地，从未进行过清查登记，业权比较混乱。王伯恭任内秉承省府布置，在太白园设立浮梁县地籍整理处，由县长兼处长，梁惕为副处长，内分两科，并专设测量人员，对所有房屋进行分片测量，绘具详图。同时又经过细致调查，编造业权人清册，逐户发给土地所有权状。凡以后房屋买卖连带土地业权转移，必须申请过户登记，方可在法律上生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而有关市政建设的大事，也是王伯恭任内一项新的要政。王与地方要员关系很不融洽，他和专员邓子超以及国民党实权派余树芬、余甘霖的关系都很不好。前面说过王的个性很强，对邓子超和专署科秘们采取一种不理不睬态度，很少迁就和应付。对余等也认为是地方的封建势力，在县临参会成立时，公然拒不召集成立会，违抗专员指示，打击余树芬，使他不能进入议长的宝座。这样，矛盾越来越大，隐伏了爆炸的危机。后来专署利用鄱阳县县长丁国屏被刺一案，乘机挟嫌，竟将王伯恭逮捕转送河口高等法院二分院审理。几个月后，王才获得无罪释放。

附庸风雅。王伯恭在任时，也很喜欢图点虚名，附庸风雅。他本人不擅长书法，对旧学也没有较深基础，但是有人慕县长名气，请他写对联或题字，他都一律来者不拒，利用科员徐绿波代笔，一时墨迹到处张挂。他本人的生活作风，一般来说还比较简朴，但他的妻子和财、粮、税方面的部属经常接触，有开后门捞油水之事，在外界啧有烦言。详情也只有局内人才知底细。

熊正瑞：

1938年，王伯恭充内政部救济专员，被派来江西，视察救济工作。这本是个闲散职务。1939年，经江西省党部委员熊在渭、冯琦等的推荐，充任鄱阳县县长，1942年，调充余干县县长，未及到任，又改调永新县县长。1943年，由永新调任浮梁县县长。

王伯恭上任。1943年8月的一天，王伯恭携带着大批人马，前来浮梁接任。县属各机关，齐集十八渡码头，列队欢迎，黑压压的人群，颇为热闹。王带来的一部分人是鄱阳人，按当时惯例，新县长到任，旧科秘主动离职，以示风格。但教育科科长程汝锡却在王伯恭到达的当日，漏夜前往求见，拍马溜须，竟在王伯恭处纠缠了三个小时。下午3时后，珠山路张贴新政府人员名单，张贴在墙上，我列在第二名，王伟列在第三名。旧人员中，还有会计室主任刘祥麟，合作指导室主任程沛。其余，均换了新人。教育科长换了王伯恭带来的汪宗汉，科员、事务员等撤换了半数，雇员一个没动。程汝锡一看名单，连声大叫：“没有事了！没有事了！”随即悻悻地离去了。

王伯恭的作风。王伯恭作风和屠孝鸿太不相同，对上不谄媚逢迎，县政自作主张，绝不请示专署。而且，权力下放，使各科室主管人员有职有权，工作较前方便多了。

王伯恭的性格爽直，曾闹过一场笑话。一天，姚以南出于对新县长的礼貌，由峙滩前来会见。姚以南用的是“姚纪训”的名字，王伯恭不知姚纪训和姚以南是同一个人，一见面就大骂，“你们峙滩有个姚以南，胡作非为，强横乡里，欺压群众，私制枪支，真是个大坏蛋！”姚以南不便明言，只得诺诺连声。王伯恭愈骂愈起劲，骂了半个多钟头，方才住口，姚以南只得诺诺辞出。事后王伯恭虽知道自己搞错了，也不介意。

王伯恭不似屠孝鸿标榜人才主义，他所带来的科秘水平较低，又都爱钱。我曾听见很多人说：“县政府全靠几个旧人撑住场面，否则，不成体统了。”有一次，王伯恭下乡巡视，动身时忽对我说：“洪已生（指洪松乔）来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王伯恭说：“他对农业有兴趣，就叫他去当县农业推广所主任吧。”我听了大吃一惊，洪松乔对农业毫无所知，怎能当推广所主任呢！我说：“现任农业推广所黄主任已是多年的人了。”王伯恭说：“黄做事不行，还是叫已生去接替吧。”说着，从身上摸出早已写好的一张字条：“县农业推广所主任黄某免职，遗缺以洪松乔接。”将条交给我说：“请马上办稿发表。”我无法抗拒，兼之洪松乔又是我的好友，就立即办稿发表。县农业推广所设于旧城，洪松乔前去接事时，邀我步行同往。到了旧城，却找不到农业推广所，也没人知道这个机关。几经周折，总算找到农业推广所黄主任家中。在交代中，发现了一件奇事：农业推广所的田地，一片荒芜，从未耕垦，试验经费以及职工工资，全被黄主任下了荷包。他只坐在家中，做了数年的空头主任，这真是大笑话，既经免职，也无从深究了。(www.xing528.com)

