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浮梁县政府主任秘书）
屠孝鸿（第一任1938—1948年，第二任1946—1948年）号逵之，原籍湖北孝感县，生长在山西，毕业于山西大学文科。先后在山西山阴等县及江西彭泽、浮梁、广丰等地五次任县长。来江西是得到国民党中央铨叙部部长贾景德引荐，初任彭泽县令。屠的父亲在清末民初数度在山西任县令，旧学颇有根底。所以屠称得上书香后代、官宦之家。由于家庭影响及旧官场风气的熏染，使他深深学会一套做官的手腕，逢迎酬应，颇为谙练。总括起来是：对上恭敬，对平级和处，对下严肃，凭着这种做官哲学在宦海中浮沉数十年，得以适应潮流，确保乌纱。他处事从不违背上宪旨意，又避免开罪地方巨室，一贯以四平八稳、面面周到的作风上下周旋、左右折冲。说他圆滑，但有时也守信约；看他官气很重，但内心还比较和善。这些仅是我个人为他塑像。他的工作作风大体是：
尊上和众，中庸为先。他在执行政务方面，多处在被动地位，缺乏改革与大干精神，遇事均按上级指示来推动。在完成任务的数量与限期上，均掌握适当标准，对上能够交代得过去，对地方不致造成很大矛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主要任务是征兵、征粮。浮梁在等级上是一等县，但人丁不算多，同时辖地大部分是山区，一向粮食不足，所以不易百分之百来完成。屠对此也没有过分的逼索与强征。
不当闯将，甘当小媳妇。旧浮梁是江西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顶头上司就在身边，办事多受掣肘。为了不使专、县关系产生矛盾，必须做到事事先请示后汇报，屠对此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特别是酆景福任专员期间，对县政干预更多。但酆也有长处，虽说是夺取了县长权力，但也为县长承担了重要责任。遇有困难，他亲自挺身而出，不使县长为难。屠在政界多年，也上了年纪，对适应环境、待人接物素有经验。屠乐得在大树下躲荫，安静度日，少担风险。何况当时上司太多，比较难于应付的有川军二十一军军部、三战区浮梁戒严司令部、浮梁团管区司令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第五督导处以及其他中央与省级驻县机关。有些事情专员出面打交道，就比较好办，免得县长去看他们脸色，去碰软、硬钉子。以退让求安宁，这是屠孝鸿与他后任王伯恭的作风迥然不同之处。
重视公文，讲究词句。屠是文科出身，又有家学渊源，对于公文信札，非常重视和考究。县政府工作方式可以说公文是主要的一部分。所谓“等因，奉此……”也就是承上启下，原文照转，弄得许多人整日忙忙碌碌，埋首伏案，笔不停挥。但一纸公文发出以后，能否收到实际效果，也很少认真考核，变成官样文章。当时有家报纸对此发表过一首打油诗，话虽谑而颇恰切，原文如下：“七时开始五时终，科长科员同办公。一天忙碌唯书记，抄到‘云云’两眼茫。”当时的书记是指抄写文书的雇员，所谓“云云”，即是原文照抄的章思。屠对重要文书，都亲自过目，有时一字一句都要反复推敲，必须达到措辞得体，语句流畅，顺理成章，有声有韵。这些文书工作，在清末民初都是所谓“师爷”一手包办的，到后来即由秘书等分管其事。屠对书法也很爱好，并有一定造诣。他卸职后大写条幅、对联分送好友与旧同事，以楮墨留纪念。
