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惠口述 石奎济整理
事情发生在第一区。第一区设在景德镇东南方向的××村（一说古田村），区长是孙圣文。
这个区设立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孙圣文与区委书记专程来景德镇向我做口头汇报（那时，县政府尚未迁旧城），说他们一区的区公所已经建立起来了，不久便要召开乡、保长会议予以宣布。我问他们：“当地有无特别情况？”他俩说没有，只是说到南山一带的江，有一段很深。可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那里常有土匪出没。听老百姓介绍说，有那么一段地方，一面是高山，另一面是深水，中间只有一条通道，土匪就窝藏在那一带地方，施行雁过拔毛术。商家欲过，必先贿赂，如若不然，在劫难逃。还说，国民党统治时，也曾派过武装人员去清剿，可就是找不到土匪的踪迹。那里村落不多，农户很少，是一个多事的地力。我把这些情况转告了他俩，提醒他俩不要掉以轻心。他俩汇报工作时，县长刘震同志也在，并插话说：“那儿的匪情，一定要查清楚。”他俩立即表示说，准备建立一个武装的区中队，以便应付不测情况，其成员由当地未曾北上的老红军们组成。
过了10来天，孙圣文同志又派人向我汇报：南山一带的土匪活动“真的很猖撅”，他们准备“派人去侦察”。我感到派人侦察须慎重，但那时一区不通电话，我当即写了一封短信，仍交送信人带去交给孙圣文。那信的内容是：侦察要慎重，即使去侦察，带人也不宜多。最好是我们不派人，而由商人或通过地方上的关系去摸底。不久，孙圣文又来信说，没有合适的商家做这工作，并说近几天土匪的活动更为猖撅了，他坚持要派武装侦察一下。当时我未同意，对送信人说：“等我们研究一下再定。”后来，区委书记也来找我，他与区长孙圣文的意见一致，请求带些武装人员出去“遛一遛”，最后我同意了，指示他们要“早出早归”。
孙圣文与区委书记商议后，把武装侦察的任务交给了区委委员，区农、工、青、妇的联合会主任李端忍，指令他选派几个区中队的战士白天出去遛遛，以保商家平安过往。一共给李端忍同志配备了6个兵。其中5个是刚建区中队时在本地新扩的，据说是红军走的时候留下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孙圣文区长的通讯员，名叫杨宜胜，20岁左右，个子挺大，人很机警。为了加强实力，孙圣文还将自己随身所带的20响手枪解下来，交给自己的通讯员杨宜胜使用。这是一支威力很大的手枪，可连发20粒子弹，所以谓之20响。这支手枪比李端忍的枪厉害得多，李端忍只有一支10响的手枪。
他们7个人，于某天上午10点从区公所出发，转了一圈子以后，平安无事，李端忍他们就在路边的小茶亭里坐了一阵子。约莫到了下午5点左右，他们开始起程回区公所。可是走到半路上，却听说那地方出乱子了，土匪把商人给抢了。李端忍一听，立即率领6人掉头折回出事地点，然而等他们赶到了那儿，又平平静静了。
这时候，太阳已快落山，杨宜胜感到天已不早，想起了领导“早出早归”的交代，即对李端忍同志说：“回区公所吧，否则不安全。”李端忍望望西边的夕阳，又看看南北的曲径，远近土丘起伏，路旁草木丛生，行人偶见一个，怪鸟时鸣一声，一种至高无上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说：“越是不安全的时刻，我们越不能走，群众的安全第一嘛。不到太阳下山，我们不能离开。”杨宜胜听后默然。
