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鼎顺瓷号复工，景德镇瓷业恢复历史纪实

段本艮等口述　陈海澄整理

余鼎顺瓷号，坐落青峰岭的解放路口，烧做两行并自行彩绘，还另兼行商，是景德镇的大窑户。老板余昭华（1910～1966），拥护中国共产党，是个开明人士。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克服困难，带头开工，为解决工人就业和恢复瓷业生产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51年起任副市长，“文革”期间，不幸受迫害病故。本资料为当年在余鼎顺瓷号工作过的老同志口述，现整理如下。

段本艮（原余家学徒，现省陶瓷工业公司生产科科长）：

我是1946年到余昭华家里学徒的，余是我师傅（旧时学选瓷的由老板带为徒弟），我跟师傅多年，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师傅也是工人出身，学刹合坯的，所以很了解工人疾苦，对工人好，从来不摆架子，不论什么工人到家里，都客客气气，总是先喝盅糖水，再敬好香烟。工人做事也卖劲，产品质量好。由于师傅的劳资关系融洽，做生意守信用，资产越来越多，到解放时，成为景德镇最大的窑户之一。所有的坯，全在自己窑里烧制，所产白胎，大部分在自己家里彩绘加工，就像今天的“一条龙”，全厂工人108人。当时人们常说，余昭华家里有梁山好汉108将。

新中国成立前夕，师傅与程广水到绍兴处理瓷器店的事情，家小回都昌老家“避难”，只留我与黄毛仔看家。没过多久，师傅回镇，立即组织窑帮拿出米来支援前线。记得有一天，他自己打开米仓，让解放军装满身上的背袋，不计数目，装了就走。后来一位团长住进家里，向我们讲共产党的政策，师傅听了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市里号召各窑户开工，师傅本来在二月花朝时已经开了工，只是临近解放时又歇了手。这时候，他把各位做头的（生产组长）请到家里来，商议复工的有关事项，两三天后，各坯房都开了工。由于当时还在打仗，瓷器卖不出去，有的窑户开了工又歇下来，有不少工人又失了业，但师傅家没有歇手，发不出工资，就拿出原来在绍兴买来的“八蜂牌”青洋布抵工资，工人也愿意。我记得我们共得了3匹（1匹为10丈8尺）。

1951年，政府号召扩大再生产，解决市里工人就业。由我经手，只花了1000余元买下了现群英堂背后大坯房1幢，有20多间正间和偏间，增加4只利坯的二白釉。1952年又买下了单栅门的坯房1幢，做3只半利坯的白釉罗汉汤碗。此事不是我经手，不记得钱数，只记得卖主叫曹达云。设备不够用，就修旧利废。以前工人睡觉都是用料板，师傅就叫我买来不少松树板，请来木匠刨光，做工人的铺板，将料板换下来生产用。

师傅还很爱惜工人，同情工人。有一回，一个挑窑柴的人柴不满担，蓬蓬松松，窑里管事的拒不接受，当然这也是他的责任。师傅刚好在窑里，说：“算了，挑担柴不容易，少就少几块”。

伍福初（原余家剐坯工，现东风瓷厂工人，已退休）：

我父亲伍以万，在余家画红多年。兄长伍玉龙，也在余家画红。我是1946年到余家剐坯的。1949年二月花朝（农历2月15日），余老板按照传统开了工。没有过几天，听说解放军打过了长江，一霎时，人心惶惶，全镇的窑户都停了工。老板、工人，有的回原籍，有的到附近乡下去了。这时候，余老板来到坯房对我们说，“你们要下乡的下乡，不下乡的就在镇上不要走。为防解放军到了镇，街上关门闭市，缺米缺柴，每人发两块现洋，或作路费，或作菜金，再到家里装两桶米，大家安心渡过难关，等以后形势好转了再说。”当时我们得了钱，打杂的又挑来了米，足足地装满了两泥桶，我们的心都不慌了。4月29日，镇里解放了，没过几天，我那个坯房又开了工——我们几乎没有停工。两泥桶米，除了吃了一点，谁也没有拿走一斗半升。余老板对待工人大方，从来不苛求。1949年下半年，我一连病了几个月，没做事，余老板还是照常发给大米。当时还没有劳保福利，一切按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办事。病好了，但身体还很弱，只做半只位子，欠的账，一直无力奉还，余老板也没有催讨过。那时候失业工人很多，有的人要占我的位置，说我做不了事，我不肯，一直闹到瓷业工会。瓷业工会的干部听了以后说：“伍福初欠了一笔账，哪个上位，就负责还那笔账。”那个人不干，结果还是我继续做，没有失业。

