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到机关：景德镇文史资料合订本揭秘校园生活的转变

涂世利　项文东

涂世利：

我是1950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的，至今已40个年头了。我由一个五谷不分的青年学生，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逐步成长为一个国家干部，一名共产党员，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虽然时隔40年，但参加革命工作时的情景，以及机关那种紧张而愉快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仍然历历在目。

1950年1月，我在景德镇市立中学读书。市青委驻校干部郎连增同志，奉命在高中同学中动员一部分人参加革命工作。己有几位同学于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上旬陆续离校，分别到市政府民政科、劳动科等单位工作去了。当他们穿着新发的制服到学校来玩时，我们都很羡慕，钦佩他们思想进步快。不久，郎连增同志找我谈话。记得谈话的大意是：我们景德镇解放已八、九个月了，当前地方政府面临着繁重的任务，既要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又要医治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战争创伤，各项工作正在迅速展开。而随军南下来的干部很少，远远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现决定从学生中吸收一部分干部。你们是革命青年，应当投身革命，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等等。那时，我才16岁，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又是学生会的干部，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青年，自然不甘落后，便很快欣然同意了。期末考试一结束（记得是1月23日），郎连增同志便找我说：经过组织审查，决定吸收你参加革命工作，明天就去市政府报到，他说，这一次吸收的一共三个人，除你外，还有项文东和程维然。

1月24日，我们三个人拿着郎连增同志写的一张介绍信，先到市政府社会科（或叫民政科）报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挎着小手枪，长得很秀气的青年干部。他就是当时管理人事的王德科同志。经过简短问话后，便给每人发了一张油印表格，当场填好后，就办完了报到手续。我和程维然被分配到财政科，项文东分到民政科。

王德科同志将我和程维然带到财政科，一进办公室的门就说：“吴科长，给你增加两个干部，都是市立中学的学生。”吴科长和我们热烈握手，嘴里不停地说：“欢迎！欢迎！”这位吴科长，名叫吴兆繁，30开外的年纪，穿一身灰布旧军衣，身材魁梧，腮帮上长满了胡须。看得出，他是一位久经锻炼的老干部。他示意我们坐下，问了一些情况。在问话中他讲了一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和应当遵守的制度等。然后将我分到会计股，程维然分到公产股。

财政科会计股，一共5个人，股长武光祖同志是南下干部，我去后便是6个人了。原来5人中，罗来麟和王文珍（已故）也是从青年学生中吸收的，比我早到几个月。我早就认识王文珍同志，她是静山中学的学生，篮球打得好，是校队的队员。我去后，她俨然以大姐身居，快人快语，当天就带我到秘书室总务股，领了一套蓝棉制服，一顶夏布蚊帐，以及布鞋布袜等供给品。我领的棉制服尽管是小号的，但还是嫌长了一些，当天晚上拿回家，经我嫂嫂“加工”后才穿上……就这样，从1950年1月24日起，我便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一天，我由学生转变为国家干部，是我人生转折的一天，也是值得我永远记忆的一天和珍惜的一天。

财政科在市政府院内。市政府各科室总共有七、八十个人。过的是半军事生活，比较紧张。干部都在机关吃住，执行统一作息时间。天亮打钟起床，集合早操，参加政治学匀。晚上开会、学习或唱歌。熄灯钟一打，就得就寝。上班时要点名，外出工作时要在“留言栏”中写明去处。下班后，要写工作日志。星期六晚上放假，已婚同志可回家过“礼拜六”，未婚同志须返回机关住宿，不准在外过夜。星期天上午到河西机关农场劳动，下午才有半天休息。生活上也比较艰苦，我们都是吃“大灶”的，固定8个人编一桌，早餐吃稀饭，一盘菜。中、晚餐吃干饭，两盘菜一钵汤。病号，则由炊事班另做面条。我们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同志，除定期发给衣服、鞋袜以及牙刷、牙粉、肥皂等日用品以外，每月发给少量津贴费。大概到1950年夏季末，供给制改为“小包干”，每人每月才可领到包干费3万元（旧币，即3元钱）。待遇虽然较低，但与当时广大农民以及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来比，还是很不错的。更重要的是，当时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大家都一样，都不计较。共同心愿是，盼望全国尽快解放，尽快进行土地改革等。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没有生活负担，单纯热情，一心一意干革命，比学习，比工作，比劳动，积极争取进步，都有一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不仅不觉得艰苦，反而觉得很愉快。

由于我是学生出身，从来没有沾过“会计”的边，所以不仅不会做，而且还听不懂。但那时革命大家庭有无限温暖，同志们都团结友爱，全科同志都主动教我，尤其是那两位老会计。他们教我练写阿拉伯数字，每天写满一张纸；教我打算盘，从“一上一，二上二”学起，一直学到“大小九规”；教我填制会计凭证和记账规则，还弄来一本很旧的“官厅簿记”，教我复式记账，借贷原理等。所以那时，别人上班都做工作，我上班就是跟着老会计学习。经过三四个月的“徒弟”生活，才分配我做供给会计。今天回忆起来，我之所以成为一名会计工作者，并逐步成长为一名高级会计师，我要衷心感谢的人，首先就是当时财政科的全体同志，他们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那时，机关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每逢开大会，都要整队入场，互相拉歌。“市委会，来一个！”“市政府，来一个！”此起彼伏，非常热烈。这个唱歌，现在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但当时可起作用啦！我们这些年轻人，唯恐本单位唱输了，不光彩。所以每逢拉歌时，都听从指挥，放开喉咙高唱，唱得热血沸腾，精神振奋，无形中增强了一种集体主义精神。机关还经常举行篮球比赛、游戏活动等。这些都是利用晚饭后那一段时间进行的。