太阳下山后，从远处走来了3个带枪的人，李端忍迅即示意同志们散开，并叩问对方：“什么人？”对方说：“我们是县人民政府派来的。”李端忍不信，问：“谁叫派的？”有一位答：“刘县长呵。”他把“刘”字拉得挺长。李仍不信，说：“我们没听说”，继续严阵以待。这时，对方的人渐渐增加了，他们的头目也问李端忍：“你们是哪部分的？”李端忍告诉对方：“我是区中队的。”一听是区中队的，那头目的语调突然亲热起来，说：“原来是区中队的同志们，那就太好了！同志呀，我们确是刘县长派来维持这里治安的。都是一家人嘛，千万不要误会。若不信，可去问刘县长。”说话时，他们的人，枪口都向下地背着，这是一种不动武的友善表示。他们对我们的人，一会儿称兄道弟，一会儿又同志长同志短的，叽叽喳喳，好话不绝于耳。还说墙上的布告，都是他们从县里带回来贴的，等等。
李端忍同志听后，半信半疑，即要他们同去区公所。那头目说：“现在正是出事的时候，注视匪情要紧，明天回区公所吧。”李端忍不勉强他们，说：“那你们留在这儿，我们回区公所了。”说罢，率领6位同志欲走。那头目又急献殷勤，说：“同志们呀，等一等吧，下面不远有饭馆，炒几个菜，吃了晚饭再走，岂不更好？”李端忍带着几个同志转了一天，这时候肚子里确也饿得咕咕叫，一听下面不远有饭馆，心有所动，便问：“行吗？”那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说：“有什么不行？”“要菜炒菜，要酒有酒，可方便啦！”“一回生，二回熟，这一回就吃我们的吧。”经他们这么一说，李端忍决定吃了晚饭再回区公所。
杨宜胜对这支来历不明的武装极不信任，劝李端忍说：“天快黑了，不好跟他们去吃饭的。他们说是刘县长派来的，可咱又没证据，万一出了事，那就麻烦了。”其他5位新战士也异口同声地劝阻，说：“不能跟他们下去吃饭的。”这时，李端忍同志有所犹豫。
但那帮人愈益献殷勤，说：“去吧，去吧，这么晚了，哪能饿着肚子走路呢？”有的说：“是呀，是呀，回区公所还有很长一段路呢，吃了晚饭再走，会走得更快。”还有的说：“往日里出事呀，就是在这个时辰，也就在这个地点。看，我们就几根破枪，还担心对付不了呢。如果区中队的同志这时候不走，那就给我们壮胆啦！”在那些人的挽留声中，李端忍同志身不由己，跟着他们往下走了几步。
有一位新战士急了，在杨宜胜的耳边说：“千万不能跟他们去吃饭，快去劝劝李主任吧，这里的情况太复杂啦。”杨宜胜不便再三去劝，与5个新战士一起，磨磨蹭蹭地就是不肯下去。
这边，6位战士不愿下。那边，又七嘴八舌地穷拉扯。拉拉扯扯好一阵，眼看天都黑了，这时候，李端忍作决定了，对同志们说，“这时候走，不好。去吃饭！”
新战士见杨宜胜不肯开口再劝阻，其中一个就挺身而出说：“李主任，去不得的。”
但是，李端忍不但不听，还带着几分火气说：“听我的命令！”6位战士不敢违抗，这时候才不得不往下面跑去。
跑到下面，见有一幢瓦房，那伙人又恭请李端忍他们进屋。屋内亮着一盏煤油灯，灯光如豆，昏昏暗暗，像是蒙了一层雾，又好像罩了一张网。6位战士均有不祥之感，迟迟不肯进那黑屋。于是，李端忍又下命令了：“都进屋去！”[一说未进屋，而在旷场上]
进屋之后，那头目为了缓和场面上的紧张气氛，主动地抢先对自己的人说：“嘿，瞧我们的枪，也不像什么枪，有区中队的同志在这里，我们还抱着它干吗？统统放下来吃饭吧。”那个头目一吩咐，他们的人便应声把枪放下，统统放在一边了。李端忍见状，又命令自己的同志：“要放枪，都放下！”[一说匪众强逼李端忍交枪，否则便是“坏人”；为取得“群众”信任，李端忍主动交枪]
