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对新疆大加赞扬，表达愿任新疆学院院长

高启荣

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一面消极抗日，一面积极反共，制造摩擦，蓄意重新挑起内战。杜重远先生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行为，非常愤慨，多次公开谴责，因而蒋介石对于杜重远怀恨在心，欲图拔掉这个眼中钉，杜重远与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逐渐尖锐化。他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斗争遇到了很多阻力，个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这时，盛世才在新疆打着“亲苏、联共”的旗号实行“六大政策”的新政，杜重远认为新疆必将是抗日的后方基地，加之与盛世才是故友，他打算协助盛世才建设新疆，把新疆建设成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

由于内地与新疆交通断绝，消息闭塞，对于新疆的情况不甚了解，他很想到新疆看看，了解具体情况再做定夺。为了实现他的夙愿，表面上接受了国民党交通部委托，赴新疆与盛世才洽商沟通西北交通问题。于是，便于一九三七年十月，第一次到新疆考察。

当时，新疆的政局虽然基本稳定，但是盛世才的地位还不稳固，他在争取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的同时，也希望他的同乡亲友协助他巩固新疆政权。因此，杜重远到了新疆，受到盛世才的热烈欢迎和款待。杜重远也因此感动，对于盛世才个人和新疆新政，大加赞扬。

杜重远听取了盛世才的介绍，并查阅了当时的《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了解了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情况。返回汉口后，在《抗战》三日刊上连续发表了《到新疆去》的通讯，对新疆的情况，作了饶有趣味的介绍，引起了内地广大读者的兴趣。

一九三八年四月，作者把《到新疆去》的通讯，汇辑为《盛世才与新新疆》，并请邹韬奋同志写了序，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在文化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反响。许多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受了他的宣传影响，积极要求到新疆工作。

杜重远对新疆的情趣极浓，他从新疆回去几个月，又应盛世才的代表张元夫邀请，于一九三八年六月第二次来新疆考察。因参加国民参政会议，于七月初匆匆返回，这次在新疆时间虽然较短，但应新疆地方的要求，对建设新疆第二个三年计划的设想，进行了协商。

一九三八年十月，新疆地方政府，拟召开全疆第三次代表大会，邀请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派代表参加。当时，杜重远是国民参政员，便派他为“中央代表”，参加新疆的三全大会，同时受孔祥熙委托，与新疆当局洽商开采金矿事宜。

“八·一三”上海沦陷后，杜重远的家从上海迁到香港九龙，《立报》经理萨空了同志也随报馆到了香港。《立报》的另一个经理，是个反动分子，他在《立报》上发表了诬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文章。萨空了因此和他发生口角，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不便共事，在此情况下，杜重远劝萨空了一同到新疆去，萨空了再三考虑，接受了杜重远的建议。经与盛世才电报联系，盛世才同意萨空了来新疆。

九月二十七日，杜重远和萨空了从香港到了武汉。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正好在武汉。杜重远和萨空了在胡愈之同志家里，拜见了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叙谈了他们与蒋介石和其帮凶的矛盾和到新疆去的打算。周副主席介绍了新疆的近况，告诉他们邓发、毛泽民等同志在新疆工作。叶参谋长鼓励他们说：“你们去很好，可以很好合作。”十月十四日，杜重远和萨空了从武汉启程，十五日即抵迪化（今乌鲁木齐）。

杜重远这次来新疆，逗留的时间比较长，约两个月。他在这段时期，广泛接触了参加三全大会的各族代表，参观了教育、建设、民政、财政四个厅，迪化市大、中、小学和各民族的文化促进会，搜集了各类资料，写了《三渡天山》的通讯，在《全民抗战》上陆续发表，向广大读者介绍了新疆的风土民情和工业、农业、交通、财政、文教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

杜重远和萨空了在新疆访问期间，盛世才要求他们两人留在新疆工作。杜和萨表示同意，但是，先得回关内办理移交工作，搬迁眷属。盛世才不放心，怕他们回去不回来，硬要让他们先行任职，再回关内办事。盛世才让杜重远任教育厅或民政厅厅长，杜重远不愿担任政府官员，表示愿培养抗日建国人才，要求任新疆学院院长职务。于是便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就任新疆学院院长和新疆边防督办公署高等顾问，萨空了担任了新疆日报社副社长，这样，才返回关内。

他们回到重庆，在曾家岩五十号又拜见了周副主席，交谈了新疆情况。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杜重远抱着“为祖国奠定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与自己的家属、高滔、鲁少飞、萨空了的家属一道，乘机来到新疆。

