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县农民扫盲运动，农民课本，1949年展开的冬学运动

程光辉

浮梁县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扫除农民中的大量文盲，于1949年冬月，在全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由乡政府聘请当地的知识人员担任义务教师，并动员所有的农民前来学习。所用的是农民课本。在教学中，视学员们的接受能力而定，不硬性规定学习任务，只采取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方法逐渐增加页数，半文盲学员抄写课本为作业，教师有时抽查和个别补课。那时还没有电灯，均由学员们自带煤油灯和菜油灯前来学习，黑板前的“满堂红[指铁皮做的多灯芯头的油灯]”，则由村里供给。冬月的夜幕很早就来临，晚7时许，开始上课，两小时后放学，有的也会延长一点时间。这些来自全村的男男女女，聚集在一个地方，都感到机会难得。他们的快慰心情，溢于言表。这些农民们，新中国成立前多数受国民党政府迫害，故而学习情绪空前高涨。

但是，由于扫除文盲工作是在每年冬闲时间进行学习，开春以后就停下来，到第二年的冬天时，大部分忘了，无法巩固学习的成果，因此中途退学的现象时有所见，到后来，逐渐地流于形式。

约在1951年冬至1952年春，县文教科示意旧城的完小，开办了一所农民识字班，坚持每晚两小时的教学。这个识字班的学员，多数是各村干部中文盲，对他们进行培育，是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使之提高工作效率。为了搞好这个识字班，完小的教师采取了重点包干的办法。如旧城南门片（村）的龙少子，原是雇农出身，一字不识，土改时当上了村领导干部。当时包干他的教师是完小的方华良。由于龙少子的文化基础太差，方老师每天傍晚就去他家跟着教他，并用粉笔在他家的门上写上“门”字，木桶上写上“桶”字，鸡埘上也写上“埘”字。总之，他家里所有的农具和家具都写上了如“犁”“耙”“轭”“盘”“钵”“缸”等字，逐一教读。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文化教员祁建华同志，曾经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利用国音字母拼音做“拐棍”，在部队中对战士们进行识字教学，据说效果很好，因此，江西省政府令县文教科在农村中推行这一“识字法”，并拨给扫盲专用经费，还通知文教科派遣一名工作人员去省学习。1952年初冬，臧承远被派赴省。臧承远学习回县后，于同年农历十一月上旬，由县文教科在市小港嘴的一所公共房屋中，举办了一期“浮梁县工农业余教育师资训练班”，时间是两星期，由文教科主办科员许永泉主持，臧承远任教，学员100余人。学习内容是要学会“夂（）冂匚……”等37个国音字母和熟练拼音。结业时，由县文教科分工作，其中90%为专职教师，领国家工资脱产任教，其余为义务教师，不脱产任教。

同时，县成立“浮梁县扫盲委员会”，领导全县开展扫盲工作。

我当时被分配到查村。由于该地的自然村比较分散，不具备办学条件，我又被调到墩口。

墩口是个比较大的村庄，乡政府设在上村街头。乡主席鲍水泉是个年轻有为、工作能力较强的青年干部。他工作非常负责，办事严肃、认真，对扫盲工作特别关心。在乡政府召开会议时，他亲自布置任务，并对我们的生活做了具体安排。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墩口村的“速成识字班”不到两天就在村口南头余屋中正式成立。校牌挂出后，当晚就有不少农民前来报名，第二天更多，不到两个小时，报名者总共42名。当天上午，他们纷纷地把家里的旧式木桌和板凳陆续搬入学校，下午由村干们拿来石灰水粉刷教室，并向当地小学借来1块黑板，放在横头的条桌上。我又把带来的红绿纸，写了十几条标语贴在教室内外的墙壁上，再把一盏“满堂红”的煤油灯吊在黑板前，至此，这个“教室”已经布置得焕然一新了。晚饭后，有不少人打着火把，就如迎龙灯似的人群先后走来。上课前，我讲了十多分钟话，无非是要求他们学好文化，好为人民服务。之后，开讲“夂（）冂匚……”37个国音字母。这时，“夂（）冂匚”之声，响彻全村的每个角落，不少儿童和老年人也纷纷前来赶热闹。以后在课前、课间，都要唱一唱注音字母歌。三天后，字母全部教完，然后进行复习。在复习中我抽试了20余人，大部分发音很准，部分没有完成任务的学员，由学习较好的同学用包干的办法为他们补课。一星期后，37个字母，90%以上的学员，全部熟练了，接着再开始学习拼音。当时的教材，是上面发下来的《农民识字课本》，里面共有1800多个生字，约一个半月时间，共教300余字，测验时，采取逐个点认的方法，然后公布成绩，至腊月27日才宣布放假。