王伯恭热衷于搞情报工作，往往能刺探下属阴事，如某人某日在某馆子吃了一次酒，某人某日在某家打了一场牌等。他并且独创地在县政府内设立情报室，以秘书董士藻兼情报室主任。情报员有10人，组长是江鹏。我常听到一片咒骂，说情报人员胡作非为，在近郊乡村，欺诈勒索，甚至抢劫，成为半公开的土匪。一次，我看见一个情报员穿着一件绸长衫在县政府内行走，这绸长衫已是数十年前的旧货，市场无处购，必是抢来无疑。我向江鹏质问，江鹏瞠目结舌，不能作答。又一次，我看见军法承审员程品珍坐堂，一个情报人员检查被告的衣箱，竟将箱内衣服，随便收入怀中。事后我问程品珍为什么不管，程品珍说：“总是碍着董秘书的面子嘛！”原来董士藻和情报员合穿连裆裤，情报员的非法收入，是分给董士藻一份的。

1944年春节前后，驻浮梁的一四六师师长潘左奉令免职，新任师长前来接事，潘左拒绝交接，双方僵持，有刀兵相见之势。如果动武，地方必将糜烂，人心惊惶，极度不安。王伯恭出于作县长的责任感，不顾危险，日夜在双方奔走斡旋，终于达成调解，和平移交，使全镇转危为安。当时我曾想到，如果是屠孝鸿任，情况可能会两样。专员邓子超在这场事变中，没有发挥丝毫作用。

合并镇公所。在各县普遍建立乡（镇）公所时，浮梁县依照保联办公处体制，将景德镇划为4个镇公所，即景德第一镇、景德第二镇，景德第三镇、景德第四镇。1944年7月，王伯恭为了便利工作，将4个镇公所合并为1个镇公所。4镇合并后，镇长权力扩大，图谋充当镇长者甚多。王伯恭避免人事纠纷，兼之标榜民主，便决定在首任景德镇镇长中，实行民选。镇长由镇民代表选举产生，虽不算彻底民主，每个镇民却能充分行使自由投票的权利。当时闹出了些笑话，有将一碗面票换取选票一张的，有将十个包子换取选票一张的。没有候选人的限制，参加竞选的约10人。选举结果，异军突起，周礼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周礼，鄱阳人，原充浮梁县政府指导员，王伯恭本不支持他竞选镇长的，他也是个不见经传的人物。他的获胜主要是“足勤口甜”。他走遍了每个镇民代表家里，谦恭地自我介绍，“我是周礼，请投一票。”当然，他也有面条、包子的赠送。本来规定县政府就得票最多三人中择一圈委，王伯恭因见周礼所得票数远远超过他人，就圈委周礼为景德镇首任镇长，也可说是顺从民意了。

参与派系斗争。王伯恭在地方的派系纠纷中，明显地倒在一边，毫不含糊。国民党县党部的选举，他支持孙丽亭当选执行委员，对余树芬则采取敌对的姿态，他经常在公开场所斥骂余树芬（不是当面骂）。

遵照省政府的统一规定，各县成立县临时参议会，临参会的正副议长，由县政府保荐，省政府加委。省方授意县府，保荐余树芬充任浮梁县临参会议议长，王伯恭怎肯保荐这位死对头？但又不得不敷衍省府，于是就向省府保荐蔡树勋充任临参会正议长，余树芬充任临参会副议长。王伯恭以为得计，曾对我说：“余树芬仅是副议长，做不了什么怪！”不料余树芬神通广大，省府圈委竟提余树芬为正议长，蔡树勋改为副议长。这一来，激怒了浮梁县的临参议员，决定一致不出席临参会的成立会，以示抵制，王伯恭也借口临参议员的公意，迟迟不召集成立会，以致余树芬无法登上议长宝座。省府责成专署调处，邓子超约定时间，邀请县府和余、蔡双方到专署协商。届时只余树芬一人到场，王伯恭、蔡树勋均拒不出席。邓子超大怒，过了数日，便借鄱阳县县长丁国屏被刺案，拘捕了王伯恭。