二月二日，共产党员郭慎先同志接任了新疆学院教务长职务。二月二十日左右，杜重远就到新疆学院视事。从共产党员林基路同志任教务长开始，新疆学院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一九三九年，是这个黄金时代的最盛期。林基路同志遭到盛世才的诬陷离院时，新疆学院正以他新疆高等学府的崭新面貌蓬勃向前发展。当时，新疆学院设政治经济系、教育系、语言文学系，附设两个高中班。教师十六、七人，学生二百余人。杜重远担任院长，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雄心壮志，欲图大干一番事业，于是从关内招来四十几名学生，增设了土木工程系，聘请了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张仲实同志任教。通过邹韬奋同志介绍，邀请史枚、赵丹、徐滔、王为一、朱今明、叶露茜等同志到新疆教学或从事文化工作。同时，托萨空了同志从香港购来三卡车图书，其中不少是张仲实、艾思奇、沈志远等人编写和翻译的马列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生活书店出版的其他各种进步书刊。

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后仍然坚持林基路同志倡导的“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和“学用合一”的教学方针，每星期六做一次抗日形势的时事政治报告。一次他在东门外的广场上，向机关干部和同学们作报告，时间长达四小时。那天有点小雨，可是，在场的听众个个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倾听。他那渊博的知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演说，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紧紧地叩击着听众心弦，激励着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杜院长除了主持校务，还讲授语言文学系的国文课，他讲课生动活泼，富有趣味，时而咏诵古诗，时而穿插歌。听完一堂国文课，不仅使学生增长了文学知识，而且也是一次优美的艺术享受，杜院长鼓励学生多写日记，他亲自批阅修改，每晚夜深人静，杜院长的办公室里还闪烁着灯光，他在灯光下全神贯注地为学生批改日记。

杜院长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一次，讲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带领学生到野外练习打游击。练习结束后，做了总结，强调必须注意纪律。

杜院长要求师生严格遵守校规，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如上早操，每天和学生一起跑操，锻炼身体。每天查学生的早晚自习，每晚熄灯后还要检查学生宿舍。

杜院长平易近人，与全院师生同吃同劳动，生活艰苦朴素。他在学生食堂里搭伙，与同学们同饭菜。每逢大扫除他都是带头劳动。

杜院长是一位可贵的爱国主义者，平时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杜院长组织全院师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请茅盾同志做了“五·四”运动的报告。他亲自作了“五·一”“五·三”“五·七”“五·九”和“五·卅”等事件的报告。他们两人的报告，同时发表在院刊《新芒》上。同时，他还发动学生，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大街小巷的居民中，宣传抗日政治形势，号召广大群众募捐支援抗日前线。

杜院长富有文才，文笔流畅生动，在新疆学院任职期间，也发表过不少文章。当时他兼任《反帝战线》编委，并主编院刊《新芒》，撰写过不少传播进步思想的文章。

著名作家茅盾和张仲实被聘请到新疆学院任教，全院师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杜院长激情满怀，奋笔疾书了一首《欢迎沈雁冰、张仲实老师之歌》。歌词是：

我们新新疆青年，

来自天山南北，(www.xing528.com)

四方八面，

欢迎啊，欢迎！

青年的导师，

来为充实学院而战。

我们欢迎你们领导，

发扬边疆文化光芒。

我们都在新疆学院学习，

培育青年之责，担在你们双肩。

团结、紧张、质朴、活泼，

哪怕黄沙万里，戈壁无边，

我们是新疆的青年，

我们选择战，战！

抗战建国成功不远！

杜重远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那热忱爱国的革命精神；一切为公，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严肃认真，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勤劳朴实的生活作风，很像经过延安革命熔炉锻炼的革命战士，深受全院师生的爱戴和尊重。

一九三九年七月，新疆学院组织了“新疆学院暑假工作团”，杜重远任团长、张仲实任副团长，率领了二百多名各民族的师生，到北疆的昌吉、呼图壁、乌苏、精河、伊犁、独山子等地考察并宣传抗日。他们每到一地，在墙壁、电线杆等醒目的地方，书写宣传抗日的大标语，召开群众大会，由杜重远或张仲实作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然后表演宣传抗敌的文艺节目，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在暑假工作团的宣传推动下，各地群众纷纷募捐寒衣，开展献金运动，为支援抗日前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年九月，周恩来副主席去苏联途经迪化，盛世才设宴欢迎，邀请杜重远作陪。席间，周副主席向杜询问了茅盾和张仲实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建议在新疆学院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杜重远欣然接受并且亲自讲授，宣传了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新疆学院师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由于杜重远努力办学，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在群众中的威望日高，引起了盛世才的嫉妒。更重要的是，盛世才的本质是反动军阀，善于投机，玩弄阴谋手段，千方百计地限制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因此，到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接二连三给杜重远找岔子，进行打击压制。这时，杜重远初步意识到盛世才不怀好意，也悔恨自己发表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三渡天山》等通讯集，过分吹捧了盛世才，骗来了不少进步青年，自感负疚。教务长郭慎先（郭春则）同志曾多次安慰，但杜重远的处境确实进退维谷。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遂于同年十月间，托病写了辞职报告，盛世才即刻同意，并限制了他的自由，把他软禁起来。