程广水（原余家行商方面的管事，前任市五金公司经理，已退休）：

我是1948年到余家工作的，开始是搞统计，兼带杂务。1949年起到绍兴华昌甡瓷庄工作，直到1953年该瓷庄停业回市。

余昭华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绍兴做瓷器生意，而且是靠它发财的。瓷庄是合股经营，余昭华任经理。

1949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我与秦××押5船瓷器（约1000余件）去绍兴。按原来的行程是：从景德镇船运到鹰潭，改火车到临浦，再又用船运到绍兴。这时候，正值解放战争，浙赣铁路不通，船到了鹰潭无法装火车。我们马上电告余昭华，余立即赶到鹰潭，并决定掉转船头，从信江过鄱阳湖，沿长江东下，在太湖经运河到绍兴。由于局势紧张，他还决定与我们同行。船到了余干大溪渡，正值河两岸的农民发生械斗，为了安全起见，船又回到黄金埠。此时黄金埠、景德镇已经解放，余昭华对我说：“家里有上百人，要开工，要吃饭，我要赶回去安排。你在这里守瓷器，我会再派人来与你为伴。”于是，瓷器卸在老宾主白土老板高振书和徐信卿家里。临行，余给我20块光洋作生活费。不久，吴绍国到了黄金埠，我俩专司看瓷，别无他事。到下半年，政局已经稳定，我与吴绍国押着瓷器，从水路运到了绍兴，时间已是11月了。

在绍兴，瓷庄专搞批发买卖，不设门市部。业务主管孔水生，当地人，月薪大米两石。为了使其工作负责，余昭华的经理月薪大米两石也给他，等于拿双薪。当时余昭华曾叮嘱孔水生，所有货款要寄到景德镇，支援复工生产。1951年余昭华又到绍兴，发现孔水生竟用瓷庄现金，为他自己购买了两只金戒指，除了严厉批评他之外，当场把他辞退掉。他的弟弟何生也被遣回景德镇。自此，由我主管业务。余对我很信任，我在黄金埠看守瓷器很尽职，20块光洋没用完，剩余的全还给了余老板。后来我因结婚急用两石米，他也二话没说就给了我。在绍兴与我长谈国家形势与生意前景时，他说，目前国家还很困难，暂时还顾不上发展生产，各方面都要靠自己努力。他还说，绍兴与景德镇相比，景德镇是大头，无论如何要把那里的生产坚持下去。这里的收入，要全部寄往景德镇。从那时起，余昭华就准备缩减瓷庄，直至停业，使全部资金和精力投入瓷厂。他特别交代我在寄钱时一定在大数目后面加点零头，以减少讹错。到1952年，绍兴的瓷庄只剩下我一人。我一人卖陈货，卖一批，寄一笔。记得那一年寄到景德镇的钱一亿余元，税收一分不漏，买胜利折实公债500份（一份合现人民币2元多）。(www.xing528.com)

1953年，绍兴的华昌甡瓷庄全部歇业，我也回到了景德镇，仍在家里分管业务。余昭华对国家是忠诚的，记得全市工商界重估财产时，他交代我们将固定财产的价值往低压。如罗家窑，可值上亿元，他只作了27000元，因为资产越多，盈利也越多，公私合营以后的定息也相应的多。

余乐增（原余家管事，现为民瓷厂干部，已退休）：

我是1945年到余家管事的，后来余昭华买下罗家窑，我便到窑里管开窑簿，同时兼任家里管事。

新中国成立时，余的母亲与小孩到乡下去了，他妻子未离开景德镇。他自己到黄金埠处理瓷器之事后，便回到了景德镇。走之前，余昭华对各坯房、窑里做了安排；大坯房和窑里杠金柴2棍，小坯房1棍，每人发给两泥桶大米。由于作了如此安排，余家做到了“窑未停火，坯未停车”。

当时家里驻扎了上百解放军，靠西侧的新坯房全部住满了。余昭华家里人，都迁到江家坞妹夫家里居住。

余昭华回到家不久，有一支军队开往前线，向余借大米若干。余二话没说，亲自开仓，并反复说是支援解放军，不用归还。余的这一举动，使军管会的领导同志大为感动，余昭华就这样出了名。后来军管会还是如数还了米。

开工不久，瓷器销不出去，市里开会研究，工人工资打六四扣，但还是发不出工资。这时候，余昭华除了拿青洋布，还拿了白洋布、大米抵工资。那是困难时期，工人们对这种做法还是很满意的。说到这里，余家哪有这么多大米？他家有个传统，每到深秋，便派我们下乡买米，直到每个大仓装满为止。靠到家屋的新坯房，有三个大仓，一间坯房就是一只仓，一直要吃到第二年新米上市。余家老太太常说：“军中无粮自作乱”。有时候乡下来人，街上里邻向他借一点，也总是解囊相助，从不叫人空手回去，但数目常是三五升，最多不超过一斗。

