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徐州解放后，淮海战役结束。津浦、陇海铁路，由人民管理。湖西地区形势一派大好，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已被肃清，地委、专署、军分区进驻丰县城。各县亦相继归还建制，回到本县，继续征集粮食等物资，支援前线，开展民主建政，清查潜伏的残余匪特，惩处罪大恶极的汉奸、地主和杀害干部、群众的顽固分子，安定社会秩序，准备全面进行土地改革。
1949的年初春，地委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要求各级党委抽调坚强得力的干部，组成南下的队伍，随军前进，接管新解放区的工作。”号召各级干部踊跃报名，谁去谁留，由地委研究确定。这时，在丰县营级干部中，已秘密宣布：由二野组成“前线指挥部”，解放大军准备强渡长江天险，解放南京城，彻底推翻蒋家王朝。干部们闻之，欢腾雀跃，纷纷报名南下。我虽有家属牵挂（由老家沛藤边被还乡团定为“匪属”驱逐出境，投奔到军分区，安置在后勤处家属队做军鞋），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打消一切顾虑，也积极报了名。地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确定抽一、二把手和各部门的得力干部，并指示各县也照样做。现在还大体记得：地委抽书记陈璞如同志（留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李广德同志），组织部抽副部长王林岗同志，宣传部抽陈健吾同志（留副部长葛步海同志），还有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褚振民同志，妇女委员会副书记苏健同志等。专署抽副专员王立然（地委民运部长或地委委员）同志（留专员鹿渠清同志），还抽了办公室主任时思文、民政科长王传珍、教育科长牛林枫、政法科长周化民等。军分区抽副司令员张云、副政委翁可业、政治部主任王之翰等（留司令员王根培、政委况玉纯、参谋长余克勤等）。还从县里调来罗伯珩、张世珠同志，准备参加行军中的党委会。
2月5日，地委接到冀鲁豫区党委的通知：要求各地南下干部于2月28日到菏泽集中整训学习。地委的人按时到达，各县也自行按时到达，都驻在菏泽附近的晁八寨。惟陈璞如同志因回渤海探亲，我回微山湖告别祖母并安置她的生活，都迟回丰县几天，我们共坐一辆马车，也迟到菏泽几天。整训学习的时间是一个月。学习内容是：《目前形势和任务》《1949年的任务》《新区注意事项》等文件。并且还练习过独木桥以及行军竞走等。学习后期，宣布了组织名称：区党委组织的“摊子”叫“南下支队”，总数为3960人，我们湖西地委（因叫三地委）排为第三大队，共602人。大队长张云，政治委员陈璞如，副政委翁可业，参谋长黄友若（由军区调来），政治部主任王林岗，副主任王之翰、陈健吾、罗伯珩。王国陈、田炯分别担任组织、保卫工作，后勤处长徐敦伦，卫生处长刘道生，作战股长魏效存，侦通股长刘毓华，总务股长李兴勤，政治指导员张焕彩。3月底，整训学习结束。
4月初，开始行军。我们这个大队于4月1日或2日下午5时到朱集（商丘）车站上火车。坐的是客货混合列车，夜间经过徐州车站。在昏暗的电灯光下，站台上的建筑物，都陈旧破烂不堪，大概是刚刚解放后还没有修整的原因吧？比六年前我在这里工作时，日本统治时期还凄凉。天明后到达蚌埠，大桥已被敌人破坏。我们从浮桥上过淮河，河里停泊和行驶的木船，还是以前的模样。经过大街小巷，到处残墙断璧，破屋漏房，比比皆是，呈现战后的破坏痕迹。我们到蚌埠车站又上火车，到合肥下车，又步行到20多华里的烟墩宿营。素有军事常识的黄友若同志对李兴勤同志说：“向大家宣布两条：一、到这里吃大米饭，‘换肠胃’。不要吃得太饱，防止拉肚子，不消化，生胃病；二、要开始长途步行军了，不要喝米汤，防止‘烧裆’，影响走路，受痛苦。”可是，到开饭时，大家看到雪白的大米饭，油光的大米汤，比起小米饭、窝窝头、白开水，要好吃好喝的多了。大多数同志狼吞虎咽，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白天并不觉得难过，有人说：“老李瞎说，怕多吃了公家的粮食”，晚饭仍照样吃。到了夜间发生问题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先害肚子胀痛，接着就拉起稀屎来。天亮后，有些人拉了五六次，眼睛陷下去了，肚子还在胀痛。卫生处长刘道生同志赶快拿来消炎、化食，补充水分的药，叫按时按量服用，又叫炊事员给他们煮稀饭，不能再吃干饭了。第二天，他们才恢复了健康。从此，大家吸取了教训，不敢吃得太饱了。几天以后，大家的饮食渐渐习惯了，虽然吃饱了，也不再闹肠胃了。