新战士一听，都急了，恳求地说：“李主任，枪不能放下。”李端忍一听，满脸怒气，硬要新战士把枪放下来，说：“人家放枪咱不放，这不礼貌。”新战士把枪一放，感到大事不好了，当即就有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但是，杨宜胜坚持不放下枪。他是随军南下的，又是孙区长的通讯员，因此有几分冒犯李端忍的胆子。尤其是他想到，自己所带的枪是孙区长给他的20响，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他也能凭这支20响应付它一阵子。李端忍责备说：“你这是不相信群众。”杨宜胜反驳说，“他们不像是群众。”他俩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双方争执了好一阵。这时候，天已漆黑了。
由于杨宜胜坚持不放下枪，场面上气氛僵极了。那些人没预料到杨宜胜会来这一手，都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那个头目也是结结巴巴，只是说“你看……都是自己人……何必这样？……”
李端忍见杨宜胜如此抗上，使他当众出丑，感到十分难堪，一股无名之火随即涌上心头，他一个箭步上前，将手高高举起，狠狠地打了杨宜胜一记耳光，同时把杨宜胜的手枪强行夺过，放下。
杨宜胜气得直跺脚，说：“我们全都死在你手里啦！”但李端忍仍执迷不悟，气呼呼地说：“明天，咱俩同去见县长！”
这时候，看热闹的人突然增多，他们一拥而上，把我们7位同志都捆了。对于杨宜胜，他们恨得咬牙，因而捆得最紧，打得最凶。面对土匪们的拳脚交加，杨宜胜同志疼在身上，苦在心头。
李端忍如梦初醒，痛苦地说：“我上当了！”
杨宜胜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你混蛋了！”(www.xing528.com)
土匪们把我们7位同志捆绑后，立即由小路带到一条溪边。溪边停泊着几只木船，土匪们又把他们推到船上。接着，竹篙一撑，木船向漆黑的大江中划去。划到江中时，他们又给每人绑上一块大条石，然后一矛一个，刺死一个，便扑通一声，连人带石往大江里沉！杨宜胜听得真，看得清，他眼见土匪们用此法处死了一个又一个，还听见船上的土匪们问：“这一个怎么办？”一位匪首答：“等一等，不能那么便宜他！”杨宜胜想：“还不知道土匪如何折磨自己呢，反正免不了一死，何必吃那土匪一矛？”他也来不及细想，主意拿定，便纵身往江里一跳。船上的土匪未及提防，慌慌张张地对着杨宜胜跳下去的江面，砰地打了一枪……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辰，被紧紧捆绑着的杨宜胜，被江水冲到了下游两里远的沙洲上。他静静地伏着，眼睛闭着，身子的下一半依旧泡在水里。
第二天上午，太阳都老高了，沙洲被照射得闪闪发光。久而久之，杨宜胜渐渐地感到脸上有点发烧，继而又感到身上发热，进而又感到沙粒发烫了。河风吹起的水浪，不时地拍击着他。他感觉到了水的拍击。他以为自己是被关在阴间的水牢里。他似乎记起自己是跳了河的，“一点也不错”，他心里说：“我确是一个水鬼。”但是，他又好像没有见着阎王爷。“不是说做了鬼都要去见阎王爷的么？”他心里问：“为什么我没见着阎王爷呢？”这样，他又开始怀疑自己的死来。“或许我没死吧？”他心里想。于是，他努力回忆已经发生过的事。他渐渐地记起来了：自己是被绑了的……被绑着推上了船……后来又跳了江……。“是这样的，”他心里说。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尝试着舒展一下自己的双手，但是怎样用力也舒展不动，他便确信自己是被绑着跳了江，而且至今仍被绑着。“这点证实很重要，”他心里说：“被绑着跳江，还能不死吗？”他迅即推翻了自己“没死”的设想，再一次认定：“我真是一个鬼啦，一个水鬼，不必怀疑的。”他的身子继续伏着，眼睛也照旧闭着。