罗致人才，提拔后进。屠在用人方面，颇有一点礼贤下士风度，能够在地方及部属中发掘重用，加以提拔。如他任内历任科秘中，年轻较有才华的，都被赏识和重用。拿我个人来说，20岁那年初到浮梁工作，任浮梁第三区民政指导员，有一次屠来区视察，在召集全区工作人员做报告时，由我担任记录。会后他审阅我的速记稿，认为记得尚有条理，扼要简明，于是回县后将我调任县府科员。但是屠的官气十足，出言常有呵斥口气，我对此有反感。有一次为了一件文稿，他给我批评过火，我即据理顶辩，弄得他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扬言要将我关禁闭。事后，屠不但没扣押我，反抱着心平气和态度，挽请秘书危复泰来我住所婉言慰留，从此对我备加信任。由于屠能注意重用青年，培养后进，不抱私见，能够容人，因此，在他两次治浮任内，前后幕僚中具有才华、得到他器重的人很多。
两次风波，受过磨折。屠在浮梁虽然平稳混过不短时间，但其中也常有不如意的事。特别是景德镇上级机关林立，县长看面色、碰钉子的事可说是家常便饭。有时过分受辱，他不免长吁短叹。好在他历世深，忍性好，甘愿苟安于这种逆来顺受的处境。据我回忆，有两件事对他刺激很大：一次是抗战期间，时在1939年左右，国民党中央为考察和观览东南至西南的交通建设，特选派一批大员，以褚民谊为首（此人后随汪精卫做了汉奸），组成京滇公路观览团，从南京出发，经皖、赣、湘、桂、黔等省，到昆明止，行程数千里，车队络绎不断。作为过境中途的县长，必须恭迎恭送，办好招待。一天，车队到达河西，一位头目认为屠接驾来迟，招待不周，于是大发脾气，野蛮地将屠重重地打了一顿耳光，弄得他头青面肿，屠只好忍气吞声，回到家中疗养，托病不出。第二次是1946年国大代表选举时，由于上级硬性指定由余树芬当选，参加竞选的赖清、程宗瑜均告失败。赖清在事前即感到形势于己不利，迁怒于屠没有帮忙，竟在投票时暗中纠集喽啰公然以暴力大闹选举会场，捣毁投票箱，当场秩序大乱，一哄而散。不仅如此，事后还向法院提出选举诉讼，指控屠孝鸿选举舞弊，使屠处于难堪的境地，曾被迫引咎向省府辞职。
孝顺父母，和谐持家。屠的家庭人口很多，四代同堂。父亲在时，他对二老很孝顺；父亲去世后，对后母同样保持孝心。他的结发妻子是老家的旧式妇女，夫妻情感很好。对于家务，完全尊重他夫人的意见，但对县政公务，却很少容许家属过问和插手。这种作风比较后任王、计二人，做得较为体面。他的私生活比较严谨，除了有时陪客打牌消遣外，不随便涉足烟、赌、娟场合。但在第二任交卸后，对赌的兴趣却较以前浓厚，经常出入几家银行大打“梭赫”，既是解闷，也是图利。
屠孝鸿两次在浮工作，前一任比较清正，后一任曾捞过一些油水。至于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我们之间只有行政上隶属，没有经济上勾结。像罗福生撰文揭发屠批准罗森发米号歇业，受贿大米100石，这在当时确非局外人所知。概括来说，屠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吏，生活作风带有浓厚的官气。由于他做事多顾眼前应付，缺乏长远计划，在浮梁的这些年，谈不上有很大建树，但明显劣迹也较少，大体上毁、誉平平。其中稍可称道的如：调和地方当权者意见，不偏不倚，息事宁人，没有恶化地方派系斗争；对抗战期间衰落的瓷业，曾以行政力量维持，免予完全停业；在缺粮年代曾派员向邻县采购，供应民食；支持发展私立学校，提倡编修县志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出过一些力。
熊正瑞（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浮梁县政府助理秘书）
屠孝鸿曾先后两次担任浮梁县县长。