第二天晚上，县营级以上的干部到合肥大戏院，由宋任穷同志主持，听张鼎丞同志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交代新区政策和注意事项。开始他先说明：最近身体不大好，不能大声讲话，只能小声慢慢地讲。不到半个小对，他的声音越讲越大，字字入耳。他接着脱掉上装，只穿着衬衫和背心，边讲边打着手势，大家热烈地鼓掌。讲了两个多小时，还不见有疲劳之状。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一致赞扬，“他老人家真是老当益壮，看不出老态龙钟的状态。祝愿他更加延年益寿，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第三天，我们开始长途行军了。按照支队的要求：每天行程60华里，遇到大雨大风，路途太滑，可以适当减少。每周休息一天，有些喝过米汤的同志，特别是肥胖的同志，走起路来，裤裆出水，黏糊糊的，很不好受。摩擦久了，出现红肿，岔开双脚，歪歪扭扭，造成掉队落伍，由后面收容的同志搀扶前进，感到惭愧不安。从此，大家不敢再喝米汤了。在行军中，最辛苦的是总务股和炊事班的同志了。所带的给养，除了队员每人携带的一袋米（约六七斤），剩下的就是他们挑抬着。到了宿营地，安排了房子，还得再筹备给养，购买蔬菜，煮饭炒菜。我们参谋人员工作并不繁重，只是在行军中，派出侦察员了解情况，选择宿营地，布置警戒，大休息时，才架设电线，与各中队联系，调查社会治安和风俗习惯，别无他事。
我们是乘火车从商丘至蚌埠、合肥，在合肥略为休息，并听了张鼎丞同志传达七届二次中央全会精神，又沿公路从合肥至安庆。一路上山清水秀，草木荫绿，稻田满水，大河小溪流水淙淙，村庄错落有致，一派南方风光，比起我们湖西平原，另有俨然不同的景色。只是有些大的集镇，还残留着战后的痕迹。被蒋军砍伐的树桩，历历在目。蒋军修筑的堡垒，有的已被摧毁坍塌，有的倾斜欲倒，有的虽还矗立着，很像火烧后的残骸，与整齐民房极不相称。我们只顾赶路，没有更多的精神审视这些繁多复杂的景物。行军一开始，老天爷似在与我们作对，阴雨接连不断。大雨之后，就是细雨蒙蒙，上面雨具遮盖，下面虽高挽裤脚，稀里哗啦地往前趟，裤子常被泥水溅湿。即使雨过天晴了，路上还是稀泥流淌，脚上的鞋子常是湿的。再加上公路高低不平，坑坑凹凹，石子尖棱，有些路段已被敌人破坏挖断，增加了行军的困难。我们脚上穿的多是北方平原的麻底布鞋，一两天鞋底就通了。石子刺着脚心，实在疼痛难忍幸有刘道生同志会打草鞋，他教给我们用旧衣服打草鞋，穿起来比布鞋还结实舒适，我们都感谢他传授这门技术。黄友若同志是湖北人，却对安徽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非常熟悉。一天下午，我们驻在距安庆100多里的村庄，他和爱人阎雪丽到附近山上散步，采来一手绢野菜，我们都不认识。他说：“当地人叫佛手菜，也叫娃娃拳，就是贵州的蕨菜，越嫩越好吃。”他亲自用开水烫了一下，再用清水泡上，用刀切碎，叫警卫员到老乡家买来几个鸡蛋，到伙房拿来菜油，炒出来，请我和赵广玉、郭嗣平同志去品尝，味道很鲜美，改善了一次生活。支队传来了捷报，主力部队于4月21日，突破长江天险，胜利渡江，23日解放了南京，“八一”军旗插上了蒋介石的总统府，我军继续向上海前进，要求我们加快速度，尽快接管新区的工作。大家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振作精神，加快脚步。有些伤病员，经过治疗和团结互助，也勉强跟上，不愿落后。从蚌埠到安庆有700多华里，只用了21天，就胜利到达了（其中还在桐城停留了3天，等候国民党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拒绝签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才下达渡江命令）。我们渡江的时间是4月26日夜11点，适值风平浪静，天上还眨着星星。乘坐的是木帆船，只用橹棹，没有扬帆。大队下达命令：“禁止打电筒，也不准点火吸烟。防止敌机前来轰炸。”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顺利登上南岸了。在黑暗的夜幕中，我们还隐约地看到：被摧毁的碉堡、地堡群残骸；被炸坏的电网、铁丝网；塌陷了的堑壕；乱七八糟的鹿砦、阻碍物等。为注意安全，预防隐藏残匪捣乱，我们登陆后，又走了20多里夜路，天明宿营在回龙庵。