速成班从开始到结束时止，学员们很少有缺课的现象，个别学员即使偶得微恙，都能坚持学习。乡农会主席鲍水泉的爱人老马，学习非常积极，从不缺课，对我们这个识字班无形中起了推动作用。洪土水，原是雇农出身，全文盲，由于他非常好学，就连上山打柴或在地里干活，也要随身带课本复习，从不放松，因此进步很快，不久，他的学习成绩在文盲学员中已经名列前茅了。我离开那里两年后，听人说他已经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www.xing528.com)

1952年农历正月初三日，我匆匆赶赴新调的臧湾报到。走之前，墩口“速成班”的学员们都不让我走，村干们也在留我，但是组织分配，我不能不服从。当我路过墩口时，学员们争着要送我去臧湾，并为我背行李。走到村口，我对他们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才把他们挡回了村。

我来到臧湾的乡政府报到后，又赶到府前的乡政府报到。这次任务是要负责臧湾和府前两个“速成班”的教学工作。这两地路隔两华里，我两头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和乡领导商妥，就地物色了几个知识人员，由乡政府下聘，请他们为臧湾“速成识字班”的义务教师。这次聘用的共有6人，他们在荣誉的感染下，工作非常积极。

府前的“速成班”，校址环境和其他条件都比臧湾好，学员们在课堂的纪律和礼貌也比臧湾强。因此，我决定把那里作为重点班试教，准备总结经验，然后推广。由于臧湾的师资力量雄厚，我只是每隔两天才去看一看。为了搞好府前的“重点班”，又和乡领导商妥，聘请本村的知识人员程某等和学员中学习成绩较好的3人为义务教师。这个班共有学员三十七八名，有3个义务教师，加上我在班上的时间又比较多，因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不久，学员们的学习成绩，出现“两极分化”，60%的学员还没有认完1000字，而40%的学员已经能够写简单的条子和十来个短句子的作文。在此情况下，已经不能统一上课，于是我们就用两块黑板，分头对着挂放，同一教室里分作两班上课，40%与60%的学员背面而坐，中间放开一条夹道，以便教师们来回照应。教师分工方面，程老师教生字班，我教另一班的写作和词语，新培养的义务教师为辅导员。这是府前班学习劲头最高时期。

1953年5月间，县扫盲委员会的程正林，专程来府前听课，他见这个班的农民学员，在上课时认真听讲，遵守课堂纪律，以及上课前后整齐的动作等情况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也是翻身农民迫切需要文化翻身的表现。

1953年暑期，全县的扫盲专职教师集中到景德镇开会。会议的中心是“整顿扫盲工作”。整顿的结果是“简员”。今后每区只留用1名专职教师，负责全区的扫盲工作，谁愿意留下的自动报名，当时第三区留下了我。会议结束后，于是我又满怀信心地奔赴臧湾。打从那时起，我的工作范围也扩大了十几倍，从马家、府前、臧湾起点，至墩口、寿溪坞、渭水、坑口、港口、王港、六村坂，直到汪家山为止。

1953年5月，区扫盲中心校长宁钦赏同志秉承上面的指示，召集全区的专职老师在旧城区政府开会评模。县扫盲委员会负责同志臧承远主持。评定结果，我被评为全区的扫盲模范教师。

1954年4月，县扫盲委员会被撤销，我也就转业回家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