太阳越来越高，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杨宜胜感到，自己的身子有如贴在热锅上，又像是掉进了炉膛里。“原来死人也怕热的，”他想：“这时候来一阵凉风该有多么好！”他热得难受，很想翻一个身，以便将姿态变换一下。他努力尝试了几回，没有成功，便将自己的脸翻转了一面。忽然，他似乎听到流水的声响了。为怕听错了，他仔细地听了听。“千真万确”，他心里说：“是流水的声音！”他又怕自己的耳朵不可靠，便想睁开眼来看一看。他抱着侥幸的心理试了一下，不料真的就睁开了眼睛。呵！他看到了太阳！太阳很亮，亮得刺眼，是一个好天哪！这时候，他又以为自己没有死。“死了，怎么能见到太阳？”他自问自答：“鬼魂不是夜间出来的吗？”他又看看身旁的水，水是绿绿的；他再望望远处的山，山是青青的。他决心要坐起来。他努力了好几次，最后他终于坐起来了。他发现自己竟被五花大绑着，“这是怎么回事呀？”他重新回忆了一遍往事。他终于记起来了：自己往河里跳时，身子是被绑着的，绳子的另一头还绑了一个大石头。“那个大石头怎么没啦？”……他不断地对自己发着问。过了片刻，他又记起，当他往河里跳后，他曾经听到枪声。“这一定是土匪们对着我打的。是不是老天保佑，枪没打中我，而把绳子打断了呢？”他相信有这种可能。坐了一会儿，他忽然看到了岸上有人在犁田。那牛拉着犁，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拐了一个弯，又一步一步地转回去了。他还听到了农民的喝牛声。他确信自己是看得清清楚楚，听得真真切切的。这时候，他完全清醒了。“想不到我还活着！”他想：“不过，我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想到这里，他开始站立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岸上爬去。他竭尽全力，终于爬上了河岸，但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感到心慌，头晕，力所难支，便在农民的田边坐了下来。
农民一心一意地犁着田。当他快要犁到岸边时，猛然发现一个五花大绑的水淋淋的人坐在他的田边，一下子吓傻了眼。他丢下牛和犁，没命地奔逃，边逃边大喊：“鬼！鬼！……鬼来啦！”[一说杨宜胜遵照渔人指引，绕道往西北行，行至龙头山村时，力所难支，于是昏倒在地，被当地一位红军家属送回市里]
远近的农民闻声赶来，围着杨宜胜问：“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杨宜胜答：“是人。”
众人问：“为何这等模样？”
杨宜胜扫视了众人一眼，编造着说：“我是一个商人，昨晚被土匪抢了，还把我捆绑起来，抛在江里。”
众人问：“你家住哪里？”
杨宜胜答：“家在景德镇。”说到这里，他怀着期望的心情望望大家，继续编造着：“我家里很有钱，虽然这次被土匪抢了，但不过是损失了一点皮毛，无关紧要。如果你们能把我送到镇上，我家一定会重谢各位的。”
于是，众人给杨宜胜松了绑，并答应立即送他回镇。但他感到头晕眼花，站立不住，要求各位好事做到底，设法借张小床，把他抬回市里。
不多久，农民抬来了一张靠椅，上面还铺有被条，叫杨宜胜躺着，并一鼓作气地把杨宜胜抬回镇上了。走到街上时，农民问：“你家商店在哪儿？”杨宜胜说：“你们先把我抬到县政府吧。这种谋财害命的事，应当先让人民政府知道。送到了县政府，自然会通知我的家里来接人。”农民们听了，觉得有理，便一直把杨宜胜抬到了市府的教育科。
时思文同志接待了这事。他走近担架一看，发现是自己的同志杨宜胜，大惑不解，连忙问：“怎么回事呀？”
杨宜胜摆了摆手，说：“赶紧把我弄去休息，到屋里再说吧。”
