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毕家下弄的新新舞台开张，接来越剧双龙舞台[剧团名称]。当时，剧场是露天的，又值梅雨季节，生意一直不好。因此剧团方面提出提前终止合同，迁往程家巷上弄的老明星戏院继续演出。老明星戏院经理程又堂与新新舞台经理曹长根是老朋友，经过三方协商，前后台（剧院一方称“前台”，剧团一方称“后台”）四六分成。其中前台的四成，由新新舞台与老明星戏院平分。开始生意也很不如意，后来浮梁专区文教科出面帮助，剧场业务才一天比一天好，到9月底，盈余达2000万元（旧币，下同）。老明星戏院的房东是原戏院老板赵寿延的遗孀，生意不好时，收的租金少，生意一好，她便一再要求增加租金，因此与程又堂租赁关系发生破裂。本来，所赚的钱与新新舞台分成，还要与股东分红，但程又堂没有这样做，仅仅是向他们谈了生意情况，没有公布经济收入，曹长根与股东们因为都是老朋友，拉不下面子，只好听之任之。程又堂便将所赚的钱，独自在老明星戏院西侧，租下门牌40号的大瓷行，改建成电影院，并取名“星明”，准备与“明星”比个高低。
原来的瓷器行屋面低矮，柱子多，还连接着地方青帮首脑刘惠甫的住房，改建时，把屋顶拆掉，升高了五六尺，柱子移到两边，南侧为戏台，东西北三面做了马蹄形的楼座，改开了大门，还定做了一批长木靠椅，前后两月余才完工，共耗资大米280石，其中程的妻子李戴娥拿出黄金首饰二两，朱受之向政府借贷大米20石。电影院快竣工时，程又堂又向朋友们招股，每股大米5石，共20股。入股的有王冲炳、江荣卿、朱受之、魏荣生、史云卿、余志清、陈洪范、老戴、老周、吴金荣（两股）、刘惠甫（三股）等。江荣卿与程的堂弟程国亮随即往杭州购置放映机。在杭州，花2000万元，向沈子良、朱志良购买了两台提包式旧机器，并聘请了叶永庆和他的侄子叶荣喜以及朱志良三位放映员，在市里向李春江租赁了发电机，向李一九租赁引擎，聘请李一九和他的儿子李三民为发电员。12月中旬，为了庆贺“星明电影院”落成典礼，许多人送来对联、匾额贺喜，程又堂大摆酒宴款待来宾和股东，因刘惠甫系青帮头子，还有一些流氓地痞，市公安局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在吃酒的时候，将程又堂、刘惠甫等人一一拘捕。由于程又堂进了班房，公推王冲炳为经理，中共浮梁地委宣传部认为电影院是重要宣传阵地，便派程辉为公方代表。程辉上任后，改影院名称为“中华电影院”，于1950年2月3日正式开始营业。首次放映故事片《战败日本》，招待各界代表。春节前夕，被拘押的人员全部释放，程又堂虽回到了电影院，名为经理，实为一般工作人员。那段时间，所放映的影片，都是三四十年代生产的，如《秋水伊人》《花落知多少》《秋海棠》等。还放映过一部美国片子叫《神鞭大侠》，因当时我国与美国还是敌对关系，电影广告则写“苏联武打片”，观众也分不清，因苏联人与美国人外形上没有多大差别，看的人也真不少。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冷落萧条，电影营业十分清淡，亏本不少。5月，公方经理程辉召集股东大会，说明生意情况，向股东摊派亏损，并提出一条，不愿承担蚀账的可以自由退股，于是所有股东都退了出来。放映机、椅子等及其他设备，有的抵了债，有的被电影院租用。人员方面，程国亮留用，搞业务。放映员、发电员全部留下来，其余的自谋职业。从此，“公私合营”式的经营方式宣告结束，中共浮梁地委接管，改影院名称为“人民电影院”。地委接管后，暂停电影放映，派程仁寿同叶永庆到杭州修理放映机，以及联系影片的发行事宜，电影院内部也做了一次修理。放映机修好后，开始放映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片子，如《青灯怨》《婚姻大事》《农家乐》等，比新中国成立前片子的内容健康得多，还有少量的苏联影片。为了扩大业务，通过各基层工会，开始组织包场，当时有许多工人从未看过电影，觉得很新鲜。(www.xing528.com)
1952年，坐落在中山路的人民电影院兴建完毕，从苏联购进两台32毫米座机，并有苏联技师随机前来安装，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白毛女》。与此同时，旧的电影院迁出并结束，由新民越剧团进驻，改名为新民越剧脘。
（部分材料摘自程又堂档案。陈海澄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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