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师资制度经费-职教委决策解决职工请假和停课问题

在开展职工业余教育和速成识字法教学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追述。

一是领导问题。根据政务院的有关规定，我市在1950年下半年，成立了以市政府文教科、劳动科和市总工会为主，有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妇联、文化馆参加的“景德镇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各产业、行业（工厂）也建立有工会主席、文教委员、组织委员、青工委员、女工委员和团支部书记以及行政或资方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或“学习委员会”，在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1952年8月，推广速成识字法，又由上述部门重新组建了“景德镇市识字运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领导与筹划全市的速成识字扫盲运动。看起来，当时的组织机构是很健全的。然而，由于认识不一，各有职责，委员会很少开展活动，形同虛设。最后，责任也就落在工会一家头上了。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工会也就责无旁贷地把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担当了起来。

二是师资问题。职工业余教育的教师队伍，由专职和兼职两部分组成。专职的，是从学校中抽调的小学教员或聘请的失业知识分子。开始十几个人，后来增到30多人。兼职的，是从工人群众中挑选的，叫作“以民教民”“小先生制”。这部分人多，几乎每校都有，且不固定。当时由于教师业务水平不高，生产知识不熟，不能结合工厂实际和工人特点进行教学。工人反映，把他们“当小孩子看待”，而“小先生”又是尽义务的，开始没有集中训练，不断变动，很不稳定，适应不了教学要求。1950年下半年，就是因师资问题，造成了大部分学员不来上课。开始时，学员有600多人，到年关只剩下200多人。后来，通过几次集中的整顿、训练、充实、提高，才逐步适应了职工业余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是制度问题。工人白天生产，晚上学习，再加上时事教育与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在时间安排上，矛盾很多。为使学习能坚持下去，当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制度。主要有3种：一是请假制度。一天假，经教师批准；两天假，经校委会批准；三天以上的，要经产业工会批准。二是考试制度。除了阶段测验以外，还有月考、期考、毕业考。成绩优良者，可以越级升班或提前毕业。三是奖励制度。学习好的，可以得到一条毛巾，或一块肥皂，或一张奖状，或一张毛主席像。各校班于每学期终，要将学员的请假次数、学习态度连同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送交本厂行政或工会，作为这个工人评绩、升级、加资的依据。(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在校班内，订立《学习公约》，把校规校纪和学员应该遵守的事项，加以条文化，大家遵照执行。老师与学员之间，订立《师生合同》，把师生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写上几条，实行包教包学。学员之间，则建立“互助小组”，取长补短，能者为师，开展互助活动。以上这些，对于巩固学习成果，都起到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负责职工业余教育的同志，感到特别麻烦的是学员在校的巩固率问题。这个问题，花的时间与精力最多。比如，当时政治运动很多，且有上面派下去的工作队，基层干部动辄停课开会。对此，职教委的同志即提出，一般不准停课开会。如需停课开会，须经市职教委批准。经过再三交涉，得到领导支持，发了明文通知。又如，冬天瓷业生产任务紧张，“吃了中秋酒，夜班不离手”。因早晨有霜冻，不少工人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不得不在晚上加班。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职教委决定把瓷业校班晚上的学习时间，改在早上进行，这一改，保证了生产学习两不误。再如，春节期间，瓷厂停工，大部分工人都要回乡过年。为了避免学业生疏，1951年市职教委特地派人去都昌，同该县政府取得联系（瓷业工人，都昌籍居多），发给工人临时“文化证”，介绍他们到乡下继续学习，并且交给同时下乡的兼职教员的辅导任务，让他们随时随地帮助工人完成寒假作业任务。可见当时负责职工教育的同志那种忠于事业的积极负责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四是经费问题。职工教育的经费，来源于工会经费、政府拨款和行政（资方）开支三个方面。政府拨款多为一次性（如开办费），教室、课桌凳由行政（资方）提供，而工会经费则是业余教育的经常费用。那个时候，业余教育经费开支，掌握得很严格。记得1951年上半年，有的业校开学典礼，送了锦旗，买了瓜子香烟。此事被市职教委发觉后，给予严厉批评。并借此事为下面算了一笔细账：全市55所业校，一处开学多花15万元（旧币），全市得多花费825万元。这笔钱，可供全市业校130支灯头的两个月的电灯费。当年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