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学生,年龄悬殊,最大的30多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同班同学,站在一起,倒很像父子两代人,文化程度不一,够初中的仅少数,够高小的也不多,一般是初小、半文盲或文盲。但他们大多数是超龄学生。这就给编班带来了困难。那时,我们特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几个民主国家名称编班。相当初中的编为“苏联班”,相当高小的编为“捷克班”,初小编为“波兰班”,半文盲编为“朝鲜班”,文盲编为“蒙古班”。各班使用普通中小学教材。课程设置,参照教育部规定,考虑学生特点略做更动。上午主课是语文、算术(扫盲班另编识字课本),下午一般侧重于音乐、体育活动。教学方法也不同于一般小学,在这方面,我们老师曾总结过一些好的经验,可惜在学校迁并撤销中,未能很好保管下来。
这些学生,由于来自各县四山八坞,语音腔调不同,生活习惯各异,有的打过长工,有的是放牛娃,有的是木匠、桶匠、篾匠、石匠、铁匠、泥水匠等,也有无正式职业的流浪儿。初到学校,他们生活散漫,思想狭隘,作风粗鲁,对集体生活不习惯,不愿受学校制度约束。如上课时高声大气说话;有时在教室内吵起架来;有的还搭起脚抽黄烟,把旱烟杆在课桌上敲得咯咯咯地响,弄得老师直摇头。他们平时也不讲究卫生,在寝室门口或操场上随地小便;不懂常识,有一次因寝室里电灯不亮,他们竟跑到厨房里拿一把菜刀,说要把教室里正在亮着的灯泡割下来挂到自己寝室里去。如果不是老师及时发现,险些出了人命。有时还闹一些无原则的纠纷。一次,总务处派人给他们定做衣服,因搭在一道做的老师服式是中山装,有4个口袋,而学生装只3个口袋,就因为少做了1个口袋,他们竟闹到专署民政科去了;他们吃在大厨房,老师办了小厨房,他们又怀疑揩了油,坚决要到总务处去查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经过一段耐心诱导,少数野马似的学生,才逐渐驯化过来,比较讲文明,讲道理了。专署民政科科长刘渭波曾经对王应谐、石作澧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能把这批学生教好,真不简单。”
另一方面,他们苦大仇深,阶级意识强烈,只要是党的号召,他们无不积极响应。1950年冬,为土改组织文宣队而努力排练,1951年的参军参战,就有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更多的同学主动要求到山区去砍柴,集资捐献飞机大炮。镇反运动中,他们声泪俱下,哭诉家中血泪史,揭露反革命罪行,并向政府写出了大量检举揭发信。这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感情,使老师也很受教育。(www.xing528.com)
关于学生们生活,党和政府真是关怀得无微不至。专署民政科,每人每月按学生数发给105斤大米(以米折价付钱),书籍、文具,实报实销。伙食上,每月要求总务处能给他们两次大块猪肉。夏天还发给单衣、蚊帐;冬天发给棉衣、棉被;每月还发给一定的零用钱等,完全享受了当时供给制干部的待遇。逢年过节,民政科还派人前来慰问,赠送节日礼品。地委书记黄永辉有时也抽空来学校看望他们,了解他们学习生活情况。1952年夏,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到达江西,王应谐校长以烈校代表身份参加了团的访问工作。访问团对烈校赠送了“发扬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大幅联语。当年国庆,学生还派代表赴北京参加天安门观礼,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同年冬,省委刘俊秀到专区视察工作,特到烈校对全体学生做了一次亲切的谈话,他说:“你们的父兄,为革命牺牲了,我们这些后死的人,有责任要培养你们成才,否则对不起先死的人。你们是革命的后代,将来许多机要工作,等待你们去做。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党的期望。”他态度慈祥,言辞恳切,闻之不禁使人动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无形中助长部分学生“自来红”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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