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武装起义，行动暗号下景德镇去

自社会山面晤党的负责人后，往来情报和油印传单《黄山报》等，都是由汪振丰（土佬）、张老六（满聚）传递的，交接点约定在长岭亭。这是一个野外高山岗上的空亭，四面荆棘丛生，过往人不多，瑶里和长岭两头来人，在50米外便能看见，取放信件安全。在此能鸟瞰全瑶里的一切，我随时可去那里交转和取阅。

我除照常带队搞野外演习外，着重以友谊情分与独立营三连的方指导员（文化教员）和邹副连长、郑排长等加强交往，探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推心置腹地谈论国家大事。到后来，我除大胆地把《黄山报》和传单转交给他们私下传看外，我还在电话里两次约东埠中队长彭培生来铁炉里讨论起义问题。彭培生说，他三个分队长中，朱宗美是跟李梓山转的。天宝堂分队有困难。全队半数以上人枪可以掌握。我们把起义行动的暗号，规定为“下景德镇去”。

邹副连长和郑排长，对起义后的顾虑很大，怕起义后支持不住，会吃亏，认为形势发展不会那么快。我苦口婆心提醒他们：如等到树倒猢狲散，那就悔之莫及了。最后，他们只答应：如反攻瑶里时，保证一枪不打，开门迎接。这使我大失所望，悲叹这些人目光太短。

这时，景德镇的情况有了变动，乐平人许鹄当了专员，章浩若为新任县长。这样，下面人马都要更动。对我怀有刻骨之恨的“国大代表”吴达中，就迫不及待地串通李梓山、张振英等，说：“新县长上任后，我头一张牌要打的就是张剑超！他持枪与我作对，先派兵抓我，后强杀了我家的猪，处处与我瑶里人作对，听说他有通匪之嫌……”他不知张振英是我党地下人员。后来我在休宁流口见到张振英时，他才对我谈起这件事。

半月之后，就听说新县长已委派张高元来当瑶里队长了。看来已是时不我待。我即把胡兴发、王久发调进中队部，好枪亦收到中心碉堡，并动员爱人即回娘家去分娩，准备尽快起义。独立营三连的邹、郑二人还是彷徨不定。我放在乡公所的那位分队长黄××也不想走。住寺前的分队长毕云长是不可靠的。我住罗坑的那个班，则令他们从小坞里到长岭金村等待。临走前，我用电话给东埠彭培生“下镇”二字的暗号示意出动，他说：“你家镇上有事，希马上走！”我诧异，敌人真下毒手吗？是夜10点钟，我领着王久发这个分队和胡兴发这个班，经长岭至江家下，到海螺坞，意在等待罗坑那个班到来，但等到天亮后，仍不见人来。(www.xing528.com)

天亮后，我带着他们到了社会山，我即写信告知郁达仁同志。在社会山吃了早饭，我令他们休息睡一觉。土佬同志同我一起到了棕里，王×培指导员带了两个排来迎接我们。翻了一座高山到了新胡村，郁达仁、姚沉、王克祁、张可钦等，为我们杀了猪，办了好几桌酒饭欢迎我们，并开了欢迎会。

第二天，我随郁达仁同志，经老榨里、拜堂石、右龙、源口到达婺源内诗村，谒见了熊兆仁司令员、余华政委。还见到参谋长赵×，他是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来的，谈起来才知他原是四方面军的四川人。我向他汇报了一下浮东地区的敌情，也略讲了我的一些革命经历。第三天，仍从原路回到祁门的阊头村。郁达仁同志说：“组织安排你担任祁门县人民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和政委都是郁达仁同志兼任。王久发在警卫连任排长，胡兴发任副排长。多么不容易呵，我终于回到了党的身边，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

1949年4月16日，中共皖浙赣工委在古坦开会。我谒见到支队司令员倪南山、政委杨明，休宁县委陶刚、婺源县委洪海涛和祁门县委郁达仁等都与会。熊兆仁、余华二首长直接主持工委的工作。余华首长同洪海涛同志对我说：“张剑超同志调司令部搞参谋科长，他对浮东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可和吴启若同志带赣西区警备队去石灰山、长溪开展工作。”这时，在收音机里已听到新华社的广播：“国共和谈议订的8条24款，如南京当局在4月20日以前仍不签字的话，我百万大军即刻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听到这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斗争的健儿们无不欢欣鼓舞，喜笑颜开！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奔走相告：“我们江北大军要过江了！”“顽固派完蛋了！”有的说：“渡江是军事秘密，怎能公开说4月21日呢？”另有人说：“我军力量强大，公开下战书怕什么？国民党在和谈桌上骗人，不接受教训，就打！还给他定个时间，这样，他们才知道人民军队的铁拳厉害呢！”

于是，古坦会议又增加了一个紧急的新内容，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配合大军渡江。首在把根据地周围敌情和可能出现的动态，做了具体分析，并把皖浙赣支队主力部队移到徽、屯周围，提早解放屯溪。另一方面，安排根据地人民群众为大军作支前工作，筹粮备柴，组织担架等。婺源不少乡还为大军做布鞋、编草鞋等。大家有分热，发分光，决心为南下大军献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