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振家
1949年9月，二野的同志奉命西进。为了接替二野同志的工作，我随四野的部分同志来到了浮梁五区经公桥。同来的有区委书记孙忠信，区长丁廷栋等同志。到达经公桥时，正是收割一季稻的时候，路旁的稻草捆横七竖八。
经公桥是浮北的一个重镇，与安徽毗连，二野解放了浮梁县后，便将第五区的区政府设在这里。五区辖四个乡，即桃墅乡（设在桃墅村）、乐农乡（设在储田村）、新政乡（设在勒功街）、全民乡（设在经公桥）。这一带，山多林密，常有土匪出没，历来是个多事之地。
据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浮梁县政府曾经收编过这里的土匪。收编后，这些土匪就成了浮梁县保安警察大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名张鸿泰。至解放前夕，特务王起任浮北区区长时，他又另外组建了一个武装的区中队，其成员除了王起手下的喽啰外，张鸿泰也支援了一部分人枪，区中队的队长就是由张鸿泰手下的一个分队长担任的。他名叫张宝元，外号称张老小。1949年4月解放浮梁县时，张鸿泰等4个县属的保安中队曾向我军投诚，但张鸿泰见捞不到一官半职，又瞬即变卦，偷偷地率领几个亲信连夜逃走，继续重操他的土匪旧业去了。5月初，二野南下干部大队的部分同志接管了浮梁县，不久在经公桥设立了第五区。为了剿匪反霸，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根据上级指示，我五区也组建了一个区中队，并按所辖的四个乡各设了一个分队。由于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在组建区中队和四个乡分队时，主要是依靠当地的旧乡干提名，因而混进了不少旧军人，其中有些是张鸿泰和王起的人。加上二野的同志迅速奉命西进，来不及发动群众和清理队伍，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我们四野同志的身上。
二野西进后，为了加强区中队的领导，县大队派了一位中共党员周琏同志来担任区中队的指导员。周琏同志，是在我们接管五区一周后到达的。他是山东省泰安县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长长的脸庞。为了掌握这个中队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先在经公桥住了几天。通过初步调查，他了解到这个中队的成分十分复杂，可以说基本上是由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组成的。接着，他决定先去桃墅，同中队人员进行具体接触。
桃墅，在经公桥的最北端，相距30余里。有人提醒他：去桃墅要当心，那个中队多是惯匪，匪性难改，他们时时想归山，弄不好，会送命的。周琏同志听后想：个人的安危事小，全区的安宁事大，一定要设法稳住他们，否则后患无穷。第五天，他告别了同志们，登程去了桃墅。临行前，他拔出了一支钢笔，将它赠给了张祥云同志。在经公桥的那几天，他就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当地年轻干部张祥云同志住在一个房间。那时候，钢笔还是一件稀罕物，别说在农村少见，就是在县城，有钢笔的人也不多。接过这支钢笔，张祥云同志激动不已，因为，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了钢笔。他深深感到，周琏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仅仅几晚的同宿和谈心，就把他张祥云当成挚友了。望着周琏去桃墅的身影，张祥云不由得为周琏同志的安全担起心来。他深知，此去桃墅，周琏同志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呵！
周琏去桃墅后数天，县大队决定将区中队调到经公桥来集训和整编，命令是由县大队的副队长黄茂金同志通过经公桥邮政局的电话发出的。第二天（农历八月十四日）一早，周琏即随同驻在桃墅的中队官兵向经公桥进发。
当桃墅中队得知去经公桥整训的消息后，一场叛逃的阴谋便在酝酿。有的人对这次整训存有戒心。他们获悉，四野的人马一到景德镇，就把特务王起抓起来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祥之兆。有的人对国民党还存在幻想，相信蒋军兵败如山倒是一种战略退却，不久还会打回来的。有的人还留恋土匪生活，打家劫寨，占山为王，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忧。不过，他们感到棘手的是，这个中队不全是他们的人。尤其是新来的指导员周琏，平易近人，体贴下士，很会做思想工作，一来就把朱排长拉过去了。而且他出身行伍，颇有实战经验，是个很难对付的人，要想此举成功，非把这颗硬钉子拔掉不可。途经界牌岭和葫芦背时，有的人想动手，因发现某些不利因素，先后两次都未敢妄动。
忽有一位士兵小李身体不适，开始时头痛，继而乍寒乍热，发病很急，步履艰难。周琏见状，急忙上前讯问。但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军中又无医无药，周琏只得将其行军包和枪支卸下来，背在自己身上，用手搀扶小李前进。
