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献珍
市青联文工团大约于1949年5月开始组建,团址设在麻石上弄老商会内。4月上旬,新招收了一批团员,这些同志来自本市的戏剧爱好者、学生、社会青年以及青年工人。我和乔木、王子斌三人是最早闻讯报名参加的。因为我们曾搞过戏剧工作,或当过小学音乐教员,所以入团后被分配当导演及教歌。我们年龄比他们大几岁,团员们对我们几个人比较尊重,都称呼“老师”。由于全团文化程度上下悬殊,参差不齐,给排演、唱歌带来了一些困难。如念台词,迸发不了剧中人物感情。唱歌有时跑调,加上吐字不清,要提高业务水平,必须从头学起。由于大家学习情绪高,肯下功夫练,各项进度还是比较快的,不久连续上演了话剧、秧歌剧、大合唱等节目。
每天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除学习政治课外,还要学习简谱知识,唱歌,扭秧歌,排剧,从早忙到黑,晚上还要点燃汽灯排练(刚解放时,市内电灯时有时无)。我们排练,往往要到晚上10点半才能就寝,有时要到午夜12点。
开始,大家从未见过扭秧歌,出于好奇,又想学,又怕丑,扭起来很别扭。学习时,你推我拉,谁都不好意思先学。文工团长张世珠同志(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现为上海市顾委委员)首先领头示范,并专派从北方随军南下的李玲同志(现任贵州省检察院检察长)教大家。她的舞步、身段轻松自如,多彩多姿,有快四步、慢四步,还能变换多种形式。在她的带领下,不到两三天时间,大家也能跳了,可以边唱边扭。这也为排演秧歌剧打下了基础。
我负责教歌,每天早上起床后,即带领大家吊嗓练音阶,再教歌或讲简谱知识。早饭后,由指导员安排各个工作,排剧的排剧,下工厂、街道教歌的去教歌。不到几天工夫,全市街头巷尾响起了一片《东方红》《打得好》《延安颂》,“你是灯塔,照耀着……”等10余首革命歌曲在市空回荡。尤其是小孩的歌声更是活跃,边唱边扭着秧歌。最来劲的是,孩子们扮着国民党军长、师长背着手向前面走,后面扮着解放军的孩子,手拿木棍当枪押着走,嘴里唱着《打得好》的歌,逗得路人纷纷围观,全市呈现出胜利的欢腾气象。
解放军的伙食标准分大、中、小灶。文工团是吃大灶,1只大盆盛菜,8个人蹲地围吃,逢年过节也加餐。记得过端午节加餐时,厨房里端来一大盆肉,酱色,吃到口中不知其味,不像牛肉又好似牛肉,大多数人停筷不敢吃。正当大家在猜什么肉的时候,副团长方孝礼同志(已病故)说:“这是马肉。今天是端午节,上级照顾,特分了1条马腿给我们团加餐。你们南方人吃不惯吧?”团长也开口了,大家都笑了。为了表示南方人一样吃得惯,不管肉味如何,筷子像擂鼓似的扑向肉盆。顷刻之间,一大盆马肉一扫而光。(www.xing528.com)
军服来了,大家争着对身号领。布质很差,是当地老土布染绿的,极容易掉色。那时正是热天,一出汗就染花了内衣,军衣背上像画了一张地图,渍渍斑斑。大家都彼此一般,也就不以为奇了。女同志年纪小身材小,对不上合适军服,只有像穿戏袍似的穿着,相互望着傻笑。倒是胸前的白底红边黑字的文工团符号很顺眼,都有一种自豪感和光荣感,俨然是解放军的女战士。那时,生活很艰苦,日常生活用品全由上级供给,每月只有少许零用钱。虽然生活艰苦,但这些都被团里的和谐、活泼、亲如兄弟姐妹的气氛冲淡,甚至忘却了。
全团平均年龄不到21岁。最大的二十八、九岁,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多数是十七八岁。全团像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互相照顾,互相帮助,非常和睦。领导更是和蔼可亲,不分彼此,旁人很难看出上下级来。记得有一次陈璞如同志(景德镇市军管会副主任)来团察看,穿着粗布军服,随便往排演场旁边一站,笑着看我们正在排演,谁也没有注意他。只有团长看见后,便走过去同他握了手,便并肩走出去了。我们发现还有两位警卫员远远地站着,这时也跟着出去了。团长回来后,大家才知道是陈主任。还听说司令员杨勇也来过,这只是听说,没有见过。
8月底,部队奉命西进。除因公或家庭关系转到地方工作的外,其余都随军去贵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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