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期四天的乡长回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张观福口述　周邦德整理

回想起自己4天“乡长”的历史，真是不堪回首。

新中国成立前夕，原江西省浮梁县分为浮东、浮北两个区，浮北公所设在经公桥，浮东区公所设在东埠街上。这里既有浮东区公所，又有东埠乡公所，两个公所分驻在王家祠堂和方家祠堂里，相距约半华里。另外，县保安团的一个中队也驻防在东埠。1949年4月26日至29日，我就在这当了4天临时（也可称最后）的东埠乡乡长。

我祖籍乐平，寄籍浮梁，就读于浮梁县陶瓷职工学校。但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那时想做官或找一份工作，就得吹牛拍马，请客送礼。而官僚富豪之间，又是互相倾轧、排挤，争权夺利非常激烈。当时在东埠乡内，就有所谓“朱帮”“冯帮”两大派系。“朱帮”以县参议员朱秉清为首，他纠集了一些地主、官僚、绅士，如曹国模、吴祥瑞、朱昌光、冯正东等，“冯帮”以区中心小学校长冯希亮为首，他也网罗了一些在当地的权势人物，如朱赞武、李维本等。两帮明争暗斗，力图霸位。那时“朱帮”势力强大，把“冯帮”挤垮了。但不管谁强谁弱，帮的人对一般的百姓都是横行霸道的。当时在东埠，要不靠附哪一帮，那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1948年下半年，我听说新来浮东区当区长的夏剑秋是乐平人，我便找同乡与他接触，并在1949年正月间，请夏剑秋一家吃饭。以后经常接触，我求他帮我找一份工作。夏剑秋告诉我：“现在任五区专署的专员许鹄也是乐平人，你准备几十块钱，我代你请客。”大约是3月间，夏剑秋到县府去开会，叫我随他同去景德镇，指教我以乐平、浮梁同乡会的名义，由他代请专员许鹄、县长章浩若喝酒。几天后，许鹄叫我暂留在县府，找县长章浩若联系。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夏剑秋来电，要我赶紧回东埠去。4月23日，我从景德镇赶回了东埠。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你这时候怎么还回来，外头都传说婺源的红军游击队要打过来了，吓得人家晚上睡觉都不安宁。我又到外面去打听，街坊村民都说婺源的游击队打到瑶里来了，县保安团的中队长张剑超带着士兵起义投诚了。人心惶惶，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在山沟里，听不到任何消息，不像现在有广播、电视，根本不知道全国的形势，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也不知道来龙去脉。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许多现象，也确实是国民党腐败，要垮台的兆头。一是赋税越征越多，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田，交掉县里的田赋和田租粮，就所剩无几了。二是抓壮丁的越来越多，一些地主、官僚也趁这个机会，把平时对他们的不满，有隔阂的人，统统点去当兵。征兵的条件越来越低，见人就要，有一个叫李金财的人（此人现仍在东埠，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一只眼睛不方便，住在东埠的庙里，与母亲一起讨饭为生，那些征兵的人，也不管他眼睛好使不好使，强行拿去充数。三是自1948年下半年以来，以前活动在婺源的黄山游击队，也经常到浮东这边来了。有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我至今未忘。

那是1949年正月初的一天。我因没工作，就经常在街上闲逛，这一天逛到街上，碰到二十多个青年，头扎白巾，身穿朴素的衣服，脚穿草鞋，有的人手上还提着扁担和麻袋。看他们来的方向，是从婺源石灰山下来的。有一个领头模样的人客气地问我：“东埠街上哪儿有大米卖？”我告诉他：“现在大米非常紧张，很难买到。”这些人分头在街上找了一圈后，又找到我说：“确实买不到大米，请你帮忙借给我们40斤米吧，中午在你家里搭餐伙。”我和母亲看到他们实在困难，就借给他们40斤米，让他在我家里弄饭吃。他们临走时，说了很多感谢我们的话，还打了一张40斤大米的借条，领头的人告诉我要保存好。在他们的要求下，我还把他们送出了村。因为当时风声紧，东埠街上的县保安团中队到处设了哨卡，外面的人进来容易出去难。我骗哨卡上的士兵说：“这些人是我家的亲戚，来买米没买到。”我边递烟边递零食，边讲好话。就这样，我顺利地把他们送出了村。分手时，那位领头人对我说，“我们是黄山支队的，腰上部带着手枪，感谢你帮了我们的忙，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再三嘱咐我把借条保存好，又记上我的名字，我当时一心想找工作，这件事就没太放在心上，直到1951年重新提到这件事，这是后话。(www.xing528.com)

