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生（原新民舞台经理），金湘红（越剧老艺人）：
中华路的周路口派出所，原是福建籍人旅景的同乡会馆，名叫天后宫，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开办过戏院，名称叫“新明星大戏院”。由于日本飞机在该处扔过一颗炸弹，后又被大雪所压而房顶倒塌，也一直没有修理。1949年9月，周韬、刘长生、詹火生、黄筱梅、张秋荣、钟九顺、江开典、杨大海、程老工等人（其中大部分为抚州籍的屠宰业者），在旧址上重建戏院。
戏院的大门开在临街处（派出所下侧），门前竖木牌坊，上书“新民舞台”。这名称既有新明星谐音，又有新中国成立后新元伊始之意。营业实行股份制，5石大米1股，共20股。周韬5股，任经理；刘长生2股，任副经理。材料就绪后，詹火生（木匠）带领泥木工连夜赶修。修好的戏院是简易的，观众席是长条木凳。当时大门口是一个叫“景福春”小吃店，他不同意搬走，协商结果，小吃店开在戏院里面。戏院基本完工后，周韬前往屯溪请来一个“京夹绍”戏班，京剧演员有女老生邹也君（班头），她女儿花旦筱也君，其兄老生邹华亭，还有曾于抗日期间在景德大舞台演出过并颇有名气的武生潘鹤楼以及他的妻子张素艳，花脸王鸣皋，王妻老旦胡艳芬，由于班头姓邹，大家都称邹家班。越剧演员小生张梅芳，花旦陈爱花，较有名气的老生梁雅贞等。这伙班子是在屯溪组成的，京剧与越剧之间互不搭界。京剧阵营较强，行头也新，越剧比较差，有时为了争取观众，越剧停演，专演京剧。如《九更天》，中间有一场重戏“滚钉板”很吸引人，演这一场时，先将活公鸡钉死在钉板上，而后戏中主角脱去上衣睡在钉板上，气氛恐怖。此戏由邹华亭主演。1950年，根据市里的安排，新新舞台的越剧与新民舞台的越剧合并在新民舞台演出，京剧也合并在新新舞台演出。邹家班在新民舞台没演多少时间便离开了景德镇。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剧场营业不好，发不出戏班的戏金，演员吃稀饭过日子。此时，周韬辞职回家。原因是周韬的父亲是一个比较大的窑户，招牌叫周通顺，坐落在砥陀林。他家的工人要工资，周老板发不出，工人们说：“你的儿子有钱开戏院，还没钱开我们的工资？”周的父亲到戏院向大家说情，若不答应，他就悬梁自尽。生意亏了本，周的股金也没退。周走后，刘长生任经理。当时的市公安局对戏院的各个方面管得很紧，每天派警察前来戏院“弹压”，意即维持秩序，还规定男女分坐，同时要把上演剧目报公安局批准，三天一报，有时一天跑几趟，有时当晚的戏快完了，明天的戏还没有批下来，出不了戏牌，业务员急得团团转。为了赶生意，排了一出《大劈棺》，由梁雅贞、陈爱花主演。演出前，画了大幅广告张贴在门口。为了多演几天，刘长生硬着头皮找中共地委书记黄永辉，因为刘与黄都是抚州人。黄大笔一挥批了7天。上演这出戏，赚了一些钱。刘长生对演戏终究是外行，恰巧原老明星戏院经理程又堂从中华电影院退股回家，他又住在刘的下首几家，刘请程“出山”帮忙，程一口答应，并入了股，出任戏院负责人。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原来由前台“包戏金”为“四六分成”，当众声明不愿分账的演员，可以另找出路，部分演员先后离开了戏院。为增强阵营，程又堂派他堂弟程国亮赶到杭州聘请演员，不久请来了花旦钱素君，老旦钱素春，老生邢素峰，花脸邢素奎四师姐妹。她们来了之后，除了贴大红广告，还在入口处挂上她们的剧照。四姐妹的戏还可以，行头也新，于是剧场营业日渐兴隆。不多久，小生张梅芳和她的丈夫——琴师提出要走，程又堂赶紧请来了原在老明星演出过的小生钱麟童。程任经理后程国亮再去杭州，半个月后，请来了著名小生花月坤和她的丈夫——主要琴师，同时还请来了朱柏林、李忠华等布景师。花月坤来时，大红广告上冠以“越剧泰斗”。她个子高，扮相美，演的戏风流潇洒，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天天客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又推出新颖的灯光布景，山山水水，非常逼真，观众如身历其境，因此连续多天客满。朱柏林是布景老板，他有全套设备，包括幕布、灯光、各种立体景片。灯光布景在总收入中分成。
生意兴旺，但好景不长，1950年冬，市公安局要在这里建造监狱，市总工会想方设法将新民舞台迁到富商上弄市总工会俱乐部演出。俱乐部浅而宽，舞台又窄又小，无法搞布景，演了一段时间，又到迎瑞上弄弄口一家瓷行演出。那瓷行陈旧不堪，柱子又多，观众日益稀少。这时花月坤毅然离景前往南通。剧场又请原“双龙舞台”的小生裘爱香救急，请来擅演悲剧的花旦金婉贞，这样才把戏院支撑下来。(www.xing528.com)
1952年夏季，中华电影院从程家巷上弄迁入人民电影院，经上级批准，新民舞台迁入电影院旧址。秋天，由市总工会、市劳动局接管，朱柏林任经理，更名为新民越剧院。此后，王桂英、王世玉、陈红霞等陆续登台，迎来了不少观众。
（陈海澄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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