一任浮梁县县长。屠孝鸿到江西来，是偶然的机会。1935年，张笃伦出任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那时专署在鄱阳），聘请他的湖北同乡高楚珩、屠孝鸿担任专署科长。张笃伦到任仅数天，又奉电升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康行营主任。边疆遥远，高楚珩、屠孝鸿均不愿随行，又不能继续留在专署工作，就由张笃伦向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推荐：高楚珩任婺源县县长，屠孝鸿任彭泽县县长。那时酆景福接替张笃伦任五区专员，后又兼浮梁县长。到1937年，省府规定，专员一律不兼县长。这时酆景福见屠孝鸿对上司很谦恭，能听话，于是建议省府将屠调浮梁县。
屠孝鸿较有人才观点，他对陈鸣佩很器重，对王伟很赏识，对我也不错。他还想延请一个叫王元勋的青年，后来，王元勋辞谢了。当然，屠孝鸿所网罗的人才，并不是学士或诗人，而是处理公文的熟手。
屠孝鸿谄媚上司也是相当突出的。对于酆景福的种种拍马，令人齿冷。县里事无大小，一概听从专员命令。即使没有命令，也必定请示遵行。屠孝鸿自己是不敢决定任何一件事情的，就是对于专署的秘书、科长们也奉命唯谨。县府科、秘人事的任免，也完全仰酆景福的鼻息，酆景福不点头，是不能充任县府科、秘的。实际上，酆景福牢牢掌握着县政，屠孝鸿仅是一个傀儡而已。屠孝鸿对省方人士，更形敬畏。1942年，我的姑母由上海回江西，经过浮梁，省兵役处处长彭公威打了一个电报给屠孝鸿“请托照料”。屠孝鸿立即责成县公安局局长刘时负责寻找和招待，又加派内侄程抱贞协助刘时办理，并对我说，“这人可能是彭处长的情妇，马虎不得。”后来才知是闹了笑话。
屠孝鸿对下属却很粗暴。有一次，教育科长邹玉和呈上一稿，屠孝鸿竟拍桌大骂：“你这混蛋！搞的什么呀？配当科长吗？”又有一次，批阅教育科长程汝锡撰拟的文稿，大骂“狗屁不通”，竟将文稿向程汝锡头部掷去，对科长都这样，对科员以下就更厉害了。传达孟广霖因与他一言不合，竟被他用手杖连打十余下。
屠孝鸿在任职期间，既不负实际责任，也没有卷入地方派系斗争。他善于敷衍，又不得罪人，地方各派对他都有好感。
充当专署秘书。王伯恭接任后，我每月到屠孝鸿家访问一次。他历任县长多年，保持了清廉作风。闲居一年，生活渐感拮据。一次，他对我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原来屠孝鸿准备前往泰和，图谋东山再起，活动途径是有的，只苦于旅费无着。
1944年下半年，屠孝鸿终于筹足旅费，前去泰和，迭次寄回家信，进行尚称顺利。因还没正式发表，已临近1946年春节，屠孝鸿便暂回浮梁等待。旅途中，冯琦由泰和打了一个电报到屠家中。电文是：“兄事经与浩公（指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商妥，暂请在专署帮忙”。这一消息，迅速传播了，使当时的专员邓子超大为吃惊。屠孝鸿于除夕前一天到家，我在除夕日到达屠孝鸿家中访问，屠孝鸿家中宾客盈门。我问到冯琦来电之事，屠孝鸿说：“确有这事。但邓专员现在严守秘密，不愿宣传，你就不要说嘛。”正谈论间，邓子超来了电话，请屠孝鸿明天到专署一谈。屠孝鸿说：“按照湖北人习惯，热丧（屠孝鸿当年丧父）不宜在初一出门。”邓子超说：“那就初二来吧。”屠孝鸿又说：“我们的习惯，初一到初三，都不能出门。”邓子超无奈，只得说：“明天我来看你吧。”屠孝鸿说：“还是我来看专员。”屠孝鸿对邓子超的奚落，在座的人都感觉痛快。因为屠孝鸿的去职，是受到邓子超的影响的。