至于罗家窑，虽然没有以前烧的次数多，但没有停过火，烧烧歇歇，烟囱总冒烟。在一段时间里，是唯一冒烟的窑囱，这件事也得到市里的表扬。窑里只有三只窑的窑柴，得不到周转，银行就贷款帮助。余昭华得到贷款后交代我两件事：一是大量进购窑柴；二是辞掉搭坯户中的两户大户，一户是杨福生，一户是杨福顺，将他兄弟俩空出的窑位，全搭琢器小窑户。我说，只怕难收齐柴钱；余说，收不到就欠账，只管烧。余这样做，又得到广大小窑户的好评，让更多的困难者渡过了难关。

1950年上半年，国家号召全市人民踊跃购买胜利折实公债，以支援国家的经济恢复，购买的重点，当然是工商界。当时市里曾动员向德购买400份，余昭华购买300份。向德怎么也不肯买那么多。一天，全工商界在程家巷上弄的老明星戏院开大会，市长张任之做动员报告，之后由大家当场认购，向德在会上只买了5份。余昭华在会上说：“余鼎顺瓷号认购300份，我个人工资项下购买100份。”余的表态，受到与会者的热烈鼓掌。后来听说工商联只要余买300份。购买公债一事不仅震动全工商界，而且在他家里、厂里也引起纷纷议论和担心。余的母亲对我说：“金海（我小名），老板一下买这么多公债，厂里会倒闭啵？”我说：“不会的，国家会支持。”有的工人也问我这件事，害怕厂里倒闭而失业。我解释说：“全厂有流动资金4亿元，虽然有点影响，但不会导致倒闭，大家放心。”后来捐献飞机大炮，余认购4000万元，也是全市最多的。

再者，劳资协商也是全市搞得最好的，曾在工商界介绍过经验。那时，市总工会在瓷业界建立基层工会，下段有向德、刘经荣，上段有余昭华、邵裕如。余昭华所属厂房以罗家窑为核心，成立了“罗家窑基层工会”，装坯工人程孝平被选为主席，我与段模江、毛文龙等为委员。坯房这一边，成立“余鼎顺号分会”，段玉泉为主席。工会里又成立一个“工人管理委员会”，其宗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对厂方进行监督管理，做好政府助手。同时也明确规定资方有三权：即生产管理权，人事调配权和财权。从此，一切大事经过管理委员会，诸如生产资金用来购买原料和生活用品，以及调换工人等，都经过劳资协商。从那时起，建立新账目，规定老板拿工资。从此，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工人当家做了主。

由于余鼎顺瓷号各方面都起带头作用，受到省、市有关方面的重视。市贸易公司成立后，余鼎顺号所产瓷器，全部由其包销。省里也有批示，大意是：余昭华经理经营的余鼎顺瓷号，只能上，不能下，如有困难，银行给予贷款，数目不限，直至该企业到公私合营或国营。从此，贷款得到优惠，不须用瓷器或其他物品作抵押，别的窑户则享受不到这一点。1951年，余昭华被任命为景德镇市副市长。此后，他的社会活动多了，家里的事全由我们管理。同年，以余鼎顺瓷号为核心，联营为民光瓷厂，余任经理。1952年，余昭华打报告，申请公私合营，但未得到批准。

至于余昭华的思想为什么一解放就对党有认识，我想，有这么几点：1.从抗日战争发财时起，他便舍得用钱。余常对家里人说：“会赚钱还得会用钱，只赚不用，钱有何用？”就是对工人也如此，有个做坯工，手艺好，但好赌，常向他借，他也总借给他，有一次连病了几十天，也不辞退，后来那位工人的坯越做越好，从不患毛病。还有一个挑担工人，平常送饭回家，发现路上有坯屑，全部捡回来；做饭也仔细，省米省柴，谁要浪费一点，就是老板娘，他也不顾情面提出批评。到年底，余老板奖他一只金戒指。有一次在绍兴，当场拿出可以买40石米的钱捐献给难民，后来瓷器到了当地，一只碗也没有被偷被抢。2.青峰岭还有一位窑户，名叫陈敬斋，地下党员，离余家不过10米路，由于经常接触，可能早就了解共产党的政策。3.解放时，从解放军干部暂住余家起，到后来领导多次登门，如陈璞如、张任之，崔云树等，使他进一步了解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不是像苏联那样同地主一起打倒，而是赎买政策，逐步走向国有化。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赌博押宝一样，余昭华押到了。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抗拒改造，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