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文史资料合订本第2卷5～8辑：《景德日报》创刊初期简忆

刘耘仆

1949年夏和初秋，我在《景德日报》社工作了四、五个月。《景德日报》是中共浮梁地委，也是中共景德镇市委的机关报，它是以原《赣北日报》为基础创办起来的。那段时间，中共地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健吾兼任《景德日报》社社长，蒋海燕任经理，胡纯泰任通联科长，旷嘉颖和单衍荣任编辑，曾在市妇联工作的苏健，也在报社做了一段编辑工作，他们三人戏称是“两个半编辑”。我任记者。其余的就是原《赣北日报》留下来的工作人员。

刚解放，新报纸创刊，原《赣北日报》社的广大职工群众，情绪很高涨。我们来报社工作的几位南下干部，政策观念都比较强，对自己要求也严格，说话和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注意依靠大家办报，新老同事很快打成了一片。从旧报到新报，原来的工作人员除印刷、报务工作能较快地适应外，其他的编采业务、经营管理和群众工作等，还一时适应不了。这些工作主要都压在我们几位南下干部的肩上了。我们刚从解放区来到城里，加上吃住都在报社，本来对上下班的观念就很淡薄，为了保证按时出报，工作一直很忙，从早到晚，内勤外勤，几乎分不出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尤其是陈健吾和我，他经常是忙完市委的工作又立即赶来报社，写言论，审稿件，看大样。全社只有我一个人专职搞采访。报道任务相当繁重，常常是采访回来加班写作。有时我们二人搞完工作，错过了开饭时间，就请炊事员把甑子里的剩饭拿来用油炒一炒，舀碗大木盆里已经凉透了的米汤下饭，也就是一顿饭了。看到我们六七位同志这样工作、生活和待人接物，原报社的职工对我们印象很好，有顾虑的也很快消除了。大家关系融洽，工作积极。搞报务的日夜抄收电讯，搞印刷的随喊随到，其他工作岗位上的人员，对于分配给自己的工作，都能认真去做。这样，没过多久，全报社就成为一个新的整体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位年轻的炊事员，常常面带微笑，只要听到我们有人因工作耽误了吃饭，他就立即上灶，把饭弄好。他看到我跑外勤辛苦，有一次炒饭，还特意加了两个新鲜鸡蛋。

那几个月，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各个战区捷报频传，全社人员似乎整天都沉浸在解放和胜利的喜悦中。尽管当时供给标准很低，伙食办得很简单，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我们刚从北方来的几位同志，除原籍四川省的旷嘉颖以外，其余的都对吃大米不习惯，感到吃不饱，但又不想吃，体重骤然下降，人明显地消瘦，但精神仍很饱满。那种通过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感，以实际行动带领职工群众做好工作的自觉性，都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景德日报》虽只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一创刊，就在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党政军的很多政策、法规和通令，通过报纸及时传达到人民群众中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读报中消除疑虑和逐步认识我党我军的宗旨以及党风和军风纪的。例如《景德日报》刊载了新华社播发的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著作后，市委及时组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对于指导当时的政治生活起了很显著的作用。又如，在副刊上，介绍刊载了解放区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给人民群众尤其是文艺界送来了解放区新文艺的清新气息。市里的有些重要活动，如在浮师操场开的庆祝上海解放群众大会和在莲花塘开的李端忍三烈士追悼大会等，都及时做了报道，鼓舞了群众的热情，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革命警惕性。

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通联工作从无到有，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联系了一批通讯员，其中有的在解放区时就曾积极为报纸写过稿，进城后他们很快又拿起笔来，为《景德日报》写作新闻稿件。(www.xing528.com)

报纸的地方新闻稿件，除相当多的是由通讯员提供的以外，其余的就是我一个人采写的。当时机关单位不多，很多同志又是一道南下来的老战友、老熟人，他们知道报社只有我一个人跑外勤，遇到开大型会或者有什么重要活动，往往直接打电话到报社找我，让我去他们那里采访。有时我忙不过来，我就给他们作提示供参考，请他们自己写好送来，或者至少向报社编辑部提供些可做编辑加工的素材。