以后冯琦接任五区专员，屠孝鸿充当了专署秘书。我已去进贤，详情不熟。三、四个月后，我见报载屠孝鸿被任命为广丰县县长，我即去电致贺。(www.xing528.com)
二任浮梁县县长。1946年，经冯琦的设计，广丰县县长屠孝鸿和浮梁县县长职务对调。对调颁布后，适逢江西省政府主席易人，曹浩森免职，王陵基接任。屠孝鸿脑筋灵活，深恐发生变化，日夜兼程，由广丰赶到浮梁接事。
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屠孝鸿秉承上级意旨，支持余树芬当选。落选的赖清愤无可泄，竟派遣暴徒，打破了所有选举票箱。屠孝鸿认为是奇耻大辱，又感觉今后政令难于推行，就电请省府，引咎辞职。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看到后，没有表示意见，仅批“交民政厅”四字。民政厅厅长任师尚随即批了“慰留”二字。照说本应是给屠孝鸿复电的，偏偏承办人员糊涂，将原文归了档。适值我在南昌，探悉此事，就写信给屠孝鸿告知这事。屠孝鸿久未接回电，正在着急，一看我信，犹如落水遇救。立即给我一电，请再回浮梁，担任秘书。接着又来一信，说是屈就，务必勿却。于是我又来到了浮梁。
许多人说，屠孝鸿第二任浮梁县县长发了财。屠孝鸿的确发了财，我不知道他的财源，可能是经商以及田粮方面的贪污。收受贿赂的事，当时我未听说过。冯琦反共积极，对县政抓得不紧。从此，屠孝鸿比之酆景福时代有较多的权力，生活也较前富裕，对我还不时以微款相助。
1948年，熊式辉向中央推荐了两个省政府主席。张笃伦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胡家风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张笃伦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高楚珩充省政府秘书长，几次来信，邀请屠孝鸿去湖北担任专员。屠孝鸿因在浮梁已有基础，加上湖北解放战争又很激烈，因此不愿轻离。
我于1948年8月间离开浮梁，前去南昌。在南昌又听得一消息，说省政府主席胡家风对屠孝鸿印象欠佳。我写信告知屠孝鸿，屠孝鸿大吃一惊。原来他一直认为胡家风主席是可以倚靠的。屠孝鸿灰心之余，就向省政府呈请辞职，胡家风也不挽留，立即批准，并派专员冯琦暂兼浮梁县县长。
屠孝鸿的家庭。屠孝鸿的家庭情况颇值一提。在浮梁时，他一家7口，赁居于一幢民房内。父亲、继母、自己和妻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代同堂，和睦亲密，绝无争吵情事。
屠孝鸿对父亲孝顺，对继母恭敬，每天外出前，必先在父母前作数分钟的谈话，然后登上黄包车，扬长而去。父没后仰体亲意，对继母更加恭敬。在他的身教下，他的妻子对父母，他的儿女对祖父母，都很孝敬。
作为一个官僚家庭，当然讲究排场和享受，他家内也有卫兵、杂役、车夫、厨师、女仆等多人。家政由他妻子全权处理，屠孝鸿绝不过问。他妻子也丝毫不干预公务，内外界限分明。家中一日三餐，早餐稀饭，小菜四碟，中晚两餐干饭，三荤三素六碗菜。所用厨师山西人孙某，不仅能备办酒席，并能制作各种点心，家常便饭，菜味精美，但并没有那样大吃大喝和“朱门酒肉臭”的现象。