大队领导告知，二野已确定：支队到上饶成立赣东北区党委，几个大队成立上饶、贵溪、鄱阳地委和景德镇市委，我们三大队去景德镇。从回龙庵到景德镇约300华里，只用了5天的时间。5月2日上午10时许，进入景德镇市内。
在行军的路上，市委、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和各部门、各县的组织机构已经确定：军管会主任石新安（五兵团的政治部副主任兼），陈璞如兼副主任。浮梁地委和景德镇市委书记兼市长陈璞如，专员兼副市长王立然，组织部部长王林岗，宜传部部长陈健吾，社会部长兼公安局局长罗伯珩，秘书长李旭华（褚振民已在路上调支队）。刘子重工会主席、苏健妇女主任、张世珠青年团书记，分别负责主持团体领导工作。市府办公室主任时思文，文教局长朱煜如，政法局局长周化民，公安局副局长主惠珍、牛林执、孙敦善，工商局局长辛霞光，财政局局长朱增运，银行经理李金榜，贸易公司经理卢绍善，邮政局长李遵周，生产局长徐涛。警备司令员张云，副政委翁可业，参谋长黄友若，政治部主任王之翰。司、政、供、卫、组、保是行军大队的部门负责人，不再重列。中共浮梁县委书记康文惠（兼市委党校校长），县长刘震；乐平县委书记张西华，县长马友庆；德兴县委书记、县长由皖浙赣游击队调来，名不详，组织部部长徐传祥；婺源县委书记张庆钊，县长罗文启。同时决定成立乐平专署，王立然同志任专员，各部门仍是市府的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景德镇是个古老的市镇，号称“瓷都”，多数砖瓦房虽是旧的，但还整齐清洁，石板和泥沙路面也算平坦。有些瓷窑冒着黑白烟缕，证明尚在进行生产。它背靠昌江，距鄱阳不远，实为鱼米之乡。新中国成立前，这里还是专员公署所在地。我们进入市区，各界人士夹道欢迎。我们刚进大街口，迎面竖立着一座“功德牌”。上面书着柳体大字四个，倒也苍劲有力（字已记不得了）。下署专署袁××的名字（以后了解到：袁某并不通书法，这是请人代写的）。市委、市府的人数多，进驻旧专署、警备司令部一个大院；警司人数少，进驻旧专员的别墅莲花塘，倒也清静幽雅。简单地安排了一下办公室和宿舍（多数是两者兼用），即开始进行工作。市委召开了会议，首先拟就市委、市府、军分区联合安民布告，连同《约法八章》《二野进军命令》及时张贴出去。接着，指定张世珠同志筹备“五·四”青年节活动，形式要隆重些，借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五·四”运动的意义（因为“五·一”是在路上度过的，未能举行纪念，也要表达出来）。我们在工作中，认真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管一切物资，从未动用民工，所用的粮食，都是自己组织力量，到十几里或几十里外去运。最辛苦的是后勤人员，库房里的被服等物出现了霉变，自己晾晒，处长徐敦伦同志也亲自参加。有些军装、被子、蚊帐等，太脏，抬到河里清洗，晒干了再入库。这些模范行动，受到群众的称赞，都说：“当年的红军又来了！”警司的警卫连要扩大为警卫营，动员青年参军，几天之内，由原来的几十人，扩大到300多人（其中有投诚后不想回家的一部分）。表现最积极的是：大昌源学徒工胡继开、王全忠、靳雄飞等。各县也扩建了警卫营，区建立了区中队，为清剿残匪，维护社会治安，保卫群众生产，作了军事上的充分准备。
5月10日，皖浙赣游击支队到景德镇来会师。在团结大会上，两方面的首长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大家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奋斗。我为了表达热烈场面，向《景德日报》报道了消息。我本来不会写诗，在激情促使下，也动笔写了一首不像样的小诗，题为“献给皖浙赣支队”，亦被《景德日报》刊登。诗曰：
亲爱的皖浙赣同志：
首先向您行个“欢慰”礼，
以表达我的敬意！
您活动在遥远的南方，
饱尝了艰辛险阻的滋味，
同日寇、蒋匪苦斗七、八年，
更锻炼、壮大了自己。
您已成为皖浙赣的人民保卫者，
打击、歼灭了恶魔，
保卫着群众的利益。
为了党与人民的使命，
不怕艰苦困难勇敢地战斗。
您紧紧地团结了江南的人民，
依人民做靠山，
与人民建立了血肉的联系，
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清剿、扫荡，
一直坚持到胜利的今天。
您创造了新的战术，