成为阶下囚。邓子超敢于擅捕王伯恭，是钻了省府的空子。当时鄱阳县县长丁国屏在任被刺杀了，凶手逃逸无踪。嗣后有人向省府告状，指控谋害丁国屏的，罗列了20多人，名单上也有王伯恭一个。省府承办人员，对于这宗无头公案，难以处理，只发了一个公文，通令各专署、县府查拿究办，草草了事。这个公文浮梁县府也是收到的，不过是存档备查而已。邓子超看到这件公文，如获至宝，便借题发挥，趁此将王伯恭拘捕起来，以达到挟嫌报复的目的。省府对邓子超擅捕王伯恭虽感不满，但邓子超说是遵照省府命令执行，省府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邓子超要想逮捕王伯恭，这事并非轻而易举。王伯恭拥有县人民自卫队的武装，岂能束手就擒？对此邓子超是经过了精密策划的。当时，王伯恭住在东司岭2号，邓子超派队于深夜12时包围了王伯恭的住宅。王伯恭万万没有料到邓子超会下毒手，因而毫无防备，顷刻之间，成了邓子超的阶下囚。

王伯恭被捕后，王伯恭的妻子杨晓瑚和县府秘书董士藻，曾于深夜2时召集县府各科室主管人员举行会议。我从家里被窝中被叫起来参加。会上，董士藻讲了县长被捕情况，大家听了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旋即散会。旧社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县长被捕，意味着大家的饭碗难保，到会人员各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家。

早晨上班，县府全体人员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无形中停止了工作。邓子超下令，派专署第二科科长喻清海兼代浮梁县县长。喻代县长下了一个条子，派我典守县政府印信。他的用心，是想利用我在王伯恭那里取到县印，然后再另派一个监印员，从我手中将县印拿走。我当然不甘愿当傀儡，也未便抗拒代县长的命令。于是拿着这张条子走进王伯恭的监印员徐绿波房里，徐绿波一看到这条子，面色陡变。我说，“我不是来夺印的。喻代县长的用意很明显，交与不交，你和太太（指王妻杨晓瑚）商量一下，再回答我吧。”徐绿波向杨晓瑚汇报，杨晓瑚立即召集王伯恭的骨干分子会商。他们认为王伯恭还有复任希望，若果交出县印，就等于丧失全部权力，于是一致拒绝交印。这次讨论，我和王伟没有参加，大概已被他们认为是喻清海方面的人了。

浮梁县各界对于王伯恭无辜被捕，寄予同情。以浮梁县训所教育长李熙纲为首，联合县属各机关代表向邓子超提出意见：“王县长的案情，我们不知道，不便乱说。但希望专员主持正义，充分发扬人道主义，对于王县长囚禁期的生活，尽量给予照顾和方便。”邓子超当即表示，对于王伯恭的生活，尽量优待，于是，我和县府各科室主管约七八人，同往囚所，探视王伯恭。王伯恭被关在专署对面中队部的一间房子里，和平常会客一样，并无阻拦。王伯恭住的这间房子很宽大，布置也不错。我们去的人，都有座位和茶水招待。王伯恭精神奕奕，丝毫不觉沮丧，一见我们，就大骂邓子超，并说要和他干到底，看是谁胜谁负。王伯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们只有洗耳恭听，不便答言。王伯恭又单独对我说，“患难见交情。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是不应该朝秦暮楚。”我听后很感委屈。我知道这是喻清海派我典守县印引起的误会，但我没有做伤害过他的事，问心无愧。不过当着大众的面，我也不便解释。接着，王伯恭又对我说了许多埋怨的话，我们都不则一声。逗留一个多钟头，方才退出。

邓子超拘捕王伯恭，原是泄私愤。省派计诚正式接任县长后，王伯恭已成平民，不再有何妨碍，案情又是毫无影踪的，所以王伯恭随即被释放了。

省府对邓子超的擅权妄为，一致不满。当时虽未明令谴责，但三个月后，就将邓子超免职，改派冯琦继任了。冯琦是王伯恭的好朋友，王伯恭似乎得胜了，但王伯恭毕竟失去了县长的职位。邓王斗争，便以两败俱伤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