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北地区报纸发展历程与背景

徐　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了南京后的某日，江西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惊慌失措地向乐平方向逃走。《赣北日报》在发给职工二至三块银圆作疏散费后，社长、经理也逃之夭夭了。

《赣北日报》在抗战期间为《赣北民国日报》，社址在杉树巷。它是国民党江西省第五区党务督导处的机关报。1946年因报纸销路锐减，经费困难而停刊，旋由鄱阳籍官商接办，由高嵩、刘雨岑、王训典、江文明等组成董事会，高嵩为董事长，王伟为社长，吴魁为经理，报纸的性质由国民党报转为带有浓厚封建地方宗派性的民间刊物，但与国民党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高嵩是浮梁江西省银行经理，王伟是专署主任秘书，吴魁也是政府人员，编辑刘雨楼是国民党浮梁县党部执行委员。

我是1949年1月到编辑部工作的。当时国共双方的形势十分明显。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即使最顽固的特工人员也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中，因此编辑部的政治空气比较活跃。总编辑曹伦公开指出：“凡中央社稿件中的‘共匪’，一律改为‘共军’。并偷偷地收听北平人民电台广播和抄录新华社电稿，然后将中共有关城市政策及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和既往不咎、立功授奖等一系列政策私下地告诉我们，动员我们不要离开报社，等待解放。”曹伦是王伟的妹夫，王伟走后，曹伦有权处理报社各项事务。为了安定人心，报社一直免费供应职工伙食，妥善保护了生产设备和档案。因此，从发疏散费到解放军接收报社，除二名南昌籍工人回老家去了，秩序一直很正常。有一位编辑曾一度跑到了皖南，大概是过去曾在反动的《扫荡日报》工作过，对共产党存有顾虑，但不久也回到编辑部了。

4月27日，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到了经公桥。石新安以人民解放军景德镇市军管会主任的身份，电话通知市区邮电局：解放军将在29日进城，要邮电局向市民转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辑部立即派人把电话记录转抄下来，当夜赶印了“号外”。28日凌晨，我和陈荐南夹着大捆“号外”，便在十八桥、公馆岭一带散发。几天来，沉闷的市区顿时活跃了。政府和企事业机关团体，有人等待接收，商店照常开业，车船照常运行。

29日凌晨，从河西传来稀疏的枪声，无疑是宣告解放军的到来。国民党军早溜之大吉，没有接火的可能。接着，在大雨中，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的指战员们，一路沿着景昌公路向乐平进军，一路经中渡口、中山路、公馆岭、十八桥、马鞍山向婺源方向进击。市民夹道欢迎，人心振奋。

29日上午10时左右，一位全身湿透的青年战士冒雨来到报社，召集全体职工讲话，宣讲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形势，要求大家保护工厂，等候接管。30日，五兵团政治部宣传科长高扬骑着一匹栗色马，随着一个警卫人员进驻报社。高扬同志不到40岁，带一副近视眼镜，身高1.70米以上，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穿的是褪了色的草绿色军装，丝毫掩盖不了他的文人气质。他来报社主要是了解情况，没有“解放者”的凌人气势。他和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经常谈到他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当他得知我是余干县人时，很关切地问我：“彭超真是你的同乡吧！这个人倒还进步，不知道为什么在国民党的国防部待得下去？”我说：“你们都很熟悉吧？”他说：“我知道他，可他不认识我。”彭超真即彭友善，三十年代即以“同舟共济”一画闻名国内外，1950年曾在景德镇陶业专科学校任教，后转入江西师范大学任教授。我曾向彭谈及此事，彭确不认识高扬其人。据说高扬就是三中全会后河北省委第一书记。(www.xing528.com)

5月3日，中共景德镇市委成立，接替高扬来到报社的是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健吾（文革前为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贵州日报》社长），正式接管《赣北日报》和筹办市委机关报《景德日报》兼社长。陈健吾，浙江温州人，身高1.60米左右，平顶头，络腮胡须，穿一身北方农民的便装，平易近人。随同他来到报社的有总编辑单衍荣（曾任贵州省文化出版厅厅长），经理蒋海燕（三中全会后为贵州毕节地区副专员），编辑苏健、况加颖和记者刘耘仆（现为贵州省人民出版社编委）。另外，编辑部还留用了《赣北日报》的曹伦、汪录天、陈荐南和我。电讯室和机印房除留用了《赣北日报》的全部人手外，还从《民力报》留下了部分译电人员和排字工人。

《景德日报》创刊于5月10日，是江西省解放后第一张报纸，也是渡江后最早发行的党报。鉴于当时编辑部的具体条件，主要转载新华社电稿。5月21日后，才开始报道一些地方新闻，例如市土木会的成立、浮北发动群众协助军队剿匪，以及市职工联合筹备会成立。6月份后，把重点放在组织恢复瓷业生产上，如经过劳资协商大部分恢复生产；可器业1千户厂家开工；琢器业经过劳资协商，大部分恢复生产；龙缸窑17名工人自动组织开工后，全市有38座窑厂复工等。与此同时，报纸开辟了“大众信箱”专栏，进行有关政策性的咨询，并发表了一些有针对性的特写、散文、诗词和专论。为了及时恢复瓷业生产，5月底发表了《对发展瓷业的意见》一文；一度黄包车没有顾客乘坐，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因为敌对分子造谣，说什么坐黄包车是把人当马，是压迫穷人，于是及时发表了《谣言踢了我们的饭碗》，揭破了谣言，黄包车夫也就在市面上活跃起来了。

我在《景德日报》工作期间，全国正在继续大力支援解放军挺进，物质生活很困难，南下的干部很多只有一、两件单衣。记者刘耘仆那时只有十七八岁，为了换洗一次衣服，必须利用晚上脱下来洗，再关起门来光着身子睡到天亮。编辑部彻夜工作，没有烟抽很难挨，陈健吾便利用白天召开工商界各种会议后，把丢在地面桌面上的香烟头拾起来，晚上再供我们过烟瘾。工作十分紧张，生活十分艰苦，由于解放大业的召唤，上下级的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我们一直保持紧张、活泼、愉快、饱满的情绪。

9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景市原随二野南下的地方干部均属征召对象，景德镇市由中共乐平地方委员会接管。地委会在乐平，作为地委机关报仍设在景市，只是将《景德日报》更名为《乐平新闻》，典彦为总编辑，李振和为秘书（负责党的工作），王庆才为经理。10月，乐平地委更名为浮梁地委，地委机关迁景德镇市，《乐平新闻》又改为《浮梁新闻》。在浮梁、鄱阳、婺源、乐平、德兴、万年、余干等县发行。1950年5月1日停刊，不久，浮梁地区开始土地改革，7月复刊，为了把报纸重点放在农村，《浮梁新闻》又改名为《浮梁农民报》，我被吸收参加编委。1952年10月，浮梁专区与上饶地区合并，报纸编辑部人员绝大部分转入《赣东北农民报》，报社印刷厂成为景德镇市下属的一个印刷厂。1955年，中共景德镇市委机关报《景德镇报》就是以这个印刷厂为基地创办起来的。

[作者简介]徐文，男，1924年生，江西余干县人。1944年，毕业于浮梁师范。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在《赣北日报》和《景德日报》社任编辑。1983年离休，离休前，任景德镇陶瓷学院图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