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查”,就是查阶级阵线分不分明;查翻身后忘不忘本;查政权中的队伍纯不纯洁。
查阶级阵线,主要是以土改中划分的成分为基础。使大家明确:复查不是重划阶级成分,更不是升阶级成分;而是有偏即纠,划高者要纠回,真正漏划的也要重划。复查工作开始不久,就碰上这样一个难题:洗马行政村在没有认真交代政策的情况下,就把土改中调入乡政府任文书的凌时雨的全部家财没收进了祠堂,说他家是土改漏划的1户地主,对全乡震动很大。负责该村复查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是土改漏划的地主,说该户有土地数十亩,本人不参加主要劳动,又长年雇有1名长工。
土改后要划地主,是要慎重的。该户土改时以什么根据划的上中农,又是用土改政策的哪一条?在复查时把中农变为地主,这是朋友与敌人的问题,是团结与打击的对象问题。土改时已划定为上中农,复查要划地主,必须调查清楚,对照划分政策界限,认真研究决定。经过调查,情况是:凌某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并在苏维埃政府负责过工作,红军离赣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当时凌某只有几岁,家庭成为一寡一小。凌村是个封建堡垒,不准外姓落户,也不准寡妇改嫁招亲。凌某的母亲为了抚养孤儿,请来一位在该村打长工的鄱阳籍的单身汉子来家种20余亩水田,明为长工,暗结了夫妻。男方虽然暗地有了妻子,但绝不能生育子女,否则就犯了族规,因而只有把凌某当作自己的爱子。凌某从小就叫他为爸爸,从不认为是长工,一直是一家人。况且凌某又是烈士的儿子,划不划地主,主要问题就在一位明长工、暗丈夫的身上。找男方面谈时,他理直气壮地说:“我自进凌家门以后,不是打长工,而是男到女家结成夫妻。西冲是封建大族,我不能说有了老婆,更不能生育子女,我们只好做个暗夫妻,把女方小孩好好抚养长大,将来我老了也有个依靠。”经过认定,凌某家所谓的长工,实际是他的继父,算是主要劳动力。再说死去的革命烈士父亲也可算是劳力,他家是个自耕农,土改时划的成分是正确的。于是,向贫雇农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说明,要按政策办事。接着,敲锣打鼓将没收的财产又原封不动地送回到凌的家中,并郑重宣布凌的成分还是土改时划的上中农,烈属光荣牌又挂了起来,这样,不但凌某本人放下了包袱,安心工作,很多中农也消除了顾虑。
全乡经过认真细致地查阶级,只有大垄行政村的界首自然村查出一户王某某是漏划的地主。土改时由于群众发动不充分,只看账上登记的土地、耕牛、农具,只算雇了劳动力的剥削和他本人还参加一定劳动的账,故划了富农,但新中国成立前三年,他放了大量高利贷尚未查出。青黄不接时,穷人向他借1担稻谷,秋收时就得还两担,一担稻谷放出去比一亩田租谷还要高。还要利滚利,第二年就得还4担,第三年就滚成8担。复查时,农民把受高利贷剥削账都揭发了,故按政策认定该户是漏划地主。查阶级成分,本着可划可不划的坚持不划和多团结一个比少团结一个人好的原则做好面上工作,重点是团结中农。全乡由上中农改为中农2户,中农改为下中农3户,中农改为贫农5户。通过这样过细工作,阶级阵线很明,70%左右的是依靠对象,团结的有20%以上,孤立和打击的对象只有5%左右。(www.xing528.com)
查翻身忘不忘本,是通过忆苦思甜的方式来启发农民的觉悟,使广大贫雇农饮水不忘挖井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通过忆苦思甜,回忆对比,觉悟大有提高。如雇农徐日喜,新中国成立前单身从余干来洪源帮地主打长工一直到解放,土改后有了妻子,分了土地和房屋,耕牛、农具也有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他说:“我翻了身,全靠共产党。土改分了田,我想埋头苦干一番富起来。想想过去,比比现在,我不能忘记党的教导,不仅要自己干,还要领着大家干。”他说到做到,即时酝酿了如何组成互助组,当年冬季,一个七户的互助组就是在他的倡导下产生的。
查政权中的队伍不纯洁,是通过整顿基层组织,纯洁内部,展开对敌斗争。洪源乡最不易短期内解决的问题是加入洪帮的人很多,散布在各个村庄。加入这个组织的人,开始一般都是从江湖义气出发,而多数穷人又均被迫加入。帮会内也有少数人为非作歹,有的当过土匪。为了争取大多数,便开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教育。经过这一教育,凡加入了洪帮的人重新交代了参加的经过,对多数是被迫而没有做过坏事的就当面说明:你们从现在起脱离帮会,做个好农会会员;对为匪一两次,又能彻底与帮会脱离关系的,则向他们说明只要有实际行动,就可申请批准为农会会员,从而把极个别的坏头目揭露了出来。如大垄村有个汪某某,是洪帮的坏头目,土改中被选为村代表主任,经批斗后送去劳改了。经过查队伍,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洗了澡”,能轻装上阵参加运动,有民愤的少数人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广大群众对每个人的情况也一清二楚了,队伍纯了,阵线也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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