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文史资料合订本：李梓山中队投降经过与武器清查

李如川　姚桂荣

我原在山东省成武县八区工作。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我和爱人姚桂荣同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被抽调随二野五兵团南下。我们被编在三大队五中队，也就是康文惠同志这个中队。在胜利渡过长江以后，经过几天行军，于1949年5月初，进驻景德镇。不久，地委、县委的领导都忙于研究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中队的领导决定抽一部分同志，组织临时工作队，下乡宣传党对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和筹集粮食的工作。当时，我被抽到臧湾乡工作队，参加这个工作队的有我、刘大蒿（后来任县民政科长）、张恒臣（后来任县秘书科长）、宋骤富（是我的通讯员），另外还有两三位同志（现在记不起了）。我们于早上七八点钟出发，沿景德镇至臧湾的一条小河的小路前进，沿途看到老百姓在欢快地忙于打田插秧，他们都以钦佩的目光观看我们身穿军装的解放军。到11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臧湾乡所属的西边一个保，找到了当地的保长。我们向他宣传了形势和来意，然后，保长看到已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即派我们到老百姓家去吃饭。吃中饭时，保长急急忙忙地走进来向我们报告说：“从东南方向来了一个人，还带有武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都处于戒备状态，准备战斗。我当即离开吃饭桌走出门外，随后宋骤富等同志也都走出门外。在来人快要接近我们的时候，我看到他身穿一身黑色的便服，身材细高，面色黑里透红，非常健壮。因天热，加上走路的关系，他的外衣扣子未扣，敞着怀，我就看到他身上带有一支老式“三八手枪”。因为枪没有在手里拿着，从表情上看也无敌意，我们都放下心来。他也看到我们六七个人都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他便接近我们，开始询问我们。我即将我们部队番号和景德镇解放的情况和下乡的来意告诉了他。然后他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姓名（因初解放，乍见面，语言不太通，时间久了，姓名也记不起来了）。他讲：他是倪南山领导的在婺源县一带活动的游击队，派他来的任务是同解放军联系的。因为浮梁县有一个保警中队约200人驻在瑶里乡，队长名李梓山（外号李老虎），想投降中国人民解放军，找不到接头的人，因此想请解放军派人接受他的投降。我问他：你们游击队为什么不去接受他的投降呢？这个同志讲：他们游击队经常与李梓山打仗，李梓山捉到游击队的人，不枪毙，就是活埋；而游击队对李梓山他们也不客气，捉住他们也是枪毙。因此结下深仇大恨。为此李梓山提出条件，要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所以游击队才派他来向解放军报告。当时，他讲的情况无法证实，而且，他本人的身份也不明，我进一步问他：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呢？他讲是听到在对面的山背后搞生产的老百姓讲的，他们才知道的，他再三要求我们去接受李梓山的投降。在他要走时，我们对他说：我们一定研究派人去。他听了以后，即告别我们，仍沿他来的路返回去了。

在他走了以后，我们工作队做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一、来人确系游击队的同志。因为我们知道对面不远的地方属江西省婺源县，那里确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没有被消灭的也狼狈逃窜溃不成军，何况敌人的杂牌部队。李梓山一定是丧魂落魄，走投无路，才想投降解放军。三、只要我们对他们宣传党对敌伪人员的政策，接受这部分人的投降是完全可能的。经过分析研究，大家认为可以派代表与敌人联系，但是又提出一个问题，派谁去呢？大家都面面相觑，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沉默一时。在这种情况下我站出来说：“我去。”主要是我的条件优越于他们：一、我有一块南下的通讯员宋骤富同志。南下前，他是山东省成武县八区区中队的机枪射手，有一定的作战经验，而且和我在一块战斗多年。二、我比他们那几位同志稍微年轻一点（当时我24岁）。三、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抗日战争中，我在日本鬼子统治区里打过游击；解放战争中，我任过正规军中的连长、指导员，曾参加过比较大型的战役。后来我任山东省成武县八区区长的时候，和国民党的正规军和老牌部队作战打游击是出了名的。我征求了宋骤富同志的意见，他也表示愿去。我们俩表态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并再三要我们注意安全，听候我们的佳音。