杀人魔王盛世才，本来早就要谋害杜重远，但是其本人却蒙在鼓里。以为盛世才受了坏人的挑唆，产生了误会，所以连续向盛世才写了两封信，一方面表白自己是光明磊落的，一方面对盛世才的一些错误提出了中恳批评。这不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更加激起了盛世才的仇恨。在软禁后期，他发现盛世才背信弃义，要求回关内，或去苏联学习，盛世才均予拒绝。

一九四〇年三月，萨空了离开了新疆。临行前，他给周副主席写了一封信，留给毛泽民同志，等周副主席回国，请他转交。萨空了在信中，请求周副主席营救杜重远。周副主席在回国路经乌鲁木齐时与盛世才交涉，要杜重远与他同机返回关内，盛推托说：“等下次飞机送他返回关内”。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慑于德意日法西斯表面强大，迅速向右转，反苏反共，准备投靠蒋介石，残酷迫害进步人士，严密监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人员。当时，杜重远还没有完全看清盛世才的反动本质，以旧友关系，对盛多次直言相劝，因而更加触怒了盛世才。遂以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于同年五月十八日将杜重远逮捕，囚禁于特别监狱。给杜加上了“受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的派遣企图破坏抗战后方”的罪名。全案牵连千余人，不少由杜介绍到新疆的爱国民主人士也被关入监狱，不久，又给杜重远加上了“托派”的罪名，严刑逼供，屈打成招。

一九四一年九月，盛世才别有用心地要周彬（毛泽民）同志复审杜案，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绝非托派，硬说我是托派，此系最大痛苦者也，比受酷刑还苦。”审判结束，周彬据理说明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完全是虚假的，建议盛世才“有慎重处理之必要”。当时，杜重远的旧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胡愈之等多次来电来信营救，盛回电称：“杜之行动，确有破坏后方事实，且曾获得证据多件，如杜之亲友对此案有任何怀疑者，可至新参观证据。”借此搪塞，拒绝释放。

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彻底撕下伪装，公开投靠了蒋介石，逮捕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人员，又自相矛盾地给杜扣上了“苏联间谍”“秘密共产党员”等罪名，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员复审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一九四三年五月，蒋介石派王德溥、朱树声、季元溥、郑大伦等人，前来新疆复审杜案。其实，王德溥等来新疆，主要目的是摸清盛世才的动向。他确知盛世才决心反苏反共，有投靠蒋介石的诚意，授意处死杜重远，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盛世才与军医处少将处长兼新疆医院院长侯汝弼，早就密谋杀害杜重远，王德溥等人离开新疆，盛便下了毒手。

早在一九四二年春，因盛世才脸上生疮，让侯汝弼上药，上完药，盛对侯说：“杜重远刚来新疆很好，以后变坏了。”正说时，盛的儿子进来了，盛改话题，让侯到承启处接电话，接电话时接着说：“杜重远当了新疆学院的院长，拉拢学生和教师，组织政治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企图破坏新疆。这是不能允许的，这种人不能留，我想用毒药把他毒死，你看怎么办好？”侯答：“可用毒药。”同年夏季，盛世才打来电话，向侯要杀鼠药，侯按原定预谋，从药房里取了十片升汞（化学分于结构As2O3，中药名称砒霜），派人送到承启处。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盛世才派人将杜重远从特别监狱“请”出来赴宴。杜重远来到小客厅里，盛的心腹和忠实爪牙已在那里“恭候”，盛满脸堆笑，假惺惺地迎上去说：“重远仁兄，我今天与你相会，既感到惭愧，又感到高兴。惭愧的是我的老朋友在狱中受了委屈，高兴的是我今后能与仁兄一道，为建设新疆，争取抗战胜利继续共事。”说着端起一杯酒，很礼貌地敬给杜重远，自己也端了另一杯，在座的人也恭恭敬敬地端起酒杯，盛说：“为杜仁兄早日恢复健康，干杯！”这时杜重远以为误会解除，高兴地端起酒杯与盛碰杯后一饮而尽。稍候片刻，感到肚内不舒服，盛命令卫士把杜搀扶到另一客厅里，又给杜一个削了皮的苹果，劝他吃了压酒。杜重远勉强吃了两口，感到腹内疼如刀绞。这时，才知道盛对他下了毒手，便大声呵斥：“盛世才，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披着人皮的狼，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语音未落立即休克。承启处的宫振华给侯汝弼打电话，要他快来东花园急救病人，侯去时，杜重远坐在院子里的一个椅子上，盛的卫队团团长盛世骐，大队长汤执权站在旁边，两个卫士扶着杜，杜重远面色青紫，七窍出血，呼吸急促，脉搏微弱，病情十分严重。侯便给打了一针“强心”针，杜重远很快停止了呼吸。盛遂命令卫士将尸体从东花园石墙上推下去，秘密掩埋，又命令侯汝弼假造了死亡证明书。

杜重远先生为了抗日救国，几渡天山，献身新疆，壮志未酬，含冤而死。杜重远虽然牺牲已经四十年，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高尚情操却永远留在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心中。

（原载《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