我一边采访，一边组稿，差不多每天都要出来往各处跑，采访的线索一个接一个。工作虽很紧张，但心情很愉快。各机关对我很热情，乐意给我提供情况。编辑部的督促、各机关的期望，使我时常感到一名记者身负的重任。没有累的感觉，连在星期天也放下手中的事，要整理写作的材料。

制瓷，是当时全市工业恢复的重点。为了解制瓷业恢复生产中的情况，加上我对瓷业生产过程有点好奇，常到窑边转转，有时钻进正在装坯的窑里去看看。还常和正在操作制坯的瓷工师傅攀谈，在一旁看着他们将一坨瓷泥，放在转动的辘轳车上，用他们灵巧的双手，很快成型为碗、盘、瓶和各种工艺品瓷坯，让人高兴，很觉有趣，不失为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后来又看到做工精细、多彩多姿的瓷器雕塑，更令人叹为观止。我作为驰名中外的瓷都的一名新市民，对市民们为身居瓷都而引为自豪和荣誉的感情，很快有了切身的体会，受到了感染。正是这种情感使然，当我要离开景德镇西进时，我特意购买了一些瓷雕和烧印有名人像的陶瓷挂盘，分别寄给了北方的两位战友作纪念，他们深表喜爱和赞赏。

在《景德日报》初创刊那四五个月里，在我采写的所有新闻稿件中，其中有两篇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篇是消息报道《本市电灯恢复有望》，一篇是新闻通讯《谣言踢了我们的饭碗》。当时，有一小段时间，不知是临解放时没有保护好，或者是接管后又出了故障，电厂停止了供电，对全市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工作造成很大的不便。大家都急切期望知道电厂恢复工作的进展情况和确切的开始供电的日期。我受报社的委托，还有一些熟识的同志的督催，便去电厂及其主管单位作了采访，写成一篇消息报道，稿中写了电厂供电的确切日期。几天之内就要供电了，消息在报上刊载后给大家振奋很大。可是，电厂并没有按报纸报道的日期开始供电，过了几天，就有不少人急得不耐烦，有的打电话问我，有的熟人见了面半开玩笑地问我：“刘记者，你写的电灯恢复有望，怎么没望啦？”大家心里焦急万分。我深感这篇报道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事关重大。同时，我想这也关系到报纸和我本人的声誉。于是我接连跑去电厂及其主管单位询问、督促，他们加紧了工作，没过几天，电厂终于恢复供电了，入夜后市区一片光明。我心里才像有一块石头落了地。再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新闻通讯。有一天中午过后，烈日当空，天气炎热，在一条街口上，一排停放了好多辆人力车（俗称黄包车），当头的一辆旁边，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力车工人师傅，头戴一破草帽，上身穿一件旧布坎肩，脸和臂都呈紫铜色。他一边擦汗，一边招揽行人，可总没有人坐他的车，脸上显得焦急和无可奈何。我走向前问他生意如何，他立即直快地对我说：“现在街上有人说，共产党解放军不准坐黄包车，谁坐就把谁拉下来，叫他们来当拉车夫，所以没人敢坐我们的车了。可我们的生活……唉！”他脸上那种为生活窘迫而焦躁的神情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当即向他做宣传解释：那话是谣言，人民政府解放军绝不会那样做的，市军管会已发出通令，有利恢复人民生产生活的各行各业都要照常营业，谣言一定会不攻自破。你放心吧，没有人会阻挡客人坐你车的。同时，我很快想到要赶紧写篇稿件在报上发表，揭破谣言，消除群众的顾虑，以帮助人力车工人迅速恢复营业，摆脱困境，便抓紧用通讯的形式写了《谣言踢了我的饭碗》一稿。见报后，引起市工会的重视，除对部分生活困难大的人力车工人进行了临时救济外，还召集他们开会批驳谣言，宣传党的政策和军管会通告，没过多久，乘坐人力车的人从无到有，慢慢地多了，人力车行业逐渐恢复起来了。

[作者简介]刘耘仆，男，江苏沛县人，1930年生。1949年5月，随二野南下干部大队到景德镇，任《景德日报》记者。同年9月，西进贵州。1954年毕业于苏联中央团校。现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