这些现象只要仔细联系起来，是可以感觉到国民党政权要垮台的，但我们还蒙在鼓里。从镇里回来的第二天，我去见区长夏剑秋，他神色慌张，像生了病一样。他对我说：“东埠乡的乡长刘泽民前两天畏罪逃跑了，你就先代理一下乡长吧，等我报上去就把委令拿给你。”看他一副可怜的样子，我没表态。他又说：“你不要听信谣传，共产党一时打不过来的，婺源游击队是不会长久的，我们暂时避让一下，过一阵子还是要回来的。”他要我找些民夫帮他搬运家什物品。我被夏剑秋逼得没法，心想总算有了一份工作，加上自己头脑简单，一糊涂就答应下来了。在4月26日至29日4天里，我在乡里找了一些民夫，拿些财物给区公所和保安中队的一些当官的遣散家属。这就是我当了4天没有委令的乡长所干的事情。4月29日，风声更紧了，我就随夏剑秋逃到南安湘湖街，在湘湖街上我和夏剑秋分手了。他往乐平逃，在乐平洺口被解放军的大部队俘虏了，我只身来到了景德镇。

在景德镇，我住在南门头傅义铨布店（现在此处已拆除，准备建商业大厦）我的朋友傅全喜家。在傅全喜家，还有开烟店、卖布的。他们告诉我，景德镇的地下组织成立了维持会，组织男女青年敲锣打鼓、放鞭炮、扭秧歌，迎接解放军来市。他们说，以前听人说共产党、红军来了要烧光、杀光、抢光，吓得我们不敢上街，大门也不敢打开。现在我们门口放着开水，屋里烧着火，请冒雨巡逻的解放军战士进来喝口水，烘烘衣服，他们还不肯进来，说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是国民党的兵呀，不但要一抢而光，搞不好还要打骂你一顿。听到这些话，第二天，我也上街去看了看。我看到解放军战士有组织地在街上巡逻，身背枪支，穿戴整齐，行走时很威武，对老百姓决不乱来，下雨了也不躲雨，我被感动了。解放军在街上宣传党的政策，秧歌队在街上扭秧歌舞。我还发现一些旧职人员去登记什么，就问他们，他们告诉我：“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有宽大的政策，你快去登记自新，我们刚登记回来。”我看到一些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都登记去了，而且受到了宽大处理。第二天，我也到市政府对面的共和楼去登记，坦白了自己当“乡长”的经过。过了两天，军管会通知我到镇公所去。镇公所设在富强上弄，接待我的是新任浮梁县县长刘震同志。他是山东人，当时我看他高声问话的样子，心里很害怕，坐立不安，慢慢地我又看他说话很随便，没有官架子。他对我说：“你不用害怕，好好为人民服务，协助我们做好工作。”他让我认识了杨占禹、李如川两位同志，并介绍他们是去担任二区（即过去的浮东区）区委书记和区长的，要我给他们介绍当地情况，并一同回二区工作。

刘县长交代工作的第二天，我和李如川、贾玉田、孙先梅三位同志来到东埠开展工作。随后，杨占禹也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东埠。杨占禹为浮二区第一任区委书记，李如川为第一任区长。杨书记、李区长白天晚上都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他们教我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书，我把当地情况详细地介绍给他们。我们边学习，边工作，同亲人一样，使我消除了一切顾虑，按照李区长的指示，我召集了原在乡公所的办事人员汪佩奇、李庭菊、冯金龙、胡尚仁等人一起工作。接着又召集乡里各保长开会，李区长向大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布置预借征粮工作。8月上旬，新的东埠乡人民政府成立了，群众推选李先梅为首任乡长。当时与乡公所在一起，分开工作。1949年8月底，四野来景德镇接管二野的工作。9月间二野开拔，杨书记、李区长临行前又把我介绍给新的区委书记盛广山、区长朱忠起，组织委员姜佐周（现任江西省体委主任）。新的领导来后，区公所由东埠迁至鹅湖。我经常跟着三位领导下乡工作。他们对我很关心，耐心教育我，要我努力学习，彻底改造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0年7月，我在浮四区（区公所在三龙）政府任民政助理员，1952年10月调任浮梁县政府民政科科员，1955年3月又在浮梁县委任管理员。1951年下半年，我在浮梁县政府参加民政工作会议时，县长周继才要我到他那里去一下。他笑着问我：“你还记得当年在东埠有人向你借大米，要你送他们出村的事吗？”这时，我才想起来他就是向我借大米的那个人。周县长表扬我做了一件革命工作，我心里非常惭愧，就把代理了几天旧乡长的事给他说了。周县长替我惋惜，骂我太糊涂，看我流眼泪，又耐心教育我重新做人，好好工作，我表示一定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改造好自己的思想。1957年，我响应中央的号召，下放到万寿山垦殖场。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许多人一样，受到了一些委屈，直到1974年7月，政府又给我落实了政策，安排了工作，补发了工资。现在我也是林业局的离休干部了，5个小孩也都有了工作，晚年生活是幸福的。

[作者简介]张观福，男，新中国成立前夕任了四天东埠乡乡长。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革命，先后在浮梁县第二区、第四区，民政科和浮梁县委、市林业局工作过，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