他妻子的容貌丑陋不堪。不是一般的丑陋，而是极其丑陋，在我平生所见的丑妇中，可说是首屈一指。一天，事务员周雍芹向我密告说，县长办公室内，来了一个丑妇人。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县长的太太。”出去一看，果然不错，因为县长办公室很少有妇女前去，所谓丑妇人，也只有他妻子才具备这资格，所以我一猜就着。当时的县长们，一妻二妾的，多不乏人，但屠孝鸿对于妻子的丑陋，却毫不嫌弃，而且感情一直融洽，可说难得。令人奇异的是，屠孝鸿的继母容貌也极丑陋，仅略胜于屠孝鸿的妻子。她俩年龄差距不大，看起来仿佛姐妹。由于她俩相处较好，经常结伴上街，两个极丑的妇人同行，惹得路人侧目相视，纷纷指手画脚，叹为奇观。
屠孝鸿一子二女。大女在新中国成立前尚无对象，次女订婚于南昌第一家照相馆鹤记少老板张某。张某曾在浮梁县政府充出纳，颇为屠孝鸿喜爱。子名小秋，经屠孝鸿托上司再三推荐，在南昌交通银行工作，机警圆滑，颇有父风。他的儿女，都只受过中等教育。
屠的父亲作令多年，当然具有县政经验，也只偶尔对屠做些抽象的指示，绝不干预县政。屠的家人，没有一个过问县政的，堪称难得。屠的父亲和儿女，甚至极少到县政府来玩，县政府人认识他们的也不多。
1944年，屠孝鸿父丧出殡，因屠在地方上人缘较好，沿街摆祭的甚多。按照当时规矩，屠孝鸿作为孝子，必须磕头答谢，因此有人玩笑地说：“屠孝鸿在浮梁对不起老百姓，现在满街磕头赔礼。”
屠孝鸿对麻将、扑克均极爱好。酆景福任专员时，管束甚严，他不敢乱动；卸任后便偷偷打起麻将牌来了。赖淮清和他成为亲密赌友，有时在家里打，有时上赖淮清家打。不过仍爱惜名声，严守秘密。据危复泰告我，屠父丧未久，一次在赖淮清家打牌，输了很多钱，屠的妻子急了，便和继母想出了一计，夜深人静派人将屠孝鸿带进继母房中，关上房门，继母便严厉训斥说：“你父丧不久，就去赌博，还是个人吗？我不配做你母亲。你是作县长的，总要爱惜声名，怎能变成赌徒呢？就算你不自爱呢，你的妻子、儿女还要吃饭，你哪有钱去赌！”骂得屠孝鸿泪流满面，长跪请罪。跪了一刻钟，继母方才说，“你能知过还是好的，现饶你初次，客房睡觉吧。如若再犯，我就不顾你面子，在堂前当众打屁股。”第二天，赖淮清又来邀赌，屠孝鸿当真没有去，并说：“母亲发怒，我再不敢打牌了。”此后，一直到去泰和，他确没再打过牌。其实，当时屠孝鸿一贫如洗，哪有钱打牌呢？赖淮清为人慷慨，屠孝鸿赢了，由他带走；输了，听其欠账，甚至，还替屠垫款，以还给别的赢家。那次屠孝鸿虽然大输，实际上并没拿出一分钱。
屠孝鸿的家人，只有一个远房弟弟，叫屠孝鹗的，在浮梁县充任人民自卫中队中队长。屠孝鸿待他极为平常，不如一中队长王安民所受到的重视。
至于亲戚，随任的也不多。内弟程乃芬，可说是亲密的了，仅在县府短时期充助理秘书，一直担任闲散职务。两个内侄，一个叫程抱贞，充任县府出纳；一个叫程月卿，充任过县府收发和庶务，还经常受到责备，屠孝鸿对他还不及对待别人客气。因而，亲戚中对屠不无怨言。
屠孝鸿对待旧部，倒还厚道。原彭泽县政府档案管理员刘芷卿因年老失业，前来投奔，被委充浮梁县政府事务员。刘芷卿无儿女，死后，屠孝鸿也妥为料理丧葬。
屠孝鸿官气较严重，爱摆官架子，对家中仆人往往严厉呵斥，经常说：“揍他十棍”“揍他二十棍”，不过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并不执行。相反的，对仆人们还注意照顾，使他们能维持生活。如山西人孙某兄弟，在屠孝鸿家服务20余年，一个作厨师，一个作车夫，直到屠孝鸿离开浮梁，他们方始辞出，屠氏家中的旧仆，对屠多有好感。
屠孝鸿第一次卸任，两袖清风，日常生活，全靠借贷维持；第二次卸任，却大发其财，主要是与银行界及湖北商人勾结，合伙经商获利。屠孝鸿囊中积蓄丰盈，生活无虞，就放浪形骸，打麻将牌、扑克消遣。浮梁紧张时，他迁移南昌。1949年底，离开南昌，不知所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