对于政治学习，抓得很紧，特别强调联系实际。我到机关初期，正在学习《社会发展简史》。通过学习，明确了从猿到人和“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所以在星期日的义务劳动中，我们这些青年人，特别卖力气，不怕脏，不怕累，锄草、车水、挑大粪样样都干，目的是为了增强“劳动观点”。1950年秋，学习《延安整风》文献和《论忠诚与老实》，便在“整干”运动中把自己的出身、历史、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以及年龄学历等等，在会上讲得一清二楚，毫不隐瞒。当时的政治学习有“三个经常”，即经常听报告、经常发学习材料、经常举行学习考试。省委宣传部编印的《干部学习材料》，每人发一本，每个月都有一、二期。对考试成绩优良的奖给一、二块肥皂。机关从上到下，学习气氛很浓，列宁说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几乎成了每一个人的座右铭。(www.xing528.com)

当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广泛，尤其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得很活跃。每个单位都有两个“园地”，一个是“学习园地”，那是贴学习问答，学习心得的。另一个是“批评与表扬”专栏，出现了好人好事，立即有人在园地里表扬。迟到早退，违反制度，思想“抛锚”等等，也立即有人批评。每个月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全体干部，包括市长、科长，以及炊事员、通讯员、警卫员统统参加，面对面提意见。那时的青年团，确实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每个星期都要过一次团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记得1951年春季，我思想曾一度“抛锚”，觉得这样干下去个人没有什么前途，就想去报考大学。我这一思想刚一流露，团支部开会时就开展尖锐批评。有的说，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坚定，世界观有问题；有的人甚至乱扣帽子，说这是企图“开小差”，脱离革命等等。我闹不通，表现出不服的情绪。不久，吴科长便找我谈心，细心开导，指出要求上大学并没有错，在革命队伍中经常有学习机会的，但你的动机是考虑个人前途，这就是一种患得患失的表现。这一下戳到了我的思想深处，我才慢慢地放弃了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在党组织安排下，我三次上党校，两次学习业务，吴科长当年说的完全得到实现。

我们是政府机关，经常要抽人下去搞中心工作。那一、两年中，我也搞了不少中心工作。1950年5月间，我到郊区里村童街搞过减租减息；1950年冬至1951年春，我在鸣山参加了土地改革；1951年冬又抽去搞镇压反革命等等。这些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对每一个青年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它能使青年干部经风雨，见世面，学会做群众工作，增强阶级观念和群众观念。这种培养锻炼干部的好方法，直到今天，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回顾往事，我时时处处都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是党给了我政治生命，给了我智慧，给了我一切。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我要永远跟着党走，继续努力学习，不遗余力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到底！

项文东：

1949年4月，天翼中学宣布放假。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南下，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匆匆逃跑，他们经过里村，沿途枪杀和拉伕。我班有一位同学被拉去，听说在乐平被国民党军打死了。这件事在里村震动很大，大家对国民党军恨之入骨。4月29日，解放军路过里村向南安方向挺进，当时我正在村头摘桑叶，只见他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唱着雄壮的《打得好》等歌曲，纪律非常严明，没有一个擅自离队的。休息时，他们也不进老百姓家要茶水，不占民房，态度和蔼，彬彬有礼。这与前国民党军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解放军的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内心敬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护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我大弟在里村乡政府工作，他回家总是对我们讲革命故事，讲共产党的政策好。一个月后，我大弟参军了，并随部队南下，在大弟的影响下，我开始有了参加革命工作的念头。

9月1日，学校开学了。原天翼中学改名为市立中学。我继续在市立中学读高三。这学期中，市青联派了郎连增同志驻校做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给我们学生讲革命故事，传播革命思想，希望我们青年学生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在党的教育和郎连增同志的启发下，我决心参加革命工作。

1950年1月，由郎连增同志介绍，我和程维然、涂世利三人，同一批参加了革命工作。我们第一天走进市人民政府工作时，接待我们的是张任之市长。他给我们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并鼓励我们要好好工作。我们三人被分到三个不同的科室，我被分到民政科搞人事工作。

我在民政科工作将近一年。在我堂兄的影响下，我想搞教育工作（当时我堂兄项振东任市教育科科长）。他也同意我的要求。于是，1950年7月，我参加了暑期教师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我被调到第七小学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作者简介]涂世利，男，1938年生，南昌人。项文东，女，1932年生，景德镇人。二人皆为天翼中学高中部学生，同于1950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涂世利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项文东现任珠山区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