约莫上午10时许，中队到达了撞源港村。有两条源流在这里相合，一条来自桃墅店，另一条来自安徽的白泥塘。两条源流汇成一条大的水流，似有两龙相撞之势，所以，前人就给这个村取名“撞源港”。撞源港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几十户人家，农舍傍水东西而筑，形成了一条狭长的村街。街上铺着青青的石板，农舍大多掩闭，晴空的阳光斜照着一边的屋檐，使得村街一明一暗，显得异常寂静。
中队是沿着来自桃墅的那条源流，自北而南地开拔，又自西而东地进村的。行至街中时，病号呻吟得越厉害了，周琏即推开一家农户的门，将小李扶入，并请求寻找一个郎中，来给小李治病。这家农户主人姓计（即今计再喜的家），少顷，计母请来一个农妇吴廷菊。吴氏略知医术，望闻问切一通，且见小李胸前出现红点，即断定小李患的是羊毛疔。她说，要赶快准备清水洗擦，用针挑破胸前皮下的羊毛状物，病人方能得救，否则性命难保。周琏一听，感到救人十分火急，因见计家厅堂有一货柜，柜面如床，迅即同朱排长一起，将小李扶到柜上躺下，并忙着帮小李解衣，宽带，好让吴氏行针……
就在周琏同志忙着抢救小李时，罪恶之手偷偷地在村街的东头架起了机枪，枪口封锁着狭长的村街。紧接着，几个持枪的叛匪装着关心病号的样子，上前堵住了计家的大门，并乘机朝着周琏同志的背部发射了数颗罪恶的子弹。周琏同志一心救人，防不胜防，鲜血洒了一地。
通讯员齐祥生，这个入伍不久的婺源青年，正端着一盆清水从厨房出来，也被叛匪击伤。他忍痛还击，从厅堂追出门外，终因寡不敌众，出门不远，即中弹身亡。(www.xing528.com)
朱排长躲过了叛匪的子弹，迅即开枪还击。他也追出了门外，见叛匪在东头封锁着村街，便闪进了对面的一条侧弄。不料这条侧弄，却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弄，只有一条下水横道沿着屋背向东延伸，上面盖着石板，里面深不可测。朱排长也来不及细想，立即将身子探了进去。这时，几个叛匪像恶狼一般扑过来，对着朱排长尚未探进的下体开了几枪。也是朱排长命不当绝，叛匪见朱排长一动不动，以为一命呜呼，便得意地离去了。
叛匪不敢久留，一个个端着枪，猫着腰，排着一路纵队，拉开一定距离，慌慌张张地跑出村子，战战兢兢地穿过菜地，踉踉跄跄地淌过小河，跌跌撞撞地爬上对岸，最后沿着一条小路，朝着安徽白泥塘的方向，鬼鬼祟祟地钻进了深山密林之中。
有一些正在劳作的农民看见了他们。他们鼠头鼠脑地瞪了瞪农民，见农民无动武的迹象，也就不理不睬，只顾逃命了。叛匪由于逃得仓皇，还丢下了两条长枪没有带走。
叛匪出村后，撞源港的村民如梦初醒，从四面八方跑来。大家惊愕、质疑，见者谈所见，闻者言所闻，全村闹闹嚷嚷，哪哪喳喳，就像煮开了一锅粥。大家愤怒，咒骂，切齿，咬牙，恨不得将叛匪撕成百块！
朱排长从血泊中爬了起来，村民赶紧将他扶起，包扎，听候他的吩咐。他要求村民将他抬回区里，说明情况，免得日后村民受连累。村民立即扛来一张竹床，推出四个年轻壮汉，将朱排长抬往经公桥区里。
行至小港时，遇上了区里的人马。他们是获悉了周琏同志遇害的消息后，特地前来接应的。那时，区村不通电话，区里怎知周琏同志遇害呢？原来，在叛匪击中周琏时，那位病号小李翻身下柜，迅速从后门跑了出去。他连胸肌上的那一枚挑羊毛疔的针也顾不上拔掉，竭尽全力，竟一气跑了10余里，终于跑回了区政府。于是，区政府立即调集人马，向撞源港进发。朱排长向来人简述了事件经过，说明是中队内部叛逃，与撞源港人无关，这样，接应部队方礼谢村民，将朱排长抬回了区里。
下午5时左右，设在里村的独立团团部的电话铃声急急地响了。方哲夫同志拿起了话筒一听，是县大队的黄茂金副队长从经公桥打来的。他用带哭的声音报告了桃墅中队叛逃、周琏同志遇害的情况。方哲夫感到事情严重，立即向团长许荣柏、副团长蔡振帮、政委王学惠做了汇报。
当晚8时许，遵照团领导的命令，方哲夫带了三个侦察员，连夜去经公桥侦察。他们步行了一晚，于第二天凌晨赶到了经公桥。当天下午，独立团的一个连也开到了经公桥。在经公桥，市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倪南山同志召集了会议，亲自部署了剿匪工作，经过连续的搜索和追捕，终将这股叛匪彻底剿除。
40年过去了，周琏同志的墓依然立在经公桥北端的山头上。他与通讯员齐祥生同志合葬在一起，墓碑上镌刻着他俩的名字。今天，坟墓上长满了青草，墓碑上的字迹因风雨的侵蚀也有些模糊了。但是，每当清明时节，便有一队队的
少年儿童，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在园丁教师们的带领下，登上巍巍的山头，献上洁白的花圈，伫立在墓前默哀……
附言：为写本文，市人大副主任方哲夫、市政府副秘书长张祥云，以及当地的老农和乡干计福安、计辉祥、计再喜、杨有道等同志，帮助回忆了往事，在此一并致谢。 （石奎济整理）
[作者简介]卢振家，男，1927年生，黑龙江省人。1949年9月，随四野南下干部大队到浮梁县工作，任第五区区委副书记。1988年离休，离休前任市政协副主席。现任市政协老委员联谊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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