那时候，我正好到窑上去了。回到县政府后，我闻讯赶去看望了杨宜胜，当下，他把全部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听过之后，我为6位同志死去伤心[《景德日报》载牺牲5人，还有牺牲3人之说]。至于李端忍，我心中一半是爱，一半是恨。他是山东省成武县白浮区陈庄人，1945年在革命斗争中入了党。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为人厚道，对党忠诚，办事从不挑肥拣瘦，都是不折不扣、认认真真的。但是，他没有文化，缺少见识，这次终于轻信了敌人，上了敌人设下的圈套，不但自己送了命，还坑了5名新同志，若非杨宜胜生还，尚不知因何而死呢！我哀其不幸，也伤其太憨，心里有说不出的苦痛。
当时我们分析：土匪们一定认为我们7位同志全死了，他们会相信这次是杀得干净利落的，决不会料到杨宜胜同志还会生还。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土匪们一定若无其事，甚至狂欢作乐，决不会远走高飞的。于是做出决定，立即派兵剿灭。司令员张云说：“派一个连去。”我说：“派一个连不够。”翁可业说：“那就加派半个连吧。”
布置妥贴后，我到医院去看望了杨宜胜。医生说：“杨宜胜身上没负伤，已经恢复了。”我问他：“你还记得事发的地点吗？”杨宜胜说：“记得，只是腿脚不能行走。”
中午，我们给杨宜胜喝了一些鸡汤。天黑后，我们用担架把杨宜胜抬着，并派李建州同志随身护理。当晚8时左右，部队出发。军分区派了一个参谋，两个连长，一个指导员，同去指挥。
10点左右，我们赶到了出事地点。起初，由于天黑，杨宜胜有些辨识不清，但后来认准了下去的道路，部队就沿着那条道路运动下去，很快就把那个村庄包围了。我们逐渐缩小包围圈。不久，看见那屋里的灯了，再近些，便听到屋内的划拳声。不出我们所料，土匪果然在这里饮酒作乐。我们将枪口一齐对准他们，命令他们“举起手来！”土匪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没费一枪一弹，就把这批土匪擒获了，一共擒获了20多个[一说将全村人集中起来，让杨宜胜一一辨识]。
但在清点枪支时，发现少了两支我们的枪，一支是杨宜胜用的20响，另一支是李端忍用的10响。盘问枪的去向，土匪们如实招供说，这两支手枪，被他们的两个头儿分了。再问头儿的去向，他们说：“跑到乐平去了。”我们把这两个匪首的详细下落问明之后，便押着这批匪徒回市了。当晚，我们与乐平县县长马友庆同志通了电话，请他们配合我们活捉匪首。第二天拂晓，两个匪首便被乐平的同志抓获。抓获匪首时，他们睡得像死猪一般。原来他们在头天晚上也大吃大喝了，喝得醉成烂泥，杯盘狼藉的饭桌还未曾收拾呢。
前后不到三天，便破获了这件人命大案，并将这批土匪一网打尽，无一漏网，这在景德镇一带震动极大。有人惊恐，说：“共产党不好得罪。”有人叹服，说：“共产党干得漂亮！”
遗憾的是，李端忍等6位同志的遗体，我们一直未能找到。我们曾派船只打捞了5天5夜，还请来了潜水员潜入江底搜查，但是一无所获。杨宜胜同志虽然生还，但自那次以后，他的胃被水呛伤了，经常胃疼，一直未能根治。西进贵州后，我把他要了过来当通讯员，我夫人还给他找了一个配偶，后来他担任了贵州省人民医院的人事科长。但他的胃病日渐恶化，据说最后演变成了癌，于1983年病逝。
在贵州，我曾问过两位名医：“人跳了江，淹死了，还能活过来吗？”一位医生说：“我听人说过。”另一位医生说：“我亲眼见过。人死了一天半，最后活过来了。这种现象叫假死。不过假死的事例很少，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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