这时已是下午1点钟的时候。我和宋骤富同志离开了大家，沿着通往臧湾乡、天保乡、东埠乡的石板小道前进。到下午4时左右，到达了瑶里乡的所在地街上。我们所走过的地方都是平静的，只看到农民忙于生产。我们到瑶里街头时也没有看到敌人的岗哨，只是在街的北头，遇到一位40多岁的街民。我们问了他敌人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这里原来驻有二三百人，但是大军一过江，景德镇一解放，那些人吓破了胆，有的开小差，有的拖枪逃跑了，现在驻在这里的大概还有一百多人，都在躲起来睡觉。他还用手指着街中间一户地主家的大门说：他们的头（指李梓山）就住在那家。我和宋骤富同志按他指的方向，迅速进入了那家。我们一进院内，一眼就看到了一位身材中等、体型肥胖的人睡在一张用竹子做的凉床上，枕头边还放着一支左轮手枪。我急走几步，将他的枪拿了，并将那人叫醒。他睁眼一看我们两个都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手里拿着枪，而他的枪也在我们手里的时候，便毫无反抗地马上坐起来，穿上外衣。在他穿衣服的过程中，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任何职务，现驻在这里共有多少人。他说他叫李梓山，任这个中队的队长，原有二百多人，听解放军解放了景德镇，有的害怕逃走了，现驻在街上只有一百多人。这时，他才请我们坐下。接着他说：“我们在这里驻了好几天了，想找解放军投降，但不知到哪里去找。现在，你们解放军来了，我们欢迎，我们愿意投降。”我问他：“离这里不远有游击队，为什么不找他们呢？”李梓山低下头默不作声，证实了那位游击队同志讲的情况是真实的。接着，我们讲了全国的战斗形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敌伪人员的政策后，他即站起来深深鞠了一个躬，再一次表示说“愿意投降”。当时，我们命令他将所属部队马上集合，他表示同意，随我一起走出了驻地，来到了街中间一块空地上，叫他弟兄吹起了集合的口哨。不到20分钟的时间，他的兵都集合起来了。那些兵一个个都脱了军装，换了便衣耷拉着头，斜扛着枪，有气无力地排着队。经过点名，也只剩下一百一十人。经过清查，武器计有左轮手枪1支，马克新轻重机枪1挺，步枪140多支（为什么人少枪多呢，有的兵逃跑了，枪没有带走），子弹、手榴弹一部分（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详细清点）。李梓山站在队前，也没有问我们姓什么，就向他的兵介绍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派来的代表，来接受我们投降的，希望弟兄们听从指挥等，然后将头一低，再没讲什么了。随后，我向站在面前的敌人讲了全国解放战斗的大好形势，讲了《约法八章》对敌伪人员的政策，放下武器，既往不咎，愿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我们欢迎，不愿参加的自便，属于外地人员愿意返家的，我们发给路费等。我讲完话后，即听见其中有人喊：“我们愿意投降。”我当即喊了：“立正，枪放下，向前五步走！”这些人便乖乖地放下了武器，在指定的地方就地而坐。然后，宋骤富同志将每支枪栓抽下来，将子弹枪栓和手榴弹放一条船上，将每个兵的枪身放到原处。我和宋骤富同志上了船，将机枪架在船头上。我叫李梓山带着他的兵走在前面，他的兵扛着自己的衣物和枪身随后。我和宋骤富同志坐船走水路，李梓山和他的兵沿着河边小路向景德镇前进。到下午7点多钟，我们到了臧湾乡，休息了片刻，吃了一顿晚饭后继续向景德镇前进。10时左右，到达了景德镇，找到了景德镇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黄友若同志（在行军中都喊他黄参谋长）。我向他汇报了李梓山投降的情况，黄友若同志听后非常高兴，说：“你立了一大功，一定通报表扬你，回去好好休息。”我又将李梓山叫去见黄友若同志，黄友若叫人安排李梓山和他的部下吃住。在我临走向黄友若告别时，黄友若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即提出：“南下前，我在山东省（那时称湖西区）成武县八区任区长，这次可能分配我到区里去工作。我要求给一部分步枪和这次带来的那挺机枪。”黄友若同志说：“机枪不能给。因为部队不可能分到区里去，另外区里人还少，就是新扩的区中队也不一定可靠。只能先给12支步枪，机枪的事以后再说。”然后，我和宋骤富挑选了12支步枪和一部分子弹，回到县委会去了（那时县委会仍驻在景德镇市内）。一路上，我和宋骤富同志因完成了一项任务非常高兴。我说：“今晚下馆子，我请客！”我还邀了李德风、谭修海同志参加，四个人饱餐了一顿，用去了一块大洋。(www.xing528.com)

在景德镇休息了两天，县里宣布我任浮梁二区区长。二区以东埠乡作为区政府的所在地。去东埠乡时，我到了一区里仁乡，我爱人姚桂荣同志在那里，她也是临时抽下去的。事隔一个月左右，区里接到通知，要李梓山进敌伪人员学习班学习。7月中旬，我们快要西进的时候，我在东埠去臧湾的路上又遇到了李梓山。他说他学习结束了，在学习中得到政府的优待，感谢政府对他的宽大，以前有罪于人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将功赎罪等。不久，我们随军西进了，李梓山如何不得而知。由于接受了李梓山的投降，解除了浮梁县东部的隐患，我在二区工作期间，从来没有发生敌人的捣乱，社会秩序一直很好。无疑，为以后浮东一带的土地改革、社会安定和生产建设打下了基础。

[作者简介]李如川，男，1925年生。姚桂荣，女，1931年生。他俩同是山东金县人。1949年5月，随二野南下干部大队一同进驻浮梁县，李如川任二区区长。1949年9月，又一同西进贵州，现均离休。离休前，李如川任中共贵州省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姚桂荣任贵州省科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