获得了歼敌制胜的光辉成果；(www.xing528.com)
您正确执行了党的指示，
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您创设了“皖浙赣”游击根据地，
给新区工作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作为今后开展工作的楷模，
您积极主动配合了大军南下，
是人民的功臣，
党的好儿女，
朱总司令的优秀战士，
解放江南的向导，
解放全国的尖兵。
您听说兄弟部队来了，
不怕山高路远，
不怕踏泥、涉水、淋雨，
兼程前来会师。
我们来自北方，
不了解江南的情况，
工作不知从何做起，
只有虚心向您学习，
学习您宝贵的斗争经验，
学习您艰苦奋斗的精神，
共同携起手来前进，
迎接全国解放！
游击支队改编为独立团，作为市区的骨干武装，执行当前的重要任务。原支队司令员倪南山任浮梁军分区兼景德镇警司司令员。
接管工作尚未结束，婺源、德兴等县农村，在潜藏的匪特和封建势力煽动下，以反动会道门头子王金发等为首，诱骗不务正业的群众，组织“大刀会”，制造大刀、长矛，设坛升旗，念经拜佛，要与政府作对。他们破坏征粮借粮，奸淫妇女，抢劫群众财物，杀害我外出工作人员。大刀会活动以边远山区婺源为甚，最多达两三千人。警司警卫营，为保护群众利益，掩护工作开展，配合婺源警卫营，前往清剿驻剿。我们结合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慰问烈军属和留落下来的老红军，拜访士坤名流，请他们协助部队劝说受骗群众，前来悔过登记，回家生产。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刀匪基本肃清，头子王金发被击毙，缴获大批长矛等武器。群众纷纷控诉刀匪和六十八军过境时拉伕派款、抢劫财物等罪行。与此同时，还接受伪保警大队长张鸿泰率4个中队200多人枪前来投诚，进训练班学习。由于他不接受教育改造，又逃跑为匪，在内讧中被杀。
鄱阳地区北部与我区毗连，土匪和刀匪继续骚乱，新编的独立团和主力部队一个连，前往清剿。经过近1个月时间，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歼匪300余人，其中俘虏96人，缴获各种武器数百件。胜利归来后，市委、市府、警司于8月10日联合举行庆功大会，表扬了剿匪以来的有功部队和英模人物，欢宴连级以上的干部，更加激发肃清残匪的热情。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浮梁五区在区委书记朱启荣同志的率领下，击退企图抢粮的刀匪700余人，当场毙匪18人（其中匪首3人），杀伤14人。受到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通令表扬。
我们初到后，由于人地生疏，情报的获得是很困难的。只靠访贫问苦，结识进步人士，了解一般社会动态和土匪、会门道的一般概况。在市内联系了瓷器工人江保罗，在农村结识了失业建筑工人方仲英，他们提供了一些比较可靠的情报。自与皖浙赣游击队会师后，其侦察参谋张××，既是当地人，又是地下党员，对地方情况非常熟悉，对匪情了如指掌，在剿匪和社会治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临别时依依不舍，西进贵州后，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十年动乱中，被造反派抄去了通讯录，忘记了他的姓名和通信地址，从此失掉了联系，回想起来，实在可惜！
剿匪基本结束时，警司作了一个战斗总结。据极不完整的统计，从4月30日到8月30日（包括游击支队前段战果），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2170余人（毙168人，伤154人，俘396人，投诚1452人），缴获重机枪1挺，六〇炮3门，轻机枪36挺，冲锋枪39支，步枪2147支，短枪163支，各种子弹近6万发，电台2部，电话总机5部，单机35部，收音机7部，公粮5225石，以及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宝剑、药材、器材、服装等等。并得出了四条经验，